蒲剧戏班的传统习俗（转）
2014-05-20 10:3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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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迎祺：蒲剧戏班的传统习俗2006-12-25
11:57
旧时，蒲剧艺人在舞台生涯中，为了给自己铺平道路，并求得戏曲发展，通过四处奔波演出，形成了许多相约恪守的习俗。
娃娃班里打戏子
过去，戏剧界没有公办的培训教育机构，蒲剧演员的来源，全靠民办教娃娃学戏的班子，这些科班就叫做娃娃班。它们大多是富豪人家和艺人们以此为职业自己举办的，设备简陋，教师保守，唯一教学手段就是体罚。所以，旧时的演员，多数是从娃娃班里“打”出来的，因此，人们就习惯地叫做“娃娃班里打戏子。”
说起娃娃班打戏子来，令人毛骨悚然。“戏子”二字便含有鄙视之意。从“打”字顾名思义，就反映了娃娃班的训练教育方法，不是说服，而是压服、降服；可以看出娃娃们受
着攻击、压迫、煎熬、折磨和皮肉之苦；似乎也使人面临鞭子、棍子、绳子、板子。要入娃娃班，首先进行测试。面试，看形象如何；口试，须问清姓名、年令、籍贯、家庭情况，从中听口齿是否清楚，声音好坏；检验躯体，则抓住娃娃，摸头、捏脸、掰嘴、看牙齿、掐腰、拨转身体、查腰、验腿……。若是合格，家长必须和班主订立入班文契。其中必须写上“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某人氏，为了教小子学艺，愿送儿子某某某入某娃娃班求师。三年之内生死病亡，寻死上吊．一切不测，与班主无关，概不追究。恐后无凭，立此契约为据。立约人，徒主某某某，班主某某某”的字迹。契约上还要摁上徒主的红色印泥一指手纹，娃娃才能入班。这个红指印，摁出了娃娃的生生死死，苦苦乐乐，摁出了孩子一条不可推测的前途；不知有多少家长把孩子送入戏班后，提吊着心，洒着眼泪回去。
娃娃班是最苦的，挨打、受骂、吃耳光、遭暗棍这是常事。因此，娃娃班在所有孩子们的心中，莫过于最黑最黑的地狱，最冷最冷的冬天，最长最长的寒夜。然而，若不是为了有口饭吃，谁家会愿意把孩子往那里送呢?娃娃班的纪律和处罚办法，五花八门，有的赛过刑罚。一般纪律都有“五不”：不准随便外出，不准单独活动，不准给家里人捎信，吃饭不准跑，戏未演完，没有角色也不准早睡。违犯上述规定者打!其花样有打手板、抽皮鞭、爬板凳、背绑吊打、猴儿啃桃即把头塞进孩子自己的裤裆，用竹片沾上水打，一打一层皮，有时则让孩子昏死了过去。对于逃跑的娃娃，抓回来用绳索绑住手脚，或用一条链子锁住脖项关起来。有的班还规定：凡逃跑者，学唱须生的割一只耳朵，学唱旦角的剁一个无名指，学其它行的，打折一条腿。试想，扮演须生的短一只耳朵还怎么挂胡子?饰旦角的少了无名指还怎么亮相?
娃娃班的生活既苦又单调，每日天不明，都要到离住地四五里地的野外去练功，拿顶、喊噪、踢腿、下腰、跑圆场、练台步，从夏天练到冬天，从清晨的荒坟野地到月夜无人的练功场，从唱功到做功，好苦!好累!练功苦，演出更苦。凡移台赶戏，十之八九都是连夜赶路。班主怕孩子们跑，一人一只胳膊地绑住，串在一起，连睡觉时都不让解开。
孩子们一天最幸福的时刻，恐怕就是睡觉了，可是睡觉的地方更是差的可怜，常常是“铺的地，盖的天，头下枕的一块砖。”行李卷中不能打枕头，两个孩子一副铺盖，枕着两块砖，打通铺睡觉。孩子们在班里，除了练功学戏和劳动外，还干不成什么事，最好的是在戏班里坐开场。所谓坐开场，就是开戏前，前场己打了开场锣鼓，演员还没有化装好．为了不冷场，支应观众，前台要坐一个人，这个角色就叫做坐开场。在蒲剧里这个角色，往往头裹将巾，身穿短褂，坐在凳子上怡然自得地唱着干瘪的“自幼入学堂，读书写文章。”“箭是雕翎箭，弯弓上马弦，弹打空中鸟，英雄出少年”等剧词。人们都知道这是戏班开场的规距，一般没有人注意到他。然而，坐开场确实是一个不引人注意、费力不讨好的小角色。退场早了，演员还没化好装，便招来一番辱骂：“你急得回后台死呀!”退场迟了，台下观众等的不耐烦，也要骂：“还不滚回去，坐在那里等死哩!”难啊！早不是，迟不是。
在娃娃班苦熬一二年，才能分行当、正式教戏。形象五大三粗，声如闷雷者，肯定是净角的料子；生的清秀，底气不足，但很文雅，可归小生行；举步娇娆，声音较细，算是小旦；长的瘦小，眼神滑稽，自然分成丑角；剩下那些胖的、矮的、眼小的、苯拙的，还暂不能分行当，有的说不定跑一辈子龙套!为了混碗饭吃，也心甘情愿。
清末民初乃至抗日战争，蒲剧班社繁荣昌盛。据河津县1963年戏剧资料普查后汇编的《戏剧文物资料称》。清末民初，河津戏剧活动极盛，以成班为业的即达四十二人之多，各地举办了许多娃娃班，为蒲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演员，对推动蒲剧的发展与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蒲剧前辈老艺人王丙申、刘振候，常振都曾经回忆：从光绪年间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左右，晋南著名娃娃班约有五十多个，分布在临汾一带的主要有：
开办最早、历史最长的襄汾牛西娃娃班，班主(旧称公主)马成群。从光绪年间开始至抗战前，历时三十余年，共办十三个班，培养的蒲伶，遍及晋南各个班社。时有“戏班没有牛西娃娃就唱不成”之说。蒲剧著名正旦冯安荣、王月发、小旦孙广胜、武旦罗天明等，即出师于此班；
曲沃席喜元娃娃班，蒲剧著名小生袁小瑜就出于该班；曲村赵有勤娃娃班，出名的学生有正旦李兴盛(艺名“竹叶青”
)、二净刘兴吉(双吉)、小丑姚序堂、武丑姚继堂等；洪洞侯村申先林的娃娃班， 1915-1916年（民国四五年）建立，培养有著名小旦韩桂林(艺名“老少迷”)，五大名演员筱月来等。
颇具盛名、影响面广的原临汾县马怀娃娃班，1918年（民国七年）)在景家湾成班，徒弟有著名小生舒名贵、须生景留根(艺名活朝廷)、曹福海等，实习演出，涉足四方，东至安泽，西去蒲县．南到河津，北赴霍州，都受到赞扬。
襄汾邓庄老二娃娃班，1914-1915年（民国十五六年）举办，五大名演员杨虎山便出师于此科班；洪洞县跃子村祁金生娃娃班、白石村娃娃班及安乐村刘三娃娃班，这里有驰名教师郭世奎(艺名一千三)，培养有名旦张根增(艺名月里娥)、名丑一撮毛。
闻名平阳的洪洞苏堡村娃娃班，1929年（民国十八年）成立，班主燕声楚、史文锦，学生有人们熟知的郭德有、正旦张金榜(艺名雪里梅)、小旦牛五福(艺名万人迷)，大头老生呼东明等。
方圆百里最大最好的襄汾三公村娃娃班，建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班主王占亭，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张庆奎(艺名十三红)，便出师于此。
襄汾柴氏村李万金娃娃班，培育有著名小旦樊铁成、韩守贤(寿仙)、小生黄正卿(艺名十二红)以及牛喜成、冯占奎、段腊八、崔秀山等。
举办在山区乡宁城里的庞海荣娃娃班，门徒有著名小旦田郁文(艺名筱来香)、小丑赵才旺、崔创业等；还有马家河马彦武娃娃班，高徒有名丑吴永胜、著名须生张盛义、小旦王万华等。
临汾蒲剧娃娃班，可分三种类型：
一是连续举办。三年一期，第一年练基本功，第二年分科(行当)学戏，第三年登台实习，最后出师离班。出科一批，另收一批。如此循环，层出不穷。
二是娃娃班一次办完，为建立正式演出班打基础。训练期满，学生出师后，便变成以娃娃演出为主的戏班，并逐步更名，成为有“学号”的班社。如“得胜班”、“仁意班”、“太和班”、“新盛班”、“兴宇班”等名称。
三是随团培养，以戏带功，以师带徒，以老带新。演出经济收入，归班主所有，娃娃们基本上是吃饭没工钱。年龄长大后，可输送到其他班社扛大梁，演主角。这种类型，既是娃娃训练班，又是娃娃演出团。
蒲剧娃娃班的建立，除个别以同乐会(吹鼓手组织)为基础外，绝大部分是由热爱蒲剧、志同道合的人们，自筹资金举办的。如原临汾县马怀建班，就是卖了祖先遗留的十亩水地，与乡友史占奎、安月子、解荣庆，共同组建起来的，自置戏箱，自聘教师，自筹班址，独立锅灶。所以，这些娃娃班，纯属于群众自发的艺术组织。
过去，凡是蒲剧名伶，大多是从娃娃班里吃尽苦头熬出来的。这都是由于旧制度和戏班形成的陋习所决定的。
“祀神”与“敬绅”
“祀神”，反映了人们对神的崇拜与敬畏。蒲剧戏班过去都供奉有“梨园神”，说是唐明皇。相传，唐玄宗李隆基，在宫殿里设立了一个名叫梨园的戏班，后人就称他为戏班的“祖师爷”，并供奉起来，称为“梨园神”。但另有一说，戏班设有“正神”和“副神”，每到一个地方，都把他们供奉于后台，谁也不准随便触摸，否则，对戏班不利。“正神”与“副神”，均为一尺左右的木制傀儡。“正神”头戴王帽，身穿王蟒；“副神”又名“喜神”，身穿普通男装，除敬祀外，还可作为道具使用。“正神”一般用于皇帝、皇后临殿。如《二进宫》中的李艳妃怀抱的太子即是。“副神”则可饰演一般官宦或平民人家的襁褓婴儿，如《三上轿》中崔秀英所抱的婴儿即是。
蒲剧艺人们对“正神”与“副神”，每月初一，十五各祭一次。每次跪拜毕，成班(班主)与掌班分坐桌旁，对半月内误场或发生其他事故的人员，予以评处，名为“祀神理事”。
戏班每在一地首场演出前，要按照庙内神祗的好恶，依例扮演《二进宫》、《香山寺》、《龙凤配》、《阴阳树》等不同剧目。登台前，先由全体演员穿戴整齐，列队入庙，在献殿前肃整如仪，然后再行登台，俗称“拜溜”。“拜溜”后举行“安身加官”，其程序是：由一演员戴白色假面具，身穿承相官服，手持三轴布制条幅，依次展开，上面分别写着“当朝一品”、“福禄寿三星”、“指日高升”，再根据本庙所祀之神，口呼“加官”。如“给财神爷加官!”“给关老爷(关公)加官！”“给火神爷加官！”“安神加官”结束，便开始正式演出。如果遇有县官看戏，也必须行加官仪式，程式与“安神加官”同。旧时的人们，多以祀神为由，招徕戏班演出，其场所均在寺院或庙宇的戏台上(有时称乐楼)。如果遇到戏台座北向南，就是违反了神规(按过去的常例，神殿面南，戏台面北)，这时，戏班就将腰刀一把、红髯一个，挂于戏台中央，以示驱邪，直到三日戏终为止，否则，会给戏班带来不祥。
如遇新建戏台落成的首场演出，还要举行“破台”仪式。由二净扮作红脸，口戴红髯，一手握三股叉，一手抓住公鸡脖子，出场后用嘴咬断鸡脖，将鸡血洒在台上，以此除妖驱邪。民间随之形成一种风俗，认为二花脸有化凶为吉的神功。
旧时代社会混乱，戏班艺人们的生存常常得不到保证，为躲避各种灾祸，戏班采取了许多于已有利的保护措施，以使自己能平安无事，并有较好的经济收入。所以旧时唱戏，首为“祀神”，次为“敬绅”(缙绅)。否则，艺人寸步难行。戏班每到一地，先由掌班者带领小旦到当地缙绅家中拜客，口称“戏主”，如果遇到流氓无赖猖獗之地，还要恳求缙绅同意，在三尺红布上写上“某某某(缙绅的名字)戏班”，挂在台前，方可免遭无赖的骚扰捣乱。
每逢春节闹社火时，艺人们化好装后，先去庙堂祭祀，然后走街串巷挨门挨户祝福。每到一家，咏诵一些吉利话，如“男人种地女织布，和和气气闹家务，指望全年收成好，儿孙满堂全家福，”讨个皆大欢喜。这些古老的习俗，一方面，是艺人们在万民齐乐时，内心喜悦的流露；另一方面，也含有与居民搞好关系，为以后的演出活动打好基础的意愿。
透过戏班这些心意风俗的外表，我们可以感受到，艺人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对艺术真谛的追求。
点 戏
过去，戏曲班社在乡村演戏时，有“点戏”的习俗。即演出剧目不得由戏班定点，要由村、社的头目之人或权威人士指定。其方式是：当预约戏班在这里演出或在开演之前，由报单子者，拿上写有戏班全部上演剧目的摺子，俗称“戏折”，找到该村分管唱戏的村首，社首或会首来选择决定演出的剧目。有时“村首”还要去找村里那些能说会道、有身份、有学问、懂戏剧的绅士挑选而定，这样，戏班才可进行演出。
“点戏”的习俗，由来已久。唐代崔令钦在他所著的《教坊记》中明确记载：“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上以点墨者即舞，不点者即否，谓之进点。”后来人们把在剧目单上指定所演的剧目称谓“点戏”。由此看来，戏班演出“点戏”的习俗，来源于唐代宫廷教坊歌舞百戏演出的“进点”。
1986年，在山西省运城市西里庄发掘的一座元墓中，有一副杂剧演出的脚色壁画，其中有一人便手持一戏折，并写有《风雪奇》一个杂剧剧目，可见“点戏”之俗，源远流长。
“点戏”的习俗，不止旧社会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剧团在农村演出，仍然遵循这个规距。只是“戏折”变成了“演出剧目表”或“剧目单”。如此“点戏”习俗，既可以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又能使戏剧演出团体，按照群众的意愿去编创和排练剧目，更能密切剧团与人民的关系。
过河乘船不付费
过去，平阳有一种传统习俗，凡戏班人员与戏箱乘船过河，一律不付船费，这是为什么呢?
传说，古代的一个夏天，适逢讯期，在六月十五日这天，戏班全体伶工，行头戏箱，满载木船，渡河转台。刚刚离岸，突然周围乌云滚滚，雷鸣电闪，顷刻，倾盆大南瓢泼而来；接着便是河水暴涨，掀起恶浪。不料，大船被浪涛裹挟，陷入旋涡．撞得团团打转，难以前进。此刻，全船人员雨水淋漓，又面临覆舟之险．个个静悄悄憋着气，提心吊胆，只听得洪水怒吼，船夫呼号，经过搏斗，才排除危难。孰料，船行至河心，被激浪冲破，水一直往船里冒，船不断下沉，人们惊慌失措，呆若木鸡，就在这岌岌可危之时，戏班打板师傅高喊：“有了!”这一声像洪钟似地惊动了全船人手，他急忙拿出“字板”(打击乐器，俗称撩扳，山三片木板制成。)将船漏洞堵住。大伙齐心协力用手掬、用碗舀，清理了积水，救了全船。从此，戏班与船户结下了生死之交，订立了戏班乘船时不付费的规矩；以后渡口添置新船，也必须在船底挖“字板”大小的缝口，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头镶嵌其中。以示纪念。同时，戏班于每年六月十五日，要在当地渡口义演三天，名曰祭祀河神，感谢船户。
戏班的“字板”和打板师傅，因立过大功而视为神圣，所以“字板”不许闲人胡摸乱碰，打板师傅也备受艺人尊敬。每当开戏前，演员们都要向打板师傅叩头作揖。一方面乞求打板师傅掌握好节奏，使他唱的称心如意，方面表示敬重。
把丑角当皇上
相传，唐玄宗李隆基酷爱戏剧，在宫廷里设立了一个名叫“梨园”的戏班，自然他是班主。后人称他是戏班的“祖师爷”。
据说一次在排演节目时、生、旦、净、末俱全，惟有丑角没人应工。因为丑角在戏班里属于插科打诨的角色，面部要抹上白豆腐块，称三花脸。演戏时，还要求灵活、机敏，白语、唱腔幽默动人。李隆基看见这个角色不可缺少，却没人扮演，正在为此犯愁，忽然有人提议：“请万岁充当这个角色吧!”唐明皇听了．不便推辞，就毅然慷慨，充当了剧中的丑角。出乎人们的预料，李隆基确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滑稽大师，他演得惟妙惟肖，十分出色，所以，后来排戏时，他就成了当然的丑角了。
从此，凡戏班丑角都受人尊敬，也很特殊。旧事戏班有个规矩，后台摆有很多戏箱，供演员演出时在台上休息或默戏之用，生、旦、净、未各有定位，不准乱坐，惟有丑角可以任意选择，甚至在戏箱上睡觉也没人干涉，就是由于当时唐明皇扮演了丑角之故。
这个故事流传到民间，人们把丑角当皇上看待，所以戏班在乡下演出时，那些爷爷奶奶们总要抱上孙孙来到后台，请丑角师傅给娃娃打个三花脸，以图吉利；化装后，还要给丑角以“红封”，表示酬谢。其中隐喻着孩子打扮成三花脸，长大后也会像古代的皇上一样，大富大贵，反映着人们的良好愿望。
（本文作者系临汾市文化局干部、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