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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先例；30年后的8月15日，锦州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揭碑。两件事情对比强烈：前者，标志日本帝国主义阴魂不散；后者，意味着中华民族民族国魂长存。
作为一所学校
位于人民街桥洞北侧的锦州市铁路高中身处闹市，鲜为人知的是，其南院“隐藏”着一处近百年历史的义勇军抗战遗址——东北交通大学。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揭碑仪式后，这里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尘封于这里的历史也层层揭开。
顺着锦州铁路高中正门旁的水泥小路南行50米，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中间，一座新建的仿制欧洲巴拉克风格的大门之上，“东北交通大学”6个繁体大字映入眼帘。穿过大门沿小径南行数十米，即来到当年的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张学良铜像前。铜像高约5米，张学良手托军帽，眉头紧锁，目光炯炯。
东北交通大学成立伊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都与这所大学有着颇深的渊源。初建时，学校占地面积达130亩，相当于1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设有运输系、商业系、财务系、交通管理系四个科系，承担着为东北地区培养铁路交通人才的教学任务。翻看黑白老照片，可以想见当年学校的盛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出入往来，带着希望，憧憬未来。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学校被迫关闭，“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尚未沦陷时，张学良决定在此暂设辽宁省政府行署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因此，锦州成为当时辽宁的军政中心；1932年1月锦州沦陷后，这里成了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成为驻锦州国民党军队驻地；解放后，重回人民手中，北院改建为铁一中，后更名为锦州铁路高中。2012年，锦州市政府在原东北交通大学的东南角建成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公园和遗址纪念馆。
“一馆两厅”
如今，近10000平方米的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公园还保留着300多平方米的张学良办公室，虽经近百年的风霜雨雪，它能够近乎完整地伫立于此堪称奇迹，现已改建成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遗址纪念馆。黄墙、木门、灰瓦，近似现代落地窗的设计，古朴典雅中透着一股子洋气，让人不得不感激其设计者——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远瞻性设计和超越时代的品味。站在这里，你甚至想找一扇能够穿越时空的门，一脚踏进入旧时代，闻旧时书香。
经过重新粉刷的木制地板虽吱嘎作响，但依然保持着坚固和平整。房间自然不再是旧模样，而是赋予了新的使命。
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遗址纪念馆内部布局为“一馆两厅”，东面第一展室为抗日义勇军创建地展厅，由锦州市委宣传部、市政协文史委、市社科联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共同主办。通过“锦州——抗日义勇军发祥地”主题大型宣传画及抗日义勇军创建地主题展版，详细介绍了东北交通大学的历史沿革、“辽宁军政两署”西迁锦州、黄显声在中共党员刘澜波的协助下出台发展抗日义勇军的《收编加委方案》、高鹏振创建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等重要史实，展示了抗日义勇军在锦州兴起、迅速发展到辽宁乃至东北大地的过程，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宋九龄等抗日英雄的事迹。作为抗日义勇军创建地展厅的主要设计者和撰稿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副会长刘景毅和特聘研究员张桂芝付出了大量心血。浏览一份份旧报纸、旧照片，我们似乎回到夹杂这复杂情绪的过去，掀起一段尘封的记忆。
在展室南侧，并列着抗日义勇军的主要缔造者黄显声、中国地下党员刘澜波、义勇军将领宋九龄三座塑像，令人肃然起敬。
西南第二、三、四展室为东北交通大学校史展厅。其中，第二、三展室展示了如道岔、信号灯、车钩等大量当时学校教学用模型，展出学生论文、课程设置、校园生活等教学活动史料。第四展室复原了当年的张学良办公室，里面陈列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照片及辽宁军政两署的部分文物。梳妆台、太师椅、床榻、摇把电话都保留着老样子，透出难以名状的沧桑。而公园西南郊的宋九龄率义勇军攻打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留下的带有许多枪眼的门柱残垣，作为佐证，记录下历史长河的那些事件……
从这里走出“血肉长城第一人”
参观东北交通大学遗址，更像是翻开一本历史书，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
当张学良决定设立“辽宁军政两署”的时候，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作为其中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于1931年9月末在东北交通大学“辽宁军政两署”主持召开了辽西八县公安局长会议，要求各县积极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并决定组建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迎击西犯日军；10月上旬，又召开多支民众抗日武装首领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组建抗日义勇军，出台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这份文件在抗战历史上至关重要，它对抗日义勇军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为辽宁乃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黄显声也因此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缔造者，被世人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出版的《历史永远不能忘记》一书写到：当时“一些赴北平的抗日志士，也介绍至锦州黄显声处，各方请缨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活动的中心”。
到1932年年初，黄显声和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共收编加委了56路义勇军、27个独立之队、6路骑兵。其中80%在辽宁地区，仅在辽西地区最先发展的义勇军就有30多路（支队），达10万余人，为抗击日寇的侵略建立了丰功伟绩。
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时光荏苒，时代变迁。今天，这里再也不见枪林弹雨，只闻鸟语花香。我们站在遗址前，能做的应不仅是回忆、记录和缅怀，更多的还是铭记和珍惜：铭记先烈曾抛洒的生命和鲜血，珍惜他们以此换来的盛世太平。
作为一所学校
位于人民街桥洞北侧的锦州市铁路高中身处闹市，鲜为人知的是，其南院“隐藏”着一处近百年历史的义勇军抗战遗址——东北交通大学。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揭碑仪式后，这里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尘封于这里的历史也层层揭开。
顺着锦州铁路高中正门旁的水泥小路南行50米，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中间，一座新建的仿制欧洲巴拉克风格的大门之上，“东北交通大学”6个繁体大字映入眼帘。穿过大门沿小径南行数十米，即来到当年的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张学良铜像前。铜像高约5米，张学良手托军帽，眉头紧锁，目光炯炯。
东北交通大学成立伊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都与这所大学有着颇深的渊源。初建时，学校占地面积达130亩，相当于1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设有运输系、商业系、财务系、交通管理系四个科系，承担着为东北地区培养铁路交通人才的教学任务。翻看黑白老照片，可以想见当年学校的盛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出入往来，带着希望，憧憬未来。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学校被迫关闭，“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尚未沦陷时，张学良决定在此暂设辽宁省政府行署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因此，锦州成为当时辽宁的军政中心；1932年1月锦州沦陷后，这里成了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成为驻锦州国民党军队驻地；解放后，重回人民手中，北院改建为铁一中，后更名为锦州铁路高中。2012年，锦州市政府在原东北交通大学的东南角建成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公园和遗址纪念馆。
“一馆两厅”
如今，近10000平方米的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公园还保留着300多平方米的张学良办公室，虽经近百年的风霜雨雪，它能够近乎完整地伫立于此堪称奇迹，现已改建成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遗址纪念馆。黄墙、木门、灰瓦，近似现代落地窗的设计，古朴典雅中透着一股子洋气，让人不得不感激其设计者——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远瞻性设计和超越时代的品味。站在这里，你甚至想找一扇能够穿越时空的门，一脚踏进入旧时代，闻旧时书香。
经过重新粉刷的木制地板虽吱嘎作响，但依然保持着坚固和平整。房间自然不再是旧模样，而是赋予了新的使命。
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遗址纪念馆内部布局为“一馆两厅”，东面第一展室为抗日义勇军创建地展厅，由锦州市委宣传部、市政协文史委、市社科联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共同主办。通过“锦州——抗日义勇军发祥地”主题大型宣传画及抗日义勇军创建地主题展版，详细介绍了东北交通大学的历史沿革、“辽宁军政两署”西迁锦州、黄显声在中共党员刘澜波的协助下出台发展抗日义勇军的《收编加委方案》、高鹏振创建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等重要史实，展示了抗日义勇军在锦州兴起、迅速发展到辽宁乃至东北大地的过程，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宋九龄等抗日英雄的事迹。作为抗日义勇军创建地展厅的主要设计者和撰稿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副会长刘景毅和特聘研究员张桂芝付出了大量心血。浏览一份份旧报纸、旧照片，我们似乎回到夹杂这复杂情绪的过去，掀起一段尘封的记忆。
在展室南侧，并列着抗日义勇军的主要缔造者黄显声、中国地下党员刘澜波、义勇军将领宋九龄三座塑像，令人肃然起敬。
西南第二、三、四展室为东北交通大学校史展厅。其中，第二、三展室展示了如道岔、信号灯、车钩等大量当时学校教学用模型，展出学生论文、课程设置、校园生活等教学活动史料。第四展室复原了当年的张学良办公室，里面陈列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照片及辽宁军政两署的部分文物。梳妆台、太师椅、床榻、摇把电话都保留着老样子，透出难以名状的沧桑。而公园西南郊的宋九龄率义勇军攻打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留下的带有许多枪眼的门柱残垣，作为佐证，记录下历史长河的那些事件……
从这里走出“血肉长城第一人”
参观东北交通大学遗址，更像是翻开一本历史书，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
当张学良决定设立“辽宁军政两署”的时候，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作为其中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于1931年9月末在东北交通大学“辽宁军政两署”主持召开了辽西八县公安局长会议，要求各县积极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并决定组建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迎击西犯日军；10月上旬，又召开多支民众抗日武装首领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组建抗日义勇军，出台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这份文件在抗战历史上至关重要，它对抗日义勇军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为辽宁乃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黄显声也因此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缔造者，被世人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出版的《历史永远不能忘记》一书写到：当时“一些赴北平的抗日志士，也介绍至锦州黄显声处，各方请缨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活动的中心”。
到1932年年初，黄显声和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共收编加委了56路义勇军、27个独立之队、6路骑兵。其中80%在辽宁地区，仅在辽西地区最先发展的义勇军就有30多路（支队），达10万余人，为抗击日寇的侵略建立了丰功伟绩。
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时光荏苒，时代变迁。今天，这里再也不见枪林弹雨，只闻鸟语花香。我们站在遗址前，能做的应不仅是回忆、记录和缅怀，更多的还是铭记和珍惜：铭记先烈曾抛洒的生命和鲜血，珍惜他们以此换来的盛世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