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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华自传《我在新中国追梦的历程》
一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以来，已经三年多了。在这期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遭遇。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则是在疫情爆发之初，临时无奈地取消了回国的机票。也正因为这样，使我永远地失去了与胡宝华先生再见的机会——2021年5月4日，在微信上突然接到了诗人胡永明发布的父亲因病去世的讣告。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今天，我都没能有胡老先生已经走了的实感。以后，胡永明的太太舒爱萍给我发来了她女儿（胡老先生的孙女）写的悼念爷爷的文章，又读到了她自己写的《那一天我写的日记》（见《文笔精华》2022年12月刊），在那字字句句、有形有色的记叙里，才开始让本人有了现实感。
胡宝华先生是上世纪大跃进时代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他自1952年进入上海电机厂以后，从大跃进年代开始就写了很多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70年代他又接受了工厂党委的指示，在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里创办了两期“文科班”，在他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下，为社会培养了一批至今依然还在文坛上活跃的文化人才。作家肖关鸿在纪念胡宝华先生的文章中说到，胡宝华是上海最早的一代工人作家，他的离世，意味着在中国“工人作家”这个称号被划上了句号（见肖关鸿著《最后的工人作家》，公众号《书知道》）。可见胡宝华先生在上海文坛史上有着多么浓重的一笔。
二
我认识胡宝华先生是在有幸成了工厂“五一工大”首届文科班的学员以后。本人是文革中的“老三届”，67届初中生。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口号声中，于1968年11月踏进了位于上海市西南部闵行地区的上海电机厂。当时的闵行还属于市郊地区。对于人生蓝图中过早的学业中断，过早的手握锉刀榔头柄，自己曾经不知所措。1971年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全国高校开始直接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当时电机厂也有一名清华大学理工科的名额。这对我们这批在68年进厂的数千名“新工人”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有多多少少的人就像是疯了似的梦想着去。但是馅饼的滋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尝到的。
在自己默默地调整失落情绪的每一天里，有一天突然传来了“五一工大”要开办“文科班”的消息。由各车间推荐一名，经工大审批决定取舍。没想到这回倒是让我尝到了馅饼的滋味。
在进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除了在车间里跟着师傅学习技术，练基本功外，对电机厂这个“万人大厂”的五脏六肺其实都知道得不多。当初只知道本厂的 “五一工大”是根据毛主席的“7?21”指示办的理工科大学，并不详细它为何又会开办文科班，也没多去追求其所以然。最近在读了胡老先生写的“追梦”，才知道了当初胡老先生是接受了厂党委的指示，以“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为明确的目标。
胡老先生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当时工厂里“任务不足，小年轻东游西荡没有事做，荒废青春，实在可惜”，厂党委从“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的大的方面考虑，委派自己创办文科班。作为大跃进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名“工人作家”，胡宝华先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又下决心，要与众不同，“办出自己的特色”。
至于本人是怎么有幸被推荐进文科班的，具体的也已记不清了。只是记得当初自己曾经写过纪念毛主席来电机厂的小诗，被收进厂部汇编的诗集，以后此小诗又被报社采用——这应该是自己写的文字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报纸上吧——兴由此而来，于是提笔书写，争取发表似乎成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可能就是自己能成为文科班的首届学员，跟着胡老先生学习写作的原因之一吧。
三
记得文科班的学制是半脱产两年，一周上两天课。教师全部是胡宝华先生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请来的。当时正是“停课闹革命”的时期，对大学里的教授们来说，经受着度日似年般的煎熬。所以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形势下，来到工厂里使之称贤使能，对他们来说那是求之甚难之事。而对我们这些徘徊在荒凉的文化沙漠中的学员来说，能听到名校老师的讲课那才真正是有如神助，求之不得。
文科班在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文化知识、文学理论的学习后，要进入文学创作的实践阶段，就是根据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从第二年开始深入现场收集材料，为接下来的作品写作做准备。我被安排去制造线圈的六车间的技术部门，那时那里正有一项技术创新的成果要发表，我要采访创新成果中的人和事，然后在班里做汇报，谈写作打算按文学创作的语言来说，就是提出作品构思。
在汇报自己的采访内容、提交写作构思时，我的想法被否定了。记得当时大家是这样跟我说的，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最忌讳的是陷入描写技术革命、技术创新的具体过程，虽然说人物的思想行为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但是千万不能让人随着“过程”行动，即不能让“过程”成为主线，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写出人和事。这也就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些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我们在学习中听到过，但是对初写作者来说，要把握好分寸实在是很难的。不经过实际练习也是无法领会的。虽然我的这个“第一次”失败了，但是凡事起始的失败总是有价值的。以后文科班出版了反映工厂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对我们每一位习作者来说，可以说都是得之于“失败之母”的恩惠。
胡老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在《萌芽》《上海文学》等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还把他的作品汇编成集出版。所以当我们一旦进入实践采访构思阶段，因为只有他是小说写作的实践者，只有他是有着丰富的实际写作经验的，因此他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老师。但是他却从不轻易地发言在先。如果是班级讨论会，他总是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一边。他从来没有盛气凌人，也根本没有师道尊严，对于我辈的“失败”，有的总是鼓励、鼓励、再鼓励。
胡宝华著《龙腾虎跃》
站在学员的角度，我们要在半脱产的境况下练习写作，既要承受时间不足的压力，又要承受写作总是失败的压力，尤其是在找不到突破口时，焦躁、烦闷、气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无论是成功者还是所谓的“失败者”，胡老先生对谁都一视同仁，绝对没有厚此薄彼。这其实是胡老先生为人善良、淳朴的本质的很自然的体现。
本人在70年代末离开了电机厂，以后又跨洋渡海旅居海外。胡老先生多次嘱我在回国之际一定要与文科班的同学相聚，还特意替我整理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并说只要我有了归期就要直接告诉他，由他出面联系大家。刚开始从闵行来市区，还要乘坐长途汽车徐闵线，但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每次都会出席，而且每次都要叮嘱大家几个字。记得在2006年，也就是在他进闵行福利院之前的一次聚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上次（大概是2003年吧，也许本人记忆有错），我给了大家三个字：“干、干、干 ”，希望大家发奋图强，干好自己的工作。今天我再要给大家三个字：“发、发、发 ”。你们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独担一面了，从今以后是“发”的时候了，我要祝愿你们“一发再发，一发不可收”。
在首届文科班的成员中，以后有走上上海市级领导岗位的，有在报刊担任责任编辑的，也有在出版行业勤耕播种的……。分散时，大家各居一方；一旦相聚，大家又是同窗学友，彼此鼓励交流乃为主题。本人认为这样的风气与胡老先生的辛勤播种、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面对胡宝华先生培养年轻文人的功绩，大家也都有自知之明。肖关鸿引用魏晋时代阮籍的话，很直率地说，文科班成员的出世成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见肖关鸿著《最后的工人作家》）。而文科班的年轻人能有拔犀擢象的机会，与胡老先生的磊落胸怀、悉心培养是绝对分不开的。
四
在工厂里，当胡老先生穿着工作服出现在你面前时，他就是一位很普通的工人，你绝对不会想到他还有一个“作家”的身份。当他穿着一套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觉得他温稳文雅，似在工人群中是难以得见的文人雅士。记得那时我常常会在工厂的中央大道上碰到他，他总是微笑着，和蔼可亲地跟我们年轻人打招呼。他曾担任线圈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与我同宿舍的两位室友正好是六车间的工人，说到胡老先生，大家都说他人老实，不虚假不奉承，为人方正质朴。
他1959年加入了共产党，1960转为正式党员。以后曾任厂党委的宣传干事，线圈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等。1965年5月1日，毛主席来上海电机厂与闵行地区的工人共度“五一”，作为厂党委宣传干事，他不但见到了毛主席，还是熬夜布置会场的组织者！在本人看来，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荣誉，这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享有的至高荣誉。
1965年11月，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他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
1975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赴京出席了这次大会；
1992年，他年满花甲从电机厂退休了，这使他能更集中精力读书、思考、写作。尤其是在2009年2月入住闵行区福利院后，他受到闵行福利院的亲切关怀。为了方便他的学习写作，福利院专门为他配置了一间小书房。我去看望他时，他乐呵呵地带着我去看他的小书斋，告诉我把它取名为“夕爱斋”。
他在“夕爱斋”完成了《解味〈红楼梦〉》《不灭的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漫谈》《夕爱斋诗文选》和《我在新中国追梦的历程》等五部著作，他还专门研究了《红楼梦》，面对红楼梦研究专家们的学术论断，他在《文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直抒己见。仅从上述的书名及所示的内容来看，你就可以揣摩到他在晚年是怎样一如既往的勤奋。
胡老先生在即将退休前，有一部分的精力开始移向了编写史志。他不仅上京参与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军工史》（1992年）的写作，还参与了上海市机电一局，闵行区，当然包括上海电机厂的各类史志的写作。同时也协助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和闵行社会福利院编写了《华一村村志》和《闵行社会福利院院志》，还不时地为闵行区侨联的《侨报》《侨刊》等报刊撰文。
胡宝华书写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心得
为了表彰他退休后生命不止、学习不休、挑战年龄、不断树立追求目标的精神，2003年上海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向他颁发了“退休职工学习标兵”的荣誉证书。
纵观胡老先生的一生，他获得过“无数”的荣誉，在旁人看来凡荣誉都是“至高”的，但是他却只把人生的最后一个上海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退休职工学习标兵”的荣誉证书十分珍惜地留下了。对其他的荣誉，他一概称之为“不虞之誉”，即都是意料不到的“身外之物”的意思，他说对于这些“不虞之誉”我“片纸不留”。因为自“1952年成为上海电机厂职工以后”，自己之所以能获得诸多荣誉，一概“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以他的所作所为，为后人展示了一位工厂中层干部、文坛工人作家的价值观。
五
我们这一代被称为“新中国长子”的人，在上世纪中叶都经历过来势汹涌、排山倒海般的革命浪潮，在“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下，几乎人人都投入了从批判孔孟之道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但是实际上对“孔孟之道
胡宝华自传《我在新中国追梦的历程》
一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以来，已经三年多了。在这期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遭遇。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则是在疫情爆发之初，临时无奈地取消了回国的机票。也正因为这样，使我永远地失去了与胡宝华先生再见的机会——2021年5月4日，在微信上突然接到了诗人胡永明发布的父亲因病去世的讣告。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今天，我都没能有胡老先生已经走了的实感。以后，胡永明的太太舒爱萍给我发来了她女儿（胡老先生的孙女）写的悼念爷爷的文章，又读到了她自己写的《那一天我写的日记》（见《文笔精华》2022年12月刊），在那字字句句、有形有色的记叙里，才开始让本人有了现实感。
胡宝华先生是上世纪大跃进时代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他自1952年进入上海电机厂以后，从大跃进年代开始就写了很多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70年代他又接受了工厂党委的指示，在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里创办了两期“文科班”，在他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下，为社会培养了一批至今依然还在文坛上活跃的文化人才。作家肖关鸿在纪念胡宝华先生的文章中说到，胡宝华是上海最早的一代工人作家，他的离世，意味着在中国“工人作家”这个称号被划上了句号（见肖关鸿著《最后的工人作家》，公众号《书知道》）。可见胡宝华先生在上海文坛史上有着多么浓重的一笔。
二
我认识胡宝华先生是在有幸成了工厂“五一工大”首届文科班的学员以后。本人是文革中的“老三届”，67届初中生。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口号声中，于1968年11月踏进了位于上海市西南部闵行地区的上海电机厂。当时的闵行还属于市郊地区。对于人生蓝图中过早的学业中断，过早的手握锉刀榔头柄，自己曾经不知所措。1971年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全国高校开始直接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当时电机厂也有一名清华大学理工科的名额。这对我们这批在68年进厂的数千名“新工人”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有多多少少的人就像是疯了似的梦想着去。但是馅饼的滋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尝到的。
在自己默默地调整失落情绪的每一天里，有一天突然传来了“五一工大”要开办“文科班”的消息。由各车间推荐一名，经工大审批决定取舍。没想到这回倒是让我尝到了馅饼的滋味。
在进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除了在车间里跟着师傅学习技术，练基本功外，对电机厂这个“万人大厂”的五脏六肺其实都知道得不多。当初只知道本厂的 “五一工大”是根据毛主席的“7?21”指示办的理工科大学，并不详细它为何又会开办文科班，也没多去追求其所以然。最近在读了胡老先生写的“追梦”，才知道了当初胡老先生是接受了厂党委的指示，以“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为明确的目标。
胡老先生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当时工厂里“任务不足，小年轻东游西荡没有事做，荒废青春，实在可惜”，厂党委从“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的大的方面考虑，委派自己创办文科班。作为大跃进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名“工人作家”，胡宝华先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又下决心，要与众不同，“办出自己的特色”。
至于本人是怎么有幸被推荐进文科班的，具体的也已记不清了。只是记得当初自己曾经写过纪念毛主席来电机厂的小诗，被收进厂部汇编的诗集，以后此小诗又被报社采用——这应该是自己写的文字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报纸上吧——兴由此而来，于是提笔书写，争取发表似乎成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可能就是自己能成为文科班的首届学员，跟着胡老先生学习写作的原因之一吧。
三
记得文科班的学制是半脱产两年，一周上两天课。教师全部是胡宝华先生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请来的。当时正是“停课闹革命”的时期，对大学里的教授们来说，经受着度日似年般的煎熬。所以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形势下，来到工厂里使之称贤使能，对他们来说那是求之甚难之事。而对我们这些徘徊在荒凉的文化沙漠中的学员来说，能听到名校老师的讲课那才真正是有如神助，求之不得。
文科班在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文化知识、文学理论的学习后，要进入文学创作的实践阶段，就是根据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从第二年开始深入现场收集材料，为接下来的作品写作做准备。我被安排去制造线圈的六车间的技术部门，那时那里正有一项技术创新的成果要发表，我要采访创新成果中的人和事，然后在班里做汇报，谈写作打算按文学创作的语言来说，就是提出作品构思。
在汇报自己的采访内容、提交写作构思时，我的想法被否定了。记得当时大家是这样跟我说的，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最忌讳的是陷入描写技术革命、技术创新的具体过程，虽然说人物的思想行为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但是千万不能让人随着“过程”行动，即不能让“过程”成为主线，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写出人和事。这也就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些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我们在学习中听到过，但是对初写作者来说，要把握好分寸实在是很难的。不经过实际练习也是无法领会的。虽然我的这个“第一次”失败了，但是凡事起始的失败总是有价值的。以后文科班出版了反映工厂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对我们每一位习作者来说，可以说都是得之于“失败之母”的恩惠。
胡老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在《萌芽》《上海文学》等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还把他的作品汇编成集出版。所以当我们一旦进入实践采访构思阶段，因为只有他是小说写作的实践者，只有他是有着丰富的实际写作经验的，因此他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老师。但是他却从不轻易地发言在先。如果是班级讨论会，他总是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一边。他从来没有盛气凌人，也根本没有师道尊严，对于我辈的“失败”，有的总是鼓励、鼓励、再鼓励。
胡宝华著《龙腾虎跃》
站在学员的角度，我们要在半脱产的境况下练习写作，既要承受时间不足的压力，又要承受写作总是失败的压力，尤其是在找不到突破口时，焦躁、烦闷、气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无论是成功者还是所谓的“失败者”，胡老先生对谁都一视同仁，绝对没有厚此薄彼。这其实是胡老先生为人善良、淳朴的本质的很自然的体现。
本人在70年代末离开了电机厂，以后又跨洋渡海旅居海外。胡老先生多次嘱我在回国之际一定要与文科班的同学相聚，还特意替我整理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并说只要我有了归期就要直接告诉他，由他出面联系大家。刚开始从闵行来市区，还要乘坐长途汽车徐闵线，但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每次都会出席，而且每次都要叮嘱大家几个字。记得在2006年，也就是在他进闵行福利院之前的一次聚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上次（大概是2003年吧，也许本人记忆有错），我给了大家三个字：“干、干、干 ”，希望大家发奋图强，干好自己的工作。今天我再要给大家三个字：“发、发、发 ”。你们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独担一面了，从今以后是“发”的时候了，我要祝愿你们“一发再发，一发不可收”。
在首届文科班的成员中，以后有走上上海市级领导岗位的，有在报刊担任责任编辑的，也有在出版行业勤耕播种的……。分散时，大家各居一方；一旦相聚，大家又是同窗学友，彼此鼓励交流乃为主题。本人认为这样的风气与胡老先生的辛勤播种、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面对胡宝华先生培养年轻文人的功绩，大家也都有自知之明。肖关鸿引用魏晋时代阮籍的话，很直率地说，文科班成员的出世成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见肖关鸿著《最后的工人作家》）。而文科班的年轻人能有拔犀擢象的机会，与胡老先生的磊落胸怀、悉心培养是绝对分不开的。
四
在工厂里，当胡老先生穿着工作服出现在你面前时，他就是一位很普通的工人，你绝对不会想到他还有一个“作家”的身份。当他穿着一套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觉得他温稳文雅，似在工人群中是难以得见的文人雅士。记得那时我常常会在工厂的中央大道上碰到他，他总是微笑着，和蔼可亲地跟我们年轻人打招呼。他曾担任线圈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与我同宿舍的两位室友正好是六车间的工人，说到胡老先生，大家都说他人老实，不虚假不奉承，为人方正质朴。
他1959年加入了共产党，1960转为正式党员。以后曾任厂党委的宣传干事，线圈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等。1965年5月1日，毛主席来上海电机厂与闵行地区的工人共度“五一”，作为厂党委宣传干事，他不但见到了毛主席，还是熬夜布置会场的组织者！在本人看来，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荣誉，这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享有的至高荣誉。
1965年11月，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他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
1975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赴京出席了这次大会；
1992年，他年满花甲从电机厂退休了，这使他能更集中精力读书、思考、写作。尤其是在2009年2月入住闵行区福利院后，他受到闵行福利院的亲切关怀。为了方便他的学习写作，福利院专门为他配置了一间小书房。我去看望他时，他乐呵呵地带着我去看他的小书斋，告诉我把它取名为“夕爱斋”。
他在“夕爱斋”完成了《解味〈红楼梦〉》《不灭的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漫谈》《夕爱斋诗文选》和《我在新中国追梦的历程》等五部著作，他还专门研究了《红楼梦》，面对红楼梦研究专家们的学术论断，他在《文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直抒己见。仅从上述的书名及所示的内容来看，你就可以揣摩到他在晚年是怎样一如既往的勤奋。
胡老先生在即将退休前，有一部分的精力开始移向了编写史志。他不仅上京参与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军工史》（1992年）的写作，还参与了上海市机电一局，闵行区，当然包括上海电机厂的各类史志的写作。同时也协助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和闵行社会福利院编写了《华一村村志》和《闵行社会福利院院志》，还不时地为闵行区侨联的《侨报》《侨刊》等报刊撰文。
胡宝华书写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心得
为了表彰他退休后生命不止、学习不休、挑战年龄、不断树立追求目标的精神，2003年上海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向他颁发了“退休职工学习标兵”的荣誉证书。
纵观胡老先生的一生，他获得过“无数”的荣誉，在旁人看来凡荣誉都是“至高”的，但是他却只把人生的最后一个上海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退休职工学习标兵”的荣誉证书十分珍惜地留下了。对其他的荣誉，他一概称之为“不虞之誉”，即都是意料不到的“身外之物”的意思，他说对于这些“不虞之誉”我“片纸不留”。因为自“1952年成为上海电机厂职工以后”，自己之所以能获得诸多荣誉，一概“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以他的所作所为，为后人展示了一位工厂中层干部、文坛工人作家的价值观。
五
我们这一代被称为“新中国长子”的人，在上世纪中叶都经历过来势汹涌、排山倒海般的革命浪潮，在“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下，几乎人人都投入了从批判孔孟之道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但是实际上对“孔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