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寻梦（7）：大庙湾刻石及天后庙、东龙洲石刻
2013-06-15 19:21阅读：
上篇博文曾经提到，南宋末年，端宗等人南逃时于景炎二年（公元一二七七年）六月来到“古塔”一地。至于“古塔”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民国时期的学者一直存疑，未能给出确切答案，如陈伯陶主持编纂的《东莞县志》一书即称：古塔“地未详，疑在官富场左右”，官富场在今香港九龙一带，是南宋时期的盐场之一；许地山先生在其《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一文中亦称：“古塔在什么地方，待考。”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简又文、罗香林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古塔”当在今香港西贡佛堂门一带。佛堂门以北的半岛，古称北佛堂，即今清水湾半岛；其南的岛屿，今称为东龙洲（东龙岛），而过去则被称为南佛堂。南佛堂与北佛堂隔海相望，二者之间的海峡即佛堂门。嘉庆《新安县志》称：
“佛堂门，在鲤鱼门之东南，又曰铁砧门。旁有巨石，长二丈余，形如铁砧。潮汐急湍，巨浪滔天，风不顺，商舶不敢行。其北曰北佛堂，其南曰南佛堂，两边皆有天后古庙。北庙创于宋，有石刻碑，文数行，字如碗大，岁久漫灭，内有‘咸淳二年’四字，尚可识。庙右曰碇齿湾，古有税关，今废，基址犹存。其南佛堂之山，乃孤岛也，康熙年间，设砲台一座，以御海氛。嘉庆庚午，知县李维榆详请，移建此台于九龙寨海旁。”
这里所提及的南北佛堂天后庙，本文稍后会有介绍。至于所谓“咸淳二年”石碑，简又文先生称：“此大概系指北佛堂于是年初建庙时所立之碑，今已佚。”（引自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罗香林先生云：“按《新安志》未著录碑文，殊可惜也。”（见罗香林《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新安县志》所说的康熙年间兴建的砲台，即今东龙洲炮台，现存遗址，因为与本文主旨无关，笔者就不对其进行详细介绍了，读者可参看文后所附之炮台图片。
言归正传，简又文、罗香林二人为什么认定“古塔”在佛堂门一带呢？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是位于北佛堂的大庙湾刻石。它是香港现存最早的有纪年的刻石，其年代为南宋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有关其发现过程，罗香林先生在其《大地胜游记·九龙新界等地游访记·
佛堂门大庙后之宋代石刻》一文中记载道：“又按首为发现佛堂门北佛堂天后庙宋代石刻之余谦先生，字石斋，台山人，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著名之工程师也。曾任广东省公路处长，现设兴记建筑公司于香港。民国四十四年（乙未）（引者注：即公元一九五五年）夏，曾投得华民政务司修建大庙工程，亲驻其地，监工修建。暇时散步四周，遂于丛莽中发现宋度宗咸淳十年盐官严益彰题记刻石，知为有历史价值之古碑，乃以石灰刷扫，显其字迹，复倩友人吴丞君，摄影传播。而此隐晦数百年之宋代石刻，遂复显于世焉。”
罗香林先生在其《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注十二《宋度宗时之官富场盐官严益彰》中对大庙湾刻石进行了考释，其文如下：
“宋代曾任官富场盐官诸人士，《宋史》与《东莞县志》等，俱未著录。惟佛堂门内北佛堂大庙（引者注：即大庙湾天后庙）后，有宋咸淳（度宗年号）十年（西元一二七四年）严益彰磨崖题记，曾涉及官富场及其有关事迹。虽石刻日就剥落，然文字尚约略可识，兹据实地摄影，翫其文句云：‘□汴严益彰，官是场。同三山何大觉，来游两山。考南堂石塔，建于大中祥符（按为宋真宗年号）五年（按为西元一〇一二年）。次三山郑广□，堞石刊木，一新南堂。益彰□大觉，继□。北堂古塔，乃泉人□道朴鼎创于戊申，莫考年号。今三山余法明，土人林道义继之。道义又能宏其规，求再立石以纪。咸淳甲戌（按为西元一二七四年）六月十五日书。’按此所云‘官是场’之场，以刻石地址与官富场相接，自是指官富场无疑。而在此佛堂门一带，修建堂塔与游览者，并多三山籍人与泉人。三山为今福州旧称，泉为泉州省称，则当日官富场一带，与福建交通频繁，亦可知矣。南堂石塔，旧址当在今日佛堂门南佛堂之天后庙一带。北堂古塔，旧址当在今北佛堂之大庙一带，……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卷四《山水略》……所谓南北佛堂，即严益彰题记所云之南北堂也。南堂石塔，创建于大中祥符五年（西元一〇一二年），距严益彰刻石时已历二百六十二年，而北堂古塔，则创建年号莫考，或更在南堂石塔创建之前。斯亦可见宋代自官富场以至佛堂门等处，皆为商舶来往要地，不然，胡为于其地建塔建堂焉？严益彰于咸淳十年甲戌六月仍任官富场盐官，距景炎二年（西元一二七七）四月帝昰等进驻官富场，为时仅二年又十月耳，或其人后亦尝参与帝昰时行朝职务也。”（见《东方文化》1956年第2期）
罗香林先生根据大庙湾刻石的文字，断定“帝昰等所至之古塔即今日佛堂门大庙一带”：“今按王崇熙纂《新安县志》所载都里与胜迹，俱未见古塔一名，惟据咸淳十年官富场盐官严益彰在北佛堂今日大庙后崖所刻题记，则谓‘北堂古塔，乃泉人□道朴鼎创于戊申’。北堂即北佛堂，距官富场至近，又自昔为海舶与游客所常至者。则帝昰等所次之古塔，当即北堂古塔无疑矣。”
不过，罗先生的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叶灵凤先生在其《关于北佛堂的南宋石刻》一文“附记”中称：“罗香林先生在香港大学《东方文化》一九五六年第三卷第二期上所发表之《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其中已提及严益彰之磨崖题记，且附有摄影。罗先生当时似未见原刻及拓本，仅凭摄影辩读题记文句，致误‘北堂古碑’为‘北堂古塔’，遂在此文附注第十五中，谓《崖山志》所载，帝昰‘景炎二年舟次古塔’之‘古塔’，即严氏题记中所提及之‘北堂古塔’。实则原句为‘北堂古碑’而非‘北堂古塔’，虽严氏题记中另有‘南堂石塔’之句，然《崖山志》之‘古塔’应为地名，严氏题记之‘石塔’乃指建筑物，且‘古塔’与‘石塔’亦有一字之差，此证似尚待商榷也。”对于大庙湾刻石中之“石塔”与帝昰等人所到之“古塔”的关系，简又文先生通过实地考察与研究，作出了解释。他根据“南堂石塔”的提法，认为“古塔”在今东龙洲（南佛堂）北端。简先生对大庙湾刻石的释读与罗香林先生颇有不同，以下是他的释文：
“古汴严益彰，官是场，同三山何天觉，来游两山。考南堂石塔，建于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郑广清，堞石刊木，一新两堂。续：永嘉滕了觉继之。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朴、鼎创于戊申，莫考年号。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义继之。道义又能宏其规，求再立石以纪。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书。”
简又文先生的释文，是通过反复研究原刻石及其拓本而得出的，而罗香林先生则“仅凭摄影辩读题记文句”。相对而言，前者更为可靠。下文拟分句对比简又文与罗香林先生二人所作出的释文之异同，并根据简又文先生《南北佛堂访古记·石刻之说明及考释》对刻石文字进行解读。这一部分的引文均出自简又文的这篇文章，因此下文就不另行出注了。
古汴严益彰，官是场，同三山何天觉，来游两山。
“古”字，罗香林先生未辨认出；“何天觉”之“天”，罗先生读作“大”。
“汴”“为河南省之简称”。刻石云“古汴”，则是因为“‘汴梁’为古地名，即开封府”，“石刻书文主体”严益彰即此地之人。
“场”指官富场，由“官是场”一语可知在“立石时”严益彰为官富场主管盐官，这些罗香林先生均已指出。简又文先生则据此推论道：“严氏来游此地而称为‘是场’，且全文语气，直是出于当地长官口吻，则南北两堂当时殆在官富场管辖之下者也。由此推想，当时九龙半岛以及沿岸岛屿亦统在其治下者。”
“三山”即今福州，为“与严氏同游之何天觉”的籍贯。严益彰与何天觉“两人事迹，均不可考”。
“两山”则指“今之北佛堂与南佛堂。昔人每称岛为山。南佛堂，确为孤岛，而北佛堂则为半岛。大概古人不大熟识地理，误以北佛堂亦为海岛，故统称两山”。
考南堂石塔，建于大中祥符五年。
该句简又文与罗香林先生之释文并无歧异。
“南堂”，罗香林先生已指出，即南佛堂，也就是今天的东龙洲（东龙岛）。
“石塔”，因涉及到宋帝所次之“古塔”，后文将引用简又文先生的论述对其进行解释，这里先按下不表。
大中祥符（宋真宗年号）五年即公元一零一二年，为“南堂石塔”的创建之年。简又文先生称：“此为严氏所考得之第一项史迹。”
次：三山郑广清，堞石刊木，一新两堂。
罗香林先生未辨认出“郑广清”之“清”字；“两堂”，罗先生释作“南堂”。
简又文先生指出：“‘次’，应作一读，状词也。为时间上之转接词，承上句‘考’字。其初，有石塔建于真宗年间。其次，则有福州人郑广清大事修理，两堂胜迹，焕然一新矣。（郑氏事迹，亦无可考。）此为严氏所考得之第二项史迹。‘堞石’，即叠石之意。……‘刊’，据《广韵》，削也，又斫也。……故石刻所谓‘刊木’，即削木斫木之义，连上‘堞石刊木’，即整理两堂地方之事工也。”
续：永嘉滕了觉继之。
这句话，罗香林先生的释文作“益彰□大觉，继□”，除了“继”字相同外，余皆不同。
“续”字“亦为时间上转接词，等于上文‘次’字，即‘复次’或‘再次’之义。文气承上‘考’字‘次’字，为严氏所考得之第三项史迹”。“永嘉”为“地名”，“滕了觉”为“人名”，所谓“永嘉滕了觉继之”是指“滕氏继修两堂”。
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朴、鼎创于戊申，莫考年号。
“北堂古碑”，罗先生读作“北堂古塔”，并据以判断帝昰等人所次之古塔的所在地，叶灵凤先生已指出其讹误（上文已引）。另外，“辛道朴”之“辛”，罗香林先生亦未识出。
简又文先生说：“由此可知北佛堂原有古石碑，远立于此石刻之前，当严氏书文刻石时犹可见之，惟后则湮灭，迄今全无遗迹。为分别两物庶免混乱计，吾人当专称‘北堂古碑’为已佚之石碑，而别称严氏之摩崖书文为‘北佛堂南宋石刻’。”
“泉人”“即闽南泉州人”。“辛道朴”为“建立已佚之古碑者。事迹不可考”。“鼎创”“可释作‘新立’之义，所立者即已佚之‘古碑’也”。
至于该句“戊申”所指的到底是哪一年，简又文先生分析道：“‘古碑’原文必有立于‘戊申’岁之语，惟未明书何帝年号。考自北宋真宗起以至严氏书文刻石时，共有‘戊申’五次。一次为大中祥符元年戊申（西元一○○八），顾其时石塔尚未建，古碑之立于此年似无可能，盖石刻上明书立碑在建塔之后也。次为神宗熙宁元年戊申（西一○六八）。三为南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西一一二八），四为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西一一八八）。五为理宗淳佑八年戊申（西一二四八）。其末次下距严氏立石之年仅二十八年，为期不久，当易考得。辛道朴立碑之年或在此第一次之后，末次之前，然究在何年，诚莫能考矣。碑文全佚，尤无从考证。”
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义继之。道义又能宏其规，求再立石以纪。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书。
“念法明”，罗先生释作“余法明”。
“今”字“亦应作一读，承上‘考’、‘次’、‘续’三字，而在时期上另起一阶段”。“今”字之后的部分是说：“有福州人念姓名法明者，与本土人林道义继起重修两堂。林氏更能扩大其规模，求当时盐场盐官严氏书文刻石以纪其盛。所谓‘再立石’者，谓继前时立碑之后而摩崖题识。此即现存之北佛堂石刻之来历也。”
这一句话所提及的“咸淳甲戌”，即南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简又文先生称：该年是“端宗南迁驻跸九龙官富场宋皇台一带之前三年也”。石刻距今已有七百三十九年的历史。
至于上文没有解释的“石塔”，简又文先生在考释大庙湾刻石时指出它是“古石塔之简称”。有关其得名缘由以及与“古塔”之关系，简先生在其《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一文中指出：“南佛堂为一荒岛，今名‘东龙岛’，岸边仍有石建小型‘洪圣大王庙’。……庙后高山之巅，有巨石叠起，另有他石围绕石下，远望如尖塔，余因而推测所谓建石塔云者，实就山顶巨石，另以人工移他石推叠其上，成尖形，故名‘石塔’。多年后，叠高之石，因风雨剥蚀，有滚下四旁者，乃成今形。吾粤人俗称凡以石叠高成堆使成尖形者皆曰石塔。故余以为此山巅巨石，即昔时所称为‘古石塔’，后则简称‘古塔’，其地复因此得名焉。”前引叶灵凤先生之文称：“虽严氏题记中另有‘南堂石塔’之句，然《崖山志》之‘古塔’应为地名，严氏题记之‘石塔’乃指建筑物，且‘古塔’与‘石塔’亦有一字之差，此证似尚待商榷也。”简又文在上文中对此作出了解释，即“古塔”一地是因“石塔”这一建筑物而得名，“古塔”与“石塔”皆是“古石塔”之简称。这样，他就根据大庙湾刻石中的“南堂石塔”一语，断定宋端宗等人所到之“古塔”即今东龙岛。简又文指出：“昔宋端宗由官富至浅湾所经之‘古塔’即今南佛堂门东龙岛之北端，当时船队驶至此狭窄之海峡泊于岸边，大概亦有泊北佛堂门岸边者，惟以‘古石塔’标志显著，或有土人告以‘古塔’之名，故记事者遂大书‘次于古塔’。但南北两堂皆荒山野岭，不便驻居，端宗等登岸休憩行走则有之，未必弃舟移居陆上也。”
然而，将“古塔”所在地定为东龙岛，却碰到了一个“小问题”，即：“帝舟由官富场——九龙湾土瓜湾——到浅湾（即今荃湾）何以其航线不沿九龙半岛东岸经尖沙咀与香港间之海峡（即今之维多利亚港口）而北趋，而必先驶向东南至南佛堂之古塔，然后迂回绕道乃至浅湾耶？据现在所得史料，此问题无可解说。意者，帝舟初欲出洋他往，次于古塔，或遇飓风，波涛汹涌，不敢冒险，故折而趋西北之浅湾欤？无论如何，古塔地点确可断定如上，盖除却上文所录各种根据都为可信者之外，尚有一绝大理由在：即是；既得知古塔之所在，则自潮惠而后，宋帝辇路所经航线与时期，皆天然顺序符合无间矣。”
对于简又文的观点，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叶灵凤先生的态度显得比较谨慎，他在《南佛堂的意外收获》一文中指出：“南堂后面山顶上有许多石块，有一点人工堆集的痕迹，这可能是建筑物，甚或就是‘南堂石塔’的残迹。但这个问题不经过仔细周密的查勘，是不便遽下决定的。”饶宗颐先生则明确持反对态度，他在《九龙与宋季史料》一书中指出：“南北佛堂门一带，皆荒山蔓草，来舟由官富场至浅湾，何以不沿九龙半岛北趋，而绕道南佛堂之古塔，此事颇难解释，即简君亦无以自解。且南佛堂之‘古塔’乃指建筑物，尤不得谓为地名也。”因为大庙湾刻石之“石塔”“次于地名‘南堂’之下，则石塔乃建筑物，而非地名明甚”。饶先生进而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今考元人记载，六月帝舟实次于‘古墐’，而非‘古塔’。黄溍《陆君实传后序》自注云：
‘（景炎改元）明年正月，次梅蔚。四月移广州境。次官富城，六月，次古墐
。九月，次浅湾。……’
黄氏此文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覆元刊本及景元写本均作‘古墐’，又《金华丛书·黄文献公集》卷三亦同作‘古墐’。厓山残集刻于明弘治间，在黄氏之后，故当以‘古墐’一地名为可信。说文：‘墐，塗也’，周语：‘陆伴陵墐’。韦注：‘沟上道也。’其作‘古塔’者
，如非别有所据，必‘古墐’之形讹。
查嘉庆《新安县志·舆地略》‘都里’官富司管属村庄有：
‘……九龙寨 衙前村 蒲冈村 牛眠村 牛池湾 古瑾村 九龙仔 长沙湾 尖沙头 芒角村 土瓜湾 深水莆
二黄店村……’
古瑾村位置在牛池湾、九龙仔之间。其字从玉作‘瑾’（此据叶林丰先生藏嘉庆刊本，另一钞本作‘古槿’，从木。）。据宋学鹏先生札记云：
‘（九龙）马头围，即古瑾围，昔名古瑾村，亦属官富司，南宋时宗室赵氏居此，后迁今东莞县。其地改市区后，村废，村入口处原有石额，额曰“古瑾围”，彼童年尝往游，犹及见之。’
今据《填海录》，实宜作‘古墐’，作槿及瑾者，皆后来音讹。简先生又云：
‘据村老言，距村不远，旧有大石突出于山之一角，名曰马头角。山角下复有村，土人称为马头角村，而别称“古瑾围”为“马头围”，改市区后，马头角村亦废。
另据某君言：今大屿山石壁围有冯姓，祖先原居马头围，宋端宗移跸他处，后即迁居于此，以避元兵。’
马头围即古瑾围，乃《填海录》记载端宗舟次之古墐。由某君言，大屿山冯姓自端宗移跸他处，即由古瑾迁居石壁，足见马头围地端宗实曾驻跸。自《厓山志》流行，粤东志乘家，俱知宋帝驻古塔，而不复知驻‘古墐’者矣，今得发正，亦一快事。”
可见，在饶宗颐先生看来，宋帝所驻跸之“古塔”，当作“古墐”，前者乃后者之讹误。而“古墐”的所在地，即香港九龙一带的马头围（古瑾围）。对其历史，笔者在介绍古瑾围上帝古庙时亦曾涉及，读者可参看。
赞同简又文先生的一方，则是罗香林先生。在修订《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时，他采用了简先生经过研究所得的大庙湾刻石释文，并对自己原先的一些观点做出了相应的修改。相对于之前认为“古塔”在北佛堂一带，罗先生后来转而附和简又文先生的观点，认为“帝昰等所至之古塔即今日佛堂门之南佛堂一带”，他指出：“今按王崇熙纂《新安县志》所载都里与胜迹，俱未见古塔一名，惟据咸淳十年官富场盐官严益彰在北佛堂今日大庙后石崖所刻题记，则谓‘考南堂石塔，建于大中祥符五年’。南堂即南佛堂，距官富场至近。其地在北宋真宗时所建石塔，自宋末言之，自可目为古塔。而其地又自昔为海舶与游客所常至者。则帝昰等所次之古塔，当即佛堂门南佛堂一带无疑矣。”至于“古塔”的具体位置，罗香林先生认为：“南堂石塔，旧址当在今佛堂门南佛堂之洪圣大王庙一带。”这里没有采纳简又文先生的观点，认为庙后“巨石”为“古塔”之遗迹，但二人都认为“古塔”当在“洪圣大王庙一带”。
不过，罗香林先生亦对简又文先生颇有微词。在对《宋度宗时之官富场盐官严益彰》这条注释进行修订之时，除了上述改动之外，罗先生还加写了以下这一段话：“惟民国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友人余谦建筑师，以承修北佛堂天后庙，于庙后石崖、发现咸淳（度宗年号）十年（西元一二七四年）盐官严益彰摩崖题记，曾涉及官富场及其有关事迹，足补史志之阙。……此严益彰题记刻石，后至民国四十七年（引者注：即公元一九五八年）七月，有人前往参观，并为墨搨,遂扬言为其首先访得，亦可异已！”最后一句话是在不点名地批评简又文先生。他为了研究“古塔”的所在地，曾经三次与同仁到南北佛堂一带“访古”。其中第二次就是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而“摹拓摩崖文字以利研究及公诸同好”则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为此，简又文等人还携带“广州的拓碑名匠陈恩父子五人同行”，以利工作（参见简又文《南北佛堂访古记》）。这些事实，与罗香林先生所言符然相合。
至于所谓“扬言为其首先访得”，我们先来看简先生自己的文字：他在《南北佛堂访古记》一文中记述了“第一次之游”时与向导人的一次对话：
“余叩以南佛堂亦有神庙否？则以有‘洪圣大王庙’对。……又问：南佛堂有古塔否？则不之知。再问：北佛堂果否有刻字的大石头（石刻）？即答：‘有、有、有，在半山丛林中，离庙不远，可带你们去参观。’言下，他却现出诧异的态度，转问我们怎样得知是地有石刻。余粲然曰：‘此多读书之益也时。’时，同游诸君已陆续到庙，于是联袂随向导人入山访古。”
随后向导人便将简又文等人带至大庙湾刻石之前。我们再来看吴灞陵《大庙访碑录》中与此相关的一段文字：
“是日（引者注：指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日，该日简又文约同吴灞陵等人一起去进行第二次“访古”）上午，我到达皇后码头时，简先生已在等候，倾谈之下，我才晓得这是一个大庙访碑的节目。他告诉我他寻出那个古碑的经过：他读志（我晓得他最近研究宋末二帝南来史迹）晓得大庙有这古碑，与宋有关，有考究保存必要，因为旅港赵氏宗亲，与宋有关，就在赵氏宗亲总会理事长赵聿修先生的主持下，前往大庙访碑。那碑本来是看不到的，无意中他（简先生）对大庙的看管人一问，那人十分诧异的说：‘碑是有的，先生你哪里会知道呢？如果想看，我带你去！’于是由那人引导，披荆斩棘，在庙后树丛中打开一条路，果然得见在一颗庞大的石头对正庙背的一面，刻着碗大的碑字。访古之行，达到目的，他和赵先生大家都十分高兴。”
罗香林先生称简又文“扬言”大庙湾刻石“为其首先访得”，或即指此。简先生在对吴灞陵转述他发现大庙湾刻石的经过时，称“那碑本来是看不到的”，只是经他“无意中……一问”，才为世人所知。而潘小磐《香港最古石刻》一文，更是将大庙湾石刻的发现直接归功于简又文先生：
“现在先说那宋代石刻所在的地方，那是北佛堂大庙背后斜坡的茂密树林中间，地势并不很高，约当大庙的顶端，攀跻不难。只因那石刻处在偏远之区，没人知晓，而那儿杂树丛生，藤萝轇轕，塞住了去路，就是到大庙千千万万的游客中，即使古迹在咫尺之间，也很少会给发现的。不久以前，一位考古专家，为着踏勘古迹到北佛堂大庙，偶然和向导闲谈起来，才给带到庙后斜坡石刻的那儿去，那次穿过树林还给簕树刺伤得皮破血流，和饱受蚊螫之苦。”
文中所谓“一位考古专家”，指的就是简又文先生。潘小磐这样写，或许就是简先生“扬言”的结果。简又文在向吴灞陵讲述发现大庙湾刻石的经过时，除却称其为自己“首先访得”之外，还说他“读志晓得大庙有这古碑”，这也是在歪曲事实。《新安县志》只记载大庙湾天后庙有“咸淳二年”石碑。大庙湾刻石于一九五五年被发现，之前的文献对其并无记载，简又文先生是不可能“读志晓得大庙有这古碑”的。估计他本来是想去寻找那块立于“咸淳二年”的古碑，没想到误打误撞，在向导的带领之下来到大庙湾刻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