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解读的比较研究
2017-01-27 16:14阅读：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其编订与成书年代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大学》一文编成在秦统一之后，更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汉代。汉宣帝时戴氏叔侄分别所辑的书《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中都收入《大学》一文。由于相传《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虽然成书时间在汉代，但大多数学者仍然把此文定义为先秦儒家的经典著作。
在《小戴礼记》的《大学》中的内容结构凌乱, 甚至是断简残篇, 因此,
程朱认为《大学》有错简, 就以“己意”重编, 加以增补, 并未删节。朱熹说二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 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
圣经圣传之指(旨), 粲然复明于世。”朱熹也“间亦窃附己意, 补其缺略”。现在通行本的《大学》就是程朱精心改造过的本子,
已经不是西汉儒生整理出来的那一篇文章原样,
但文本的基本内容未变。《大学》在宋代之前一直存在于《礼记》之中,没有作为单行本而出现，由此没有受到较高的重视。到了朱熹那里，他在《大学章句》中引用“子程子曰”的“论孟次之”,
认为《大学》的地位高于《论语》与《孟子》，
“四书”的概念开始出现吗，而《大学》的地位是“四书”的总纲，从此之后《大学》的地位一直没有被儒者否定。
以二程、朱熹为主的理学与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主的心学是宋明儒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派别，对于儒学经典解读的差异是两者观点的差异的表现。比如对于《大学》的解读，朱熹著有《大学章句》，王阳明著有《大学问》，《大学章句》和《大学问》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差异，而具体的差异有表现在对于三纲领以及八条目解读的差异。笔者写作此文是通过对于著作之间的异同来对于朱熹和王阳明思想的异同。
一、对“三纲领”的解读
（一）“纲领”
“三纲领”这一说法是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提出来的，在《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或新）民，在止于至善。”，朱
熹在对此的注解中写道：“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由此《大学》就正式出现“三纲领”这一概念。然而笔者认为王阳明不认同“三纲领”这一说法，虽然他并没有在《大学问》对于朱熹的这一说法进行反对，但通过《大学问》的内容即得知，王阳明认为“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三者是构成《大学》的整个体系，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是上下一贯的，不可以并列为三个纲领。至于其不可并列的原因，在《大学问》中，王阳明首先认为在“明明德”和“亲民”在逻辑上存在体用之别，“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这，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了。”，其次认为“明明德”与“亲民”在实质上没有差别，两者作为体和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属性，而非两种不同的事物，同时王阳明对于理学家所持有的两者并列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为两物。”朱熹虽在理论上论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在注解中直接提出三者是并且的纲领。
（二） 对“大学”的释义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大学”一词的释义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在这里仅仅指出大学是“大人之学”。朱熹对于“大学”释义的大部分内容在《大学章句序》之中，朱熹用“小学”一词来作为“大学”的对立，从而通过对比来对“大学”进行释义，“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也对于“大学”一词进行释义，同时也借用了《孟子》里的观点“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
朱熹和王阳明都认为“大学”是“大人之学”的意思，并且在对于“大人”的理解上，都认为是具有仁德之人，这些是朱王二人的共同之处。但是在理解问题的角度上二人存在着差距，朱熹注重从教育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而王阳明直接从“大人”的根本特征上进行理解。在理论来源上，朱熹侧重于从《礼记》来寻找理论依据，王阳明侧重从《孟子》来寻找依据。
（二） “亲民”与“新民”
笔者在上文曾提到朱熹所使用的《大学》通行本经历过二程的改造，其内容与汉代编纂成书的版本存在着差别。而王阳明又主张恢复《大学》古本，并在《大学古本序》中说明了需要恢复古本的原因：“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释，以引其义。”朱王二人使用《大学》版本的不同表现出其思想的差距，例如对取“亲民”还是“新民”的选择是其思想差别的一项表现。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认同程颐把古本中的“亲民”改为“新民”，在其注解中写道：“程子曰：‘亲，当作新。’”，又对于“新民”的意思及其与“明明德”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以此来说明使用“新民”一词的合理性，“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在对“新民”进行详细解释时，引用了《尚书》里的内容，“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而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里的“亲民”来取代被程朱所更改的“新民”，在《大学问》中王阳明直接使用“亲民”一词来取代“亲民”，“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对于程朱理学所使用的“新民”一词，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肯定，“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尝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笔者认为“新民”和“亲民”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要想使民众“新”，必然首先要亲近民众，因为少数人（统治者）力量的有限性使自己无法在没有民众协助的情况下进行“新民”，必然要先通过亲近民众，对民众进行教化，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也认为“大学”在教化，“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样就可以使民众协助自己感化他人，亲近民众的过程也会使民众“日新”，因此“亲民”和“新民”就有一致性。
（三） 止于至善
在对于“止于至善”的定位上，朱王都认为其总领“明明德”与“新（亲）民”，《大学章句集注》载：“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大学问》中也有相同意义的表达，“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
朱熹对“止于至善”的“止”的解释为“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王阳明认为“止”是“规矩”、“尺度”和“权衡”，“
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故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则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剂矣；轻重而不
止于权衡，失其准矣；”由此可知，朱熹和王阳明都认为“止”具有准则的意思。
而在对于“至善”的理解上，朱王存在着差异，这也正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路线差异所在。朱熹的理解侧重于对外在的学习，“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而王阳明认为朱熹的理解有“揣摸测度于其外”的倾向，而评价其曰“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内在于人的“天命之性”，并把“至善”等同为“良知”，“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
二、 对“八条目”的解读
朱熹和王阳明的思维路线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对《大学》的“三纲领”解读上，也体现在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和“八条目”的顺序上。
（一）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朱熹对“格物”的理解侧重于对事物之“理”的学习，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是如此注解：“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认为“至”是“穷”的意思，“格物”等同于“穷理”，其目的是“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朱熹的这一解读遭到了王阳明的反对，王阳明认为“格”的意思是“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按照王阳明的理解，“格物”的意思不再是“穷理”，而是“为善去恶。”，“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对于“致知”的“知”，朱熹认为是“知识”，相当于对于事物的“见闻之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王阳明对此种理解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是“良知”，相当于内在的“德性之知”，“‘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王阳明“致知”所理解的“致知”是“致良知”。
（二）“八条目”的次序
朱熹认为“八条目”在功夫上有着一定的先后次序，“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其先后次序，“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王阳明认为“格、致、诚、正”都是“一事”，在功夫论没有先后次序而言，“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由此可知在王阳明看来，“格、致、诚、正”都是同时进行的。然而“身、心、意、知、物”却“各有其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同一功夫的不同方面，虽然功夫上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在对此理解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谦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
笔者认为对于“八条目”的解读，朱熹主要先研究事物之理，在启发人心，王阳明主张先发明本心，再向外推至；朱熹所使用的方法类似于归纳法，从广大到简约，由外而内，王阳明使用的方法类似于演绎法，由简约到广大，由内向外。就目的而言，二人殊途同归。
三、结语
通过对于研究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解读，笔者认为朱王之间的分歧在于内外两种路线的差别，然而究其功夫与目的而言又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