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承铿教授的相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创立的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的年会上。费教授比我年长15岁，未见面之前我就知道他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的资深老师，对他的景仰因而更是增加几分。我们的学会早期的工作风格十分单纯，就是教师和研究者的学术交流，别无其他。这样，我与费教授的交往并不深刻，但是我觉得费教授形象可爱可亲，谈吐贴近实际。
到了21世纪初，我有了一个近距离与费教授共事的机会。当时，音乐课程标准的实施在即，但是还是需要一套基于过去的音乐教学大纲，靠近新的课程标准的过渡性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王耀华教授来京，组织一些人员编写一套新的音乐教材。费承铿教授担任小学教材的主编，我担任副主编。
当时的条件远非今日的状况可比，电脑并不普及，教材设计所需的软件也不像今天这样便利。我坐在费教授的身旁，一边聊天，一边欣赏他那忘年的可爱举动——印着乐谱和图画的纸片、剪刀和浆糊，这些物件在费教授的手里好似魔术师的道具，一课一课的音乐和游戏活动就这样从他的手里诞生了。
费承铿对教材编制过程如此娴熟，是因为他十分熟悉基础音乐教育的政策、思想、以及课程的纲领文件。他亲身参加编写过中小学音
乐教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学大纲，也熟知音乐课程标准的编制思想。据我所知，当时他已经具有几十年的国家和省级教材的编写经历，同时又编写过基础音乐教育的大量教材和教师培养的教材。
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今年的劳动节。万万没有想到的手机信息，是学会发来的费教授不幸逝世的消息。我的心里顿时生出万分的悲哀和惋惜之情。
为了纪念费承铿教授在我国音乐教育园地中近半个世纪的耕耘，我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编辑了一份费承铿教授自1959年开始直至
到了21世纪初，我有了一个近距离与费教授共事的机会。当时，音乐课程标准的实施在即，但是还是需要一套基于过去的音乐教学大纲，靠近新的课程标准的过渡性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王耀华教授来京，组织一些人员编写一套新的音乐教材。费承铿教授担任小学教材的主编，我担任副主编。
当时的条件远非今日的状况可比，电脑并不普及，教材设计所需的软件也不像今天这样便利。我坐在费教授的身旁，一边聊天，一边欣赏他那忘年的可爱举动——印着乐谱和图画的纸片、剪刀和浆糊，这些物件在费教授的手里好似魔术师的道具，一课一课的音乐和游戏活动就这样从他的手里诞生了。
费承铿对教材编制过程如此娴熟，是因为他十分熟悉基础音乐教育的政策、思想、以及课程的纲领文件。他亲身参加编写过中小学音
乐教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学大纲，也熟知音乐课程标准的编制思想。据我所知，当时他已经具有几十年的国家和省级教材的编写经历，同时又编写过基础音乐教育的大量教材和教师培养的教材。
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今年的劳动节。万万没有想到的手机信息，是学会发来的费教授不幸逝世的消息。我的心里顿时生出万分的悲哀和惋惜之情。
为了纪念费承铿教授在我国音乐教育园地中近半个世纪的耕耘，我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编辑了一份费承铿教授自1959年开始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