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5岁的巴金随母亲来到广元，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巴金离开广元随父回到成都。巴金在自述中说，“在我的模糊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仅以此文，表达广元人民对巴金的怀念。
川北重镇广元市，文物古迹灿如群星。嘉陵江绕城而过。1909年至1911年，巴金就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少年生活。当时，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广元作县令。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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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岁的巴金随母亲来到广元，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巴金离开广元随父回到成都。巴金在自述中说，“在我的模糊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仅以此文，表达广元人民对巴金的怀念。
川北重镇广元市，文物古迹灿如群星。嘉陵江绕城而过。1909年至1911年，巴金就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少年生活。当时，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广元作县令。1909年，
5岁的巴金随同母亲陈淑芬从成都来到了广元，一家住在衙门内的三堂里。广元衙门（现广元政府街），内有一堂、二堂、三堂、四堂，里面还植有草地、花园、桑树等，风景相当优美。
在广元时，母亲对巴金的教育花了不少心血。最初让巴金和自己睡在一起，那是一架清代的雕花架子床，夏天挂的是罗纹帐，冬天则换上白布帐，室内方桌上放了一只清油灯。陈淑芬给巴金和两个姐姐、哥哥亲手装订了小白纸本，差不多每天都给孩子们手抄一页娟秀小字的诗词。晚上，巴金在清油灯前的方桌上靠着母亲读写或背诵小本上的诗词。后来巴金回忆说：“这是我幼年时代的唯一音乐。”
巴金在广元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父亲为他们兄弟姐妹专门聘请了教书先生，教书先生姓刘。刘先生很温和，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巴金和他的三哥同坐一根条桌前，老师教认方块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刘先生从不骂人，巴金有时背不出书，先生也不生气，只是叫慢慢重读直到背得整篇课文。因此，巴金从小便十分喜爱书房。刘先生很能干，能绘地图，能画图画，画出了小巴金梦想的有山有洞有狮有虎有豹的优美图画，使巴金和他的哥姐们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
小巴金在广元还有一个乐趣，就是随三哥去四堂后面玩耍。热天的下午，小巴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半睁着眼，望着下面草地的鸡群嬉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鸡也是很有兴趣的。衙门左边有排平房，最后一间是鸡房，里面有一排鸡笼。每天小巴金只要一起床，就要叫丫头香儿陪他到鸡房去玩。他和香儿把一个个鸡笼揭开，一只只按顺序点名，什么大花鸡、凤头鸡、麻花鸡、乌骨鸡……然后给它们撒些米喂了，才进书房读书。傍晚时，又爱同三哥，香儿一道去把鸡一一赶进鸡笼，再清点一次鸡名，没有丢掉一只才放心。
诗情画意的广元少年生活充实了巴金的文学艺术细胞。巴金的一家住在衙门里面，天天在一起学画、学诗。住在一间楼房上，推开窗便是一个大坝子和一片桑林，一清早就有喜鹊在树上叫，把他们早早叫起来。晚上一开窗，月光就照进房里。夜里很静，巴金的母亲睡得早，兄弟姐妹就开着窗，一面望月，一面闲谈，不然就学做诗。巴金的母亲在广元的日子喜欢养蚕，小巴金也迷上了。常常夜深了，还拿上灯下楼去蚕房看桑叶是否稀少。巴金后来回忆道：“那时年纪很轻，但已和大人差不多了。那种日子过得真有味。”在县衙里，小巴金的生活带着许多奇幻的色彩。他跟父亲走过广元不少的高山大川，看见过好些不寻常的景物。
少年的巴金，虽身处官僚家庭，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小主人”的优越地位而歧视劳动人民。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当时是广元的县令，家里的仆人轿夫一大群。小巴金经常在马房里、轿夫的床上、烟灯旁，听贫穷瘦弱的马夫、轿夫讲故事。
专门经管小巴金和他三哥生活的佣人叫杨嫂，是由成都带来的人，巴金对她很有感情。一有机会，便到杨嫂的房中听她讲故事，因为“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巴金的母亲在广元生了他的二妹后，杨嫂就搬进巴金兄弟屋里照料。杨嫂这人很爱清洁，不许乱吐口痰，不许在床上翻筋头，房间、床铺每天都是干净整齐的。晚上要睡时，巴金和他的三哥只要看见杨嫂正要放帐子，兄弟俩就齐声嚷：“你不要走开，给我们讲个故事！”杨嫂就用故事作为催眠曲，让兄弟俩在美好的幻想中进入梦乡。后来，杨嫂得病，经医治无好转，最后精神失常死去了。这对巴金幼小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后来回忆道：“像这样的好人怎会生这种病，那时候在广元似乎没有一个好医生。”
这些善良的人们、美妙的故事、不幸的境遇，在小巴金的心里开始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身心的摧残，特别反映了妇女的不幸。书中反叛思想的形成，和少年时巴金接触过《烈女传》不无联系。一次，巴金在姐姐房里找到一本《烈女传》插图本，上栏是文字，下栏是图。巴金一页一页地翻看，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飘流。这些可怕而又悲惨的故事，引起了巴金的思索：为什么这些命运偏偏都落在女人身上呢？他同情她们。
1911年，巴金的父亲谢绝了许多好心人的挽留，辞官回到成都。广元这段生活，给巴金留下了许多回忆，许多温馨，他在以后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仍时时提及。
在广元时，母亲对巴金的教育花了不少心血。最初让巴金和自己睡在一起，那是一架清代的雕花架子床，夏天挂的是罗纹帐，冬天则换上白布帐，室内方桌上放了一只清油灯。陈淑芬给巴金和两个姐姐、哥哥亲手装订了小白纸本，差不多每天都给孩子们手抄一页娟秀小字的诗词。晚上，巴金在清油灯前的方桌上靠着母亲读写或背诵小本上的诗词。后来巴金回忆说：“这是我幼年时代的唯一音乐。”
巴金在广元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父亲为他们兄弟姐妹专门聘请了教书先生，教书先生姓刘。刘先生很温和，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巴金和他的三哥同坐一根条桌前，老师教认方块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刘先生从不骂人，巴金有时背不出书，先生也不生气，只是叫慢慢重读直到背得整篇课文。因此，巴金从小便十分喜爱书房。刘先生很能干，能绘地图，能画图画，画出了小巴金梦想的有山有洞有狮有虎有豹的优美图画，使巴金和他的哥姐们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
小巴金在广元还有一个乐趣，就是随三哥去四堂后面玩耍。热天的下午，小巴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半睁着眼，望着下面草地的鸡群嬉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鸡也是很有兴趣的。衙门左边有排平房，最后一间是鸡房，里面有一排鸡笼。每天小巴金只要一起床，就要叫丫头香儿陪他到鸡房去玩。他和香儿把一个个鸡笼揭开，一只只按顺序点名，什么大花鸡、凤头鸡、麻花鸡、乌骨鸡……然后给它们撒些米喂了，才进书房读书。傍晚时，又爱同三哥，香儿一道去把鸡一一赶进鸡笼，再清点一次鸡名，没有丢掉一只才放心。
诗情画意的广元少年生活充实了巴金的文学艺术细胞。巴金的一家住在衙门里面，天天在一起学画、学诗。住在一间楼房上，推开窗便是一个大坝子和一片桑林，一清早就有喜鹊在树上叫，把他们早早叫起来。晚上一开窗，月光就照进房里。夜里很静，巴金的母亲睡得早，兄弟姐妹就开着窗，一面望月，一面闲谈，不然就学做诗。巴金的母亲在广元的日子喜欢养蚕，小巴金也迷上了。常常夜深了，还拿上灯下楼去蚕房看桑叶是否稀少。巴金后来回忆道：“那时年纪很轻，但已和大人差不多了。那种日子过得真有味。”在县衙里，小巴金的生活带着许多奇幻的色彩。他跟父亲走过广元不少的高山大川，看见过好些不寻常的景物。
少年的巴金，虽身处官僚家庭，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小主人”的优越地位而歧视劳动人民。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当时是广元的县令，家里的仆人轿夫一大群。小巴金经常在马房里、轿夫的床上、烟灯旁，听贫穷瘦弱的马夫、轿夫讲故事。
专门经管小巴金和他三哥生活的佣人叫杨嫂，是由成都带来的人，巴金对她很有感情。一有机会，便到杨嫂的房中听她讲故事，因为“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巴金的母亲在广元生了他的二妹后，杨嫂就搬进巴金兄弟屋里照料。杨嫂这人很爱清洁，不许乱吐口痰，不许在床上翻筋头，房间、床铺每天都是干净整齐的。晚上要睡时，巴金和他的三哥只要看见杨嫂正要放帐子，兄弟俩就齐声嚷：“你不要走开，给我们讲个故事！”杨嫂就用故事作为催眠曲，让兄弟俩在美好的幻想中进入梦乡。后来，杨嫂得病，经医治无好转，最后精神失常死去了。这对巴金幼小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后来回忆道：“像这样的好人怎会生这种病，那时候在广元似乎没有一个好医生。”
这些善良的人们、美妙的故事、不幸的境遇，在小巴金的心里开始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身心的摧残，特别反映了妇女的不幸。书中反叛思想的形成，和少年时巴金接触过《烈女传》不无联系。一次，巴金在姐姐房里找到一本《烈女传》插图本，上栏是文字，下栏是图。巴金一页一页地翻看，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飘流。这些可怕而又悲惨的故事，引起了巴金的思索：为什么这些命运偏偏都落在女人身上呢？他同情她们。
1911年，巴金的父亲谢绝了许多好心人的挽留，辞官回到成都。广元这段生活，给巴金留下了许多回忆，许多温馨，他在以后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仍时时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