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榆关与山海关
2015-08-01 11:17阅读：
整理编辑：伊浩坤
众所周知，作为明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山海关的前身为古榆关。山海关的别称“榆关”，及清朝在山海关地区设置的“临榆县”，皆由古榆关而来。
那么，古榆关究竟在何处，是不是就是如今的山海关，还是在山海关之西颇有一段路程的抚宁县榆关镇，或是其他地方，亦有可细细分辨之处。
“榆关”，全称“临榆关”，旧写为“渝关”、“临渝关”。“临渝”为临近渝水之意。“临渝”最早是作为县名出现的。《汉书·地理志》在辽西郡属县载有“临渝”，附注：“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后汉书·郡国志》在辽西郡属县亦记有“临渝”，附注：“《山海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经》曰在县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郡骊城县，海边山也。”晋朝和晋以后，临渝县被省入阳乐县；《魏书·地形志》在辽西
郡属县“阳乐”条记境内有“林榆山”（当为“临渝山”）。《汉书·地理志》所记“临渝”的具体地理位置不明，但就其所标河流位置来看，当在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以“白狼”定之，将“渝水”标为大凌河，“临渝”标在朝阳附近）；《后汉书·郡国志》所记的“临渝”的地理位置基本明晰，在“海边山”——碣石山一带，即今昌黎、抚宁等县一带，亦当包括今山海关地区。“临渝”作为地名，再度出现是在隋朝。据《隋书·突厥传》记载，在隋朝开皇元年，突厥“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此处的“临渝镇”，当为平州有关隘作用的军镇。到隋、唐时，“临渝”已成为包括今山海关在内的平州滨
海地区最重要的关隘和军镇，是无可质疑的。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朝政府在这一带又建有“临渝宫”（见北平郡卢龙县条）；也就是说，当时在北平郡（即平州）卢龙县建有以“临渝”为名的皇帝驻驿的行宫（当是隋炀帝亲征高丽时所建，其地具体位置不明，一些历史地理学家以有关记载，认为在今滦县境）。到唐朝时，因高丽占据辽东，“临渝”的军事地位仍显得异常重要，一直驻有重兵把守。《新唐书·地理志》在平州北平郡记有“初治临渝，武德元年徙治卢龙”语，也就是说，在唐朝刚刚建立时，曾以临渝宫所在地又建立的临渝县为平州北平郡的治所。到武德七年（624年），临渝县改名石城县。《新唐书·地理志》在平州北平郡属县“石城”，明确记载境内“有临渝关，一名临闾关”，“有大海关”，“有碣石山”。《新唐书·宗纪》又记有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十月到辽东征高丽归来路经这一带时，“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隋、唐时的临渝关，后来被简称和改写为“榆关”。此时的“榆关”遗址，迄今说法不一，认为当即今山海关者有之，认为在今抚宁县城东约10公里的榆关镇一带者亦有之。1979、1989、1999年版《辞海》均注：“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筑，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山海关。”并注：“一说故址即今河北抚宁东榆关镇，与山海关非一地。”从实地情形看，榆关镇一带的地势比起山海关一带的地势来，确实不如山海关所在地那样险要，能够紧紧地扼守于山与海之间，但这不等于说榆关一带无险可据。我们只要留心古代志书中的记载，就不难发现，“临渝”的记载总是与“碣石”连在一起的。跨越今昌黎、抚宁、卢龙三县境界，雄踞辽西走廊西口的碣石山，如一道天然屏障亘绝于燕山山地与渤海沿岸之间。隋、唐时的临渝关凭借的当是这道天险。否则，就很难解释北齐，或北周时，这一带的长城主要修筑在铁雀关一线了。铁雀关一线是临渝关的前沿阵地，而碣石山是临渝关的后盾。对这种军事阵势，唐朝诗人高适的《燕歌行》描述得比较真切。他在记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军与盘踞在营州一带的契丹军队大战时，云：“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这种关与山相依，构成一个大的防阵的形势，一直被人们看重。在古榆关在山海关复现后，不少人仍对此津津乐道。明朝诗人徐学古《秋日边报有警》诗云：“秋气何萧萧，千山落木空。黄霾吹野戍，赤羽急山戎。碣石雕戈拥，榆关铁骑雄。将军频授钺，一战报重瞳。”清朝初年，顾炎武到山海关和昌黎等地考察形胜之地时，在所作的长诗《山海关》中，开笔就吟道：“芒芒碣石东，此关自天作。”在《咏昌黎》诗中云：“列郡谁能比，雄关赖此存。”清朝诗人汤右曾《山海关》诗有“地接长城险，天浮渤海宽；连山趋碣石，积水见辰韩”句；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山海关》诗亦有“长塞沧瀛倚，雄关碣石边”句。
古榆关的作用，在唐朝中叶以后，由于作乱于营州的契丹人多次进犯，显得更加重要了。但平州北平郡一带仅仅是军阵密布，并未再修长城。安史之乱后，河北多故，这一带落入割据一方的幽州卢龙节度使手中长达150多年。五代初，幽州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之子刘守文为与晋王李存勖交战，不惜用厚赂招契丹兵入屯蓟州，使临渝关完全丧失了边防军镇的作用，并很快沦陷为契丹的领地。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古榆关被摧毁一空。辽、金时，榆关失去了边关作用，仅仅剩下一片遗址。北宋出使金国的许亢宗在《奉使行程录》中记载榆关时云：“榆关并无保障，但存遗址，居民三数家。”辽时，辽政府在今山海关地区设置有迁州兴善军，并迁归州（今辽宁省复县东北）的渤海遗民，建立了迁民县。金时，金政府撤迁州，并撤迁民县，改置迁民镇，地属宗州海阳县管辖。大约在这一时期，或再早一些时间，今山海关的地理形势就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宋朝编修的《五代史》记有：“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东临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并海北有路狭仅通车，其旁地可耕种。”（兔耳山在今抚宁县城西，当为定渝关位置的重要参照物）《资治通鉴》亦记有：“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岭不可越。”从这些记载看，似乎到唐朝后期，或五代初，穿过今山海关的沿海通道才开辟出来（但循海之路很窄，最窄处才数尺，仅可通车）；而在此之前，大概营、平两州之间在这一带主要通的是山路。这很可能是古人选择榆关一带建关设阻，在铁雀关一带修建长城，而并非是在今山海关修城筑关的一个主要因素。
辽、金和元朝时，今山海关的险要形势越来越明显，但由于辽、金和元虽然均以今北京为都城（辽设为南京，金设为中都，元设为大都），却几乎均没有在这一带筑关设防的必要。古榆关那么显赫的关隘都弃之不建了，则更谈不上在这一地区另择址建关了。
明朝建立后，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居塞外草原，依然准备卷土重来，幻想再度问鼎中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明朝政权，明太祖朱元璋接受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在明朝建立伊始就开始在北方大修长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占领元朝首都大都后，即开始修筑居庸关一带的长城；洪武八年（1375年），明朝政府又修筑嘉峪关附近的长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又派大将徐达修筑从居庸关到古榆关这一段长城。就在这一年，徐达在勘察关址时，发现古榆关遗址已不再适合作为新的关址，而迁民镇一带的地势却极适合设卫建关，遂决定移榆关址于迁民镇，修筑新的临榆关。对徐达此举，山海关城内在明朝成化年间为徐达修建的显功庙碑文记述得相当清晰：“中山武宁王早以雄才大略首从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已而率师漠北，收其余民，比还留镇于燕。以平滦渝关土地旷衍，无险可据，去东八十里得古迁安镇。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遂筑城移关置卫守之，更名曰山海关。”（明朝大学士商辂《显功庙记》，其中“中山武宁王”为徐达的封号，“平滦”系明初设置的平滦府简称，“迁安镇”当为迁民镇又称，以求迁徙之民安定、平安而改）《明一统志》亦记有：“山海关在抚宁县东，其北为山，其南为海，相距不数里许。本朝魏国公徐达移渝关于此，改今名。”
还有一种可能，山海关一带在隋、唐时，为《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大海关”所在地。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断定，今山海关及山海关连接的长城始修于明朝洪武年间，山海关附近的明以前的长城修筑于北齐，或北周，最迟不晚于隋朝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