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张东荪教授一家的悲剧
在回忆了这两件事之后，老金总结性地评价道：张东荪“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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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了这两件事之后，老金总结性地评价道：张东荪“这个人
是一个‘玩政治’的。这里所谓‘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件事。‘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 ,
我也说不清楚 ,
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很抓机会……等等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南按：哲学家、《哲学评论》主笔）先生曾同我说过，‘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的可快’”
[2]
自20世纪90年代起，金岳霖对张东荪这一评价曾遭到学术界人士的批评，谓金氏并未真正了解张的政治主张与为人处事原则，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云云。但纵观张东荪的政治生涯，确有些“玩”，不但是玩，而且有点“玩火”的成份在内，或许这正是金岳霖所说的“玩”字的真正含义吧。不幸的是，张东荪之“玩”政治，不但使自己掉进了深牢大狱，一家三代人的性命都几乎搭了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1887年生于浙江杭县 ( 今属余杭 ) 。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 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 1920 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 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 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 , 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并出任院长。后回上海 , 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赴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 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 , 在国共两党新一轮决战前夜，加入号称“第三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出任中央常委。1946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一直宣传鼓吹他用新思维制造出来的“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异于苏联”的另类路子，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另类主张当时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与赞成，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声势颇大的“中间路线”的另类政治风潮，张东荪由此一举爆得大名，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人物。
1948年底，国共决战胜负已成定局，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中共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悬殊过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傅作义部仍作困兽犹斗状。为打破这一局面，中共找到了当时正在走红，名声赫赫的张东荪，请其从中涡旋、调解。张东荪得令，当即表示甘效犬马之劳，在和傅作义会晤过程中，使出平日在政治场上练就的捭阖、勾钳、转丸之术，纵论天下大势与傅氏之处境和所选之道路，终于迫使对方放弃了继续抵抗的念头，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南按：这是当时以及中共建政后对傅作义及所属部队的明确性政治定语，不是所谓“起义”，更不是“和平起义”等等。）。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树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颇为炫耀地认为，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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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东荪任全国政协委员，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阶级问题》、《理性与民主》等著作。
张氏崇尚所谓的“自由主义”，他在四十年代社会上展开的“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曾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4]可惜的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不但他鼓吹的自由主义萌芽没能在远东大陆这块苦难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就是各自的人头能否保住也成了一个没有人能够说得清的重大人生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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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张东荪而言，当时身为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来打通中美关系，并私自传送国家机密文件于对方，可谓愚蠢至极。其中的道理哪怕一个放牛的牧竖都能明白，但张东荪竟致新生的政权于不顾，胆大包天且不免有些稀里糊涂地做了，可见张此时已术穷智昏，失却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张的错误性质也由“一亲四反”（即亲美和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封建买办、投机政客”上升为“叛国”和“美国特务”，并从“思想改造”的对象和全国“反动标兵”转变为“叛国罪行”的大奸佞了。
尽管如此，但令时人和后人倍感困惑与不解的是，张东荪并未以“叛国”、“特务”或“汉奸”“工贼”的罪名遭逮捕法办。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对北京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批示道：“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6]在《文稿》的注释中说：“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1952年8月7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感，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7]
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外人不得而知。据说“东窗事发”后的张东荪仍认为自己是好心办坏事，或根本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自己是出于让中国避免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才犯下大忌，进行所谓个人外交的。因而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加在自己头上的“叛国”“卖国”和“美国特务”等等罪名，只是自请处分于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之事。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已由不得他了。毛泽东亲自出面，把张定性为“坏分子”。随后，对于张东荪的所作所为，“世人皆曰杀”，民盟中央的几位掌权者一看政治风向对“第三大党”颇为不妙，立即撤消了张东荪的一切职务，并成立了由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许广平、曾昭抡、吴晗等人组成的审查小组，指控张“出卖我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军事机密”、“掩护美帝特务活动”等罪行，同时一并清算旧案：在抗战期间“领取汪逆组织律贴”、“与国社党、汉奸头子（南按：张君劢）共提卖国提案”、“解放后还企图帮助战犯张君劢混入新中国进行其阴谋活动”等等，最后经张东荪“民盟同志”讨论，又给他戴上了一顶“汉奸”的帽子，开除盟籍，张东荪的政治生涯自此正式告终。
关于张东荪案件的内情，千家驹在他1985年写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曾单列一节专门作过介绍。据千氏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根据千家驹的说法：“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8]千家驹之回忆并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就不免带有那个时代对已被当政者定为“异己分子”落井下石，并进一步踏上一只脚的政治色彩，不足为凭。
显然，张东荪案有许多令人不解之处，亦即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如前燕京大学政治系外交组毕业生林孟熹在著作《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所言：“此案从未公开宣布或审理，仅在民主党派内部作过简单口头传达，后不了了之。”林氏进而综合和归纳此案中的种种可疑之处，即A、“张案是当年公安部破获的最大一起间谍案，但中途转给周恩来办公室接手，不让公安部继续追查”；B、“张案亦没有经过司法部门定罪，据说中共有关方面曾有此打算，但为毛泽东所阻。毛说“张对北平和平解放还是有功的，就算了吧”。对此，林氏疑惑道：“张对民主革命当然有功，岂止和平解放北平一端，问题是否功过相抵？”如当时曾参与上海解放的杨虎，“最后仍以间谍问罪，何独厚于张？”；C、当时的“三反”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张的批判没有涉及其间谍罪行，尽管人们揭露了很多他的亲美言行”；D、“案发之后张东荪一直仍住在燕园的教授住宅，工资照领，直至1958年调到北京市文史馆”；E、张东荪本人此后亦“从未表示悔意与自责，反而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爱国的”，则“莫非背后另有同幕”等等。
看来要去掉附在张身上的重重迷雾，弄清事实真相尚需时日。
只是张东荪的“寓公”生活没做多久，随着“文革”爆发，1968年1月，已是８1岁高龄的张东荪以“叛国罪”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特种监狱——秦城。张被捕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其被关在何处。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自绝于人民”，已暴毙于秦城狱中，终年86岁。据说他在临终前，得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成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和解并且达成和发表了《上海公报》后，张东荪激动不已，以致老泪横流，喃喃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呵！”[9] 但是，这个迟到的消息并没有丝毫减轻由于“张东荪案”而带给整个张家的巨大灾难，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悲剧还将进一步上演。
当张东荪被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长子、留美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遭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当年张宗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美资格，并顺利摘取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张是一位绝顶聪明之人，在圈子中流传着关于他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张还精通数门外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人口才极好，和陈同度教授一起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最好的两位教授，很受学生欢迎。不过陈同度在张守炳入狱不久的1968年8月28日，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张宗炳和他的父亲在秦城监狱的五年中，相互并不知道他们竟被关在隔壁监室。张东荪被折磨致死后，张宗炳在监狱中也被折磨得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后，1975年被释放。
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工作的张东荪之妻刘拙如，在丈夫被捕后，被单位定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后被“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局，监禁近一年。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张东荪的二儿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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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的长孙张鹤慈（张宗炳之子），1963年在北京师范学院读书期间，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等几个原高干子弟学校——北京101中学的同学搞了一个“X诗社”，经常写诗并议论政治，其活动被公安部门侦知，立捕。经审讯关押后，除郭世英沾了他老老子郭沫若的光，被“劳教”处理外，其它几人则以“X反动集团”的罪名判刑“劳改”。张鹤慈被押往天津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爆发，复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重惩处。又过了１６年，满头白发的张鹤慈才结束了劳改生涯，走出监狱大门。
张东荪另一位孙子张佑慈（张宗颖之子），其父母于1966年双双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获“平反”无罪释放时，已在监狱度过了12个年头。
纵观张氏家族的命运，可谓血泪交织，悲惨凄绝。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其妻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三个儿子有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而发生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其真实情况和“犯罪”细节，局外人竟全然不知，就连当年具体的侦察、办案人员，后来也出面证明不知他们一家“为啥子都一个个自杀和进去了”。政治的荒谬真是令人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后人能闻知的只是一个曾经名动公卿、显赫一时，好“玩政治”的高级知识及其整个家族，像梦一样瞬间走向毁灭的凄惋故事。
[1、2]《张东荪“玩政治”》金岳霖，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一个卷入“叛国案”的学者》黄波 载《文史天地》2005年1期）
[4]《观察》第5卷第11期。
[5、9]《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散木 载《文史精华》2003年11期。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
[7]《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06页，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8]转引《逝去的年代》谢泳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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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起，金岳霖对张东荪这一评价曾遭到学术界人士的批评，谓金氏并未真正了解张的政治主张与为人处事原则，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云云。但纵观张东荪的政治生涯，确有些“玩”，不但是玩，而且有点“玩火”的成份在内，或许这正是金岳霖所说的“玩”字的真正含义吧。不幸的是，张东荪之“玩”政治，不但使自己掉进了深牢大狱，一家三代人的性命都几乎搭了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1887年生于浙江杭县 ( 今属余杭 ) 。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 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 1920 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 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 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 , 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并出任院长。后回上海 , 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赴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 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 , 在国共两党新一轮决战前夜，加入号称“第三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出任中央常委。1946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一直宣传鼓吹他用新思维制造出来的“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异于苏联”的另类路子，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另类主张当时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与赞成，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声势颇大的“中间路线”的另类政治风潮，张东荪由此一举爆得大名，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人物。
1948年底，国共决战胜负已成定局，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中共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悬殊过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傅作义部仍作困兽犹斗状。为打破这一局面，中共找到了当时正在走红，名声赫赫的张东荪，请其从中涡旋、调解。张东荪得令，当即表示甘效犬马之劳，在和傅作义会晤过程中，使出平日在政治场上练就的捭阖、勾钳、转丸之术，纵论天下大势与傅氏之处境和所选之道路，终于迫使对方放弃了继续抵抗的念头，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南按：这是当时以及中共建政后对傅作义及所属部队的明确性政治定语，不是所谓“起义”，更不是“和平起义”等等。）。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树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颇为炫耀地认为，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东荪任全国政协委员，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阶级问题》、《理性与民主》等著作。
张氏崇尚所谓的“自由主义”，他在四十年代社会上展开的“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曾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4]可惜的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不但他鼓吹的自由主义萌芽没能在远东大陆这块苦难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就是各自的人头能否保住也成了一个没有人能够说得清的重大人生命题。
就张东荪而言，当时身为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来打通中美关系，并私自传送国家机密文件于对方，可谓愚蠢至极。其中的道理哪怕一个放牛的牧竖都能明白，但张东荪竟致新生的政权于不顾，胆大包天且不免有些稀里糊涂地做了，可见张此时已术穷智昏，失却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张的错误性质也由“一亲四反”（即亲美和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封建买办、投机政客”上升为“叛国”和“美国特务”，并从“思想改造”的对象和全国“反动标兵”转变为“叛国罪行”的大奸佞了。
尽管如此，但令时人和后人倍感困惑与不解的是，张东荪并未以“叛国”、“特务”或“汉奸”“工贼”的罪名遭逮捕法办。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对北京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批示道：“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6]在《文稿》的注释中说：“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1952年8月7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感，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7]
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外人不得而知。据说“东窗事发”后的张东荪仍认为自己是好心办坏事，或根本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自己是出于让中国避免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才犯下大忌，进行所谓个人外交的。因而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加在自己头上的“叛国”“卖国”和“美国特务”等等罪名，只是自请处分于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之事。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已由不得他了。毛泽东亲自出面，把张定性为“坏分子”。随后，对于张东荪的所作所为，“世人皆曰杀”，民盟中央的几位掌权者一看政治风向对“第三大党”颇为不妙，立即撤消了张东荪的一切职务，并成立了由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许广平、曾昭抡、吴晗等人组成的审查小组，指控张“出卖我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军事机密”、“掩护美帝特务活动”等罪行，同时一并清算旧案：在抗战期间“领取汪逆组织律贴”、“与国社党、汉奸头子（南按：张君劢）共提卖国提案”、“解放后还企图帮助战犯张君劢混入新中国进行其阴谋活动”等等，最后经张东荪“民盟同志”讨论，又给他戴上了一顶“汉奸”的帽子，开除盟籍，张东荪的政治生涯自此正式告终。
关于张东荪案件的内情，千家驹在他1985年写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曾单列一节专门作过介绍。据千氏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根据千家驹的说法：“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8]千家驹之回忆并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就不免带有那个时代对已被当政者定为“异己分子”落井下石，并进一步踏上一只脚的政治色彩，不足为凭。
显然，张东荪案有许多令人不解之处，亦即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如前燕京大学政治系外交组毕业生林孟熹在著作《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所言：“此案从未公开宣布或审理，仅在民主党派内部作过简单口头传达，后不了了之。”林氏进而综合和归纳此案中的种种可疑之处，即A、“张案是当年公安部破获的最大一起间谍案，但中途转给周恩来办公室接手，不让公安部继续追查”；B、“张案亦没有经过司法部门定罪，据说中共有关方面曾有此打算，但为毛泽东所阻。毛说“张对北平和平解放还是有功的，就算了吧”。对此，林氏疑惑道：“张对民主革命当然有功，岂止和平解放北平一端，问题是否功过相抵？”如当时曾参与上海解放的杨虎，“最后仍以间谍问罪，何独厚于张？”；C、当时的“三反”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张的批判没有涉及其间谍罪行，尽管人们揭露了很多他的亲美言行”；D、“案发之后张东荪一直仍住在燕园的教授住宅，工资照领，直至1958年调到北京市文史馆”；E、张东荪本人此后亦“从未表示悔意与自责，反而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爱国的”，则“莫非背后另有同幕”等等。
看来要去掉附在张身上的重重迷雾，弄清事实真相尚需时日。
只是张东荪的“寓公”生活没做多久，随着“文革”爆发，1968年1月，已是８1岁高龄的张东荪以“叛国罪”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特种监狱——秦城。张被捕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其被关在何处。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自绝于人民”，已暴毙于秦城狱中，终年86岁。据说他在临终前，得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成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和解并且达成和发表了《上海公报》后，张东荪激动不已，以致老泪横流，喃喃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呵！”[9] 但是，这个迟到的消息并没有丝毫减轻由于“张东荪案”而带给整个张家的巨大灾难，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悲剧还将进一步上演。
当张东荪被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长子、留美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遭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当年张宗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美资格，并顺利摘取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张是一位绝顶聪明之人，在圈子中流传着关于他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张还精通数门外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人口才极好，和陈同度教授一起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最好的两位教授，很受学生欢迎。不过陈同度在张守炳入狱不久的1968年8月28日，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张宗炳和他的父亲在秦城监狱的五年中，相互并不知道他们竟被关在隔壁监室。张东荪被折磨致死后，张宗炳在监狱中也被折磨得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后，1975年被释放。
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工作的张东荪之妻刘拙如，在丈夫被捕后，被单位定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后被“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局，监禁近一年。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张东荪的二儿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自杀身亡。
张东荪的长孙张鹤慈（张宗炳之子），1963年在北京师范学院读书期间，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等几个原高干子弟学校——北京101中学的同学搞了一个“X诗社”，经常写诗并议论政治，其活动被公安部门侦知，立捕。经审讯关押后，除郭世英沾了他老老子郭沫若的光，被“劳教”处理外，其它几人则以“X反动集团”的罪名判刑“劳改”。张鹤慈被押往天津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爆发，复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重惩处。又过了１６年，满头白发的张鹤慈才结束了劳改生涯，走出监狱大门。
张东荪另一位孙子张佑慈（张宗颖之子），其父母于1966年双双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获“平反”无罪释放时，已在监狱度过了12个年头。
纵观张氏家族的命运，可谓血泪交织，悲惨凄绝。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其妻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三个儿子有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而发生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其真实情况和“犯罪”细节，局外人竟全然不知，就连当年具体的侦察、办案人员，后来也出面证明不知他们一家“为啥子都一个个自杀和进去了”。政治的荒谬真是令人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后人能闻知的只是一个曾经名动公卿、显赫一时，好“玩政治”的高级知识及其整个家族，像梦一样瞬间走向毁灭的凄惋故事。
[1、2]《张东荪“玩政治”》金岳霖，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一个卷入“叛国案”的学者》黄波 载《文史天地》2005年1期）
[4]《观察》第5卷第11期。
[5、9]《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散木 载《文史精华》2003年11期。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
[7]《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06页，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8]转引《逝去的年代》谢泳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