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江
一
去年十一假期，因还在疫情期间，不敢跑得太远，与妻商议后听从了她的意见，去濮阳看岳父母大人。想春节期间因疫情没能够去看望两位老人，这次既然去，索性就多住几日。
其间，妻又谈起范县老屋院子里的石榴必已是硕果累累，不如驱车回老家一趟，采摘些带回北京。想想与其枯坐家中百无聊赖，不如出去活动活动，又有果实可以裹腹，吃不了还能兜着走，何其快哉！
携妻带子，一行人兴致颇高，奔范县老家，打开蛛网密布的大铁门，进至院内，果然见到两三棵高大的石榴树，树冠上一溜儿全是红艳艳的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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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冷江
一
去年十一假期，因还在疫情期间，不敢跑得太远，与妻商议后听从了她的意见，去濮阳看岳父母大人。想春节期间因疫情没能够去看望两位老人，这次既然去，索性就多住几日。
其间，妻又谈起范县老屋院子里的石榴必已是硕果累累，不如驱车回老家一趟，采摘些带回北京。想想与其枯坐家中百无聊赖，不如出去活动活动，又有果实可以裹腹，吃不了还能兜着走，何其快哉！
携妻带子，一行人兴致颇高，奔范县老家，打开蛛网密布的大铁门，进至院内，果然见到两三棵高大的石榴树，树冠上一溜儿全是红艳艳的石榴。
先是原地踮起脚尖，将身子拉得足够长，伸出双手去拉拽有果子的树枝，待身子已伸至极限，手已将指关节拉得生疼，还是够不着那眼前的果子时，于是抛弃了知识分子的拘束，改成雀跃状，几个回合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看着头顶上那硕大而鲜红的石榴，心里终究还是不舍，情急之下突然生出一份儿时才有过的豪迈，顾不得体面不体面，也无从细论自己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爬树的经历，仗着一股子冲动，爬上了一棵树杈，摘了几个近处的果子后，很快又面临遥不可及的难题。张皇无措时，用原始的蛮劲撼动树干，满树的石榴一个个如人生果纷纷落地，那一刻，竟然与齐天大圣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待日暮低垂、鸣金收兵之时，先是埋怨未能带上足够的袋子，后又嫌车子的后备箱不够大，那么多的石榴铺满了院子，看着眼前的战利品不能尽数缴获，心里既不甘，又无奈。
回到北京后，左耳耳根处有些小小的肿胀，起先不以为意，只当是上火，多喝几杯水，多吃几个水果，过些日子，也就自愈了。
第二天，早上洗脸，擦毛巾，耳根处有些抗拒。照镜子，发现左耳耳根处有微微的红肿。按照往日经验，翻箱倒柜，找出去年买的外用应急药膏，挤出一抹涂于患处，过一两日自当退肿。
第三日，早上起床，却感觉左耳明显有些沉重，用手一摸，哇塞，一夜之间又厚又肥。照镜子，自己看着都觉得有一种厌恶感。瞬间脑子里冒出了“猪八戒”这三个字。
于是加倍涂抹应急药膏，用量是昨日的两倍，涂完后，左耳耳廓油光水滑，相比之下，右耳明显营养不良，似乎已不是亲生的了！
此后数日，事态急转直下，左耳迅速膨胀。状若蘑菇，且颜色由白而红，最后竟转成紫色。正赶上十一后单位工作扎堆，每日干不完的活，即便左耳已严重影响个人形象乃至个人听觉，也无法分身去医院诊治。
那日早上上班前，拿出口罩正要往耳朵上戴，却不料钻心的疼。那种感觉像是深入极寒地带，耳朵冻伤后，手一碰就会透彻肌肤的疼痛。有人吓唬说，用力一碰耳朵会顺势掉落。
无法戴口罩，上班就会成为一种高危。虽然我有专车，不必挤公交，遭受密集人群的传播风险，但从车库上到办公室，还是要与早晨高峰期的人流在电梯间拥挤。虽然眼下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但心理上还是有一种畏惧。试想满电梯间全都是戴着明晃晃的口罩，唯独你一人张着大嘴露着两只烟囱一样的鼻孔，别人即便不用异样的眼神瞧你，可你自己能不觉得有些另类吗？
因为这个铁硬的理由，我终于向领导提出来要去医院看看。领导呢，也像是突然想起来，我的耳朵似乎有些另类。忙借坡下驴，让我赶紧找医生看看，该治疗治疗、该住院住院。听着领导的话，一下子竟然鼻子有些酸楚。似乎领导以前从未有过这么温暖和关怀。
马上打开手机，找到本市最好的一所军医院，点击进去却发现“因为疫情，本院暂停在线预约挂号，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于是只好打开手机通讯录，临时去查找医院圈子里的朋友，终于找到一个老乡也在这个军医院，而且是耳鼻喉科的，大喜。连忙打过电话去。少不了先要问候一番，对方先是一愣，可能是因为我此前并不爱交际，也很少去维系朋友关系，突然电话问候，对方一下子竟然有些接受不了。那一刻，我深深后悔自己此前的作为，深为自己平日不用功、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感到惭愧。为什么只有在疼痛得要住院时才想起来朋友？为什么与朋友的维系要建立在病痛上？
好在，终于说明白了情况，对方也耐心听完了，说：过来吧。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喜怒哀乐，也听不出厌烦还是关怀。
放下电话，连忙驱车过去。没想到，朋友特意从另一个医疗楼赶过来，早早在门诊处等我。带我轻车熟路从后门进入医生的诊疗室。想到那些正排队等号的病人们，我一下子有了无比的优越感，但很快又有了正常人的愧疚感。医疗资源的紧张，让人可以分出三六九等，这又何尝不是世界的多样性呢？！
医生看了我的左耳后，语气很严厉，说：你这耳朵要赶紧治，一旦等到灌脓再做手术切开换血，最后耳朵会萎缩成花菜一样惨不忍睹，也可以说是三等残疾。想我那一刻的脸色一定会非常难看，内心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为自己能及时病途知返而深感幸运。
医生用手轻轻碰了一下我的左耳，一言不发坐回到椅子上去。医生问：你这是怎么弄的？
我支支吾吾，不知所云。最后只能大胆推测，可能是十一回老家上树摘石榴，被什么虫子咬了？感染了？
医生既不肯定我的推测，也不否定我的推测。两眼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双手在键盘上敲击着，很快打出几张单子来，签字盖了章塞给我：快去抓药吧，回家几种抗生素结合着用，你这属于病情严重，要下大剂量。
我深为医生以毒攻毒的理论折服。回家后谨遵医嘱，一日三餐服用大剂量抗生素，再加之以药膏涂抹。有了医生的疗救，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似乎耳朵也不疼了。
以前每次感冒病重，上了一趟医院，领到医生的处方，兴冲冲抱回来一大包药，即便那些药也都是耳熟能详，家门口药店就能买到，此时却深为医生的疗方感到安心。或许这是心理作用，但药有千百种，能对症治疗，对症开药，这才是医生的作用。世间能有医生，或许也贵在此。
用了三天药，口服加涂抹，三日后，左耳似乎疼得更厉害。以至于晚上睡觉脑袋里像是杵了根钢针，从神经到肌肉都扯天扯地地疼。
妻子说，你再去医院找医生看看，是不是吃错了药？我还安慰她：可能是药性起作用了，两强相见，战至酣处，可能眼下正是关键时候，怎可主动撤火、临阵当逃兵呢？
妻子素来胆小，见我左耳的惊人发展态势，定要我去找那朋友再细看看。
朋友就是朋友，平日里可能电话都懒得打一个，可一旦找上朋友，一般都不会是什么好事，不是天灾人祸，就是生来病死。而真正的朋友，也就在这个时候能那么闪光一下。
朋友听我说要再来看看，还是很平淡地说：来吧。依旧听不出喜怒哀乐。
到了朋友办公室，朋友仔细对我的左耳进行了观察，完了又给几个主治医生打了电话，最后朋友说：你就在我这儿打点滴吧，这个比你吃药强。
在朋友与医生之间，我选择相信朋友。医生对所有病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你只是他千千万万个病人中的一个；而朋友对我来说却是唯一的，因为你是朋友的朋友而不是病人。朋友与病人之间，有时候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不捅也可以破。
第一次打点滴，或许是不适应，我竟然差点晕倒。朋友并不慌张，仍是很平静地对我说：你喝口水，我将速度调慢点。果然，我一下子好多了。不知道是朋友的平静感染了我，还是因为喝水或者她调慢了速度。总之，我此后能平静地接受一滴一滴的药水顺着细细的管子渗透进我的静脉，直至输送至我周身的每一处血管。这些药水，我甚至并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我选择相信朋友。因为朋友，这些药水就像生命的乳汁，一点一点地进入我的身体，与我融为一体。
连续打了一个礼拜的点滴，我发现左耳明显退肿了。起初的每一天，朋友都要我第一时间将左耳的变化告诉她。以至于，每天早上报告病情成了我最大的任务。以至于，每天我都深怕左耳病情变化不明显，感到愧对朋友。于是，我每一次都尽可能告诉朋友，好多了好多了。以此去鼓励朋友，深怕因为变化不明显，让朋友失望。这时，病情成了我和朋友之间维系的最大公约数。信任与被信任，依靠与被依靠，鼓励与被鼓励，似乎因为一次耳疾，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二
一个礼拜点滴打完，朋友不放心，又给医院几个专家打了电话，撂下电话，朋友给我写了个字条，让我拿着去康复中心找一个专家。专家看起来五十多岁，是个女大夫，头上戴了蓝色医用防护帽，正坐在医疗室里给一对夫妇瞧病。我进来，她头都没抬，问：你什么情况？
我忙将字条递过去，顺便提了一下字条上的人名，专家看了我一眼，说：“你等一下”。等她送走了那对夫妇，让我走近，抬起食指在我左耳上压了一下，说：“给你开一个礼拜的理疗吧”。什么理疗，我也不敢问，拿了单子出来交了费，就去理疗室。一个年轻的女医生问我“哪个部位？”，我说“左耳”，后面一个中年女医生走过来对年轻的说：“看他单子，别问病人！”我忙拿出单子给中年女医生，中年女医生接过去看了一眼对年轻的说“左耳内外，左右耳对峙”。年轻的忙打开仪器对准我的两耳。我怕她们搞错了，大声提醒医生：“左耳，是左耳”。中年女医生耐心地说：“知道是左耳，但左右耳要平衡！”
我后来想一想，也对，虽然病症在左耳，但左右耳相通，不能光治疗左耳，得左右耳双管齐下，医生说“平衡”，我觉得极对。中医讲辩证治疗，是很科学的。
接连做了一个礼拜的理疗，左耳大有好转。镜子里看，左右耳已差别不大，又让妻看，妻说：“左耳还是红中带紫，耳轮还是明显比右耳厚”。我又让医院那个朋友看，朋友用手拭了一下我的左耳，笑着说：“好多了，还略略有点发烧。”朋友让我再去找一下那个专家。专家看了一眼我的左耳，用很坚定的语气说：“好了！”我忙提醒专家“要不要再巩固一下，会不会反弹？”专家没搭理我，在键盘上敲击了一阵子，打出两张收费单，又在我上次那张治疗单子上写了一行字，仔细一看，似乎是“低频高频续5次”，我拿了单子正要问，有病人推门进来，专家说“愣什么，赶紧缴费去！”交完费，复又去理疗室做理疗。
还是上次的中年女医生和年轻女医生。年轻女医生拿我的单子扫了一下，“咦”了一声，自言自语“怎么扫不上？”，我忙说“可能刚才系统出问题，打不出来，大夫直接手写在上面了”，年轻女医生迟疑地望着中年女医生。中年女医生看了一眼单子上的手写体，对年轻的说：“你也在单子上写，每做一次划掉一次！”我的心里当时很忐忑，深怕医生们坚持原则，非要我出示机打单子。虽是小小的一个插曲，对于中年医生的破例，还是充满了感激。
这份感激接下来一直延续到第二个疗程结束。最后一天早上走得急，竟然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手写单子了。一路上提心吊胆地琢磨着该怎么跟医生们解释。到了理疗室，年轻女医生见我没带单子，忙打开电脑里的系统，问我“记得你的ID号吗？”，我说，号码不记得了，给你看我的社保卡。年轻女医生在系统里查了半天没查到，我又说，上次缴费单给您了，您看能不能找到？这时，中年女医生走了过来，大声说：去做吧，不是左耳吗？
我忙不住点头说“是是”。没想到，每天那么多人治疗，难得她还记着我的左耳。那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白衣天使”四个字来。想想以前报纸上报道说，有些地方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戴着钢盔上班，真是有点唏嘘了。
三
因为连续两个礼拜跑医院，自然影响工作。单位里大事小事不断，正常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负责人，总有管不完的活儿。本来一个月前左耳刚开始冒出红肿的斑点时，就应该上医院看。可惜今日退明日，明日推后日，错过了最佳诊疗的窗口期。事后分析起来，这也是后来耳中病菌猖狂、导致吃药无效，需要直接下重手，以毒攻毒的主要根源。如此说来，还要感谢这次疫情，不是疫情就不会让戴口罩，不戴口罩就不会耳朵疼，不耳朵疼就不会戴不上口罩，不是戴不上口罩就不会没法上班，不是没法上班就不会去医院。总之，世间万物皆有灵，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其实冥冥之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朋友说要住院，要开刀做手术。后来又大胆决定直接给我打点滴。打点滴而不是做手术，放弃激进疗法选择保守疗法，这是朋友基于对我的信任果断决定的。我为此内心里深深感激朋友。是真朋友才能如此决绝，当仁不让地替我做主。后来从打点滴到做理疗，是保守治疗上方案的进一步丰富，也是从自我判断到权威判断的修正。我为此更应该感激朋友，是她的坚持而不冥顽给了左耳更多治愈的机会。
当然，现在来看，也要感激单位领导，是他关键时候支持我早治疗，给了我连续几个礼拜的非正常上班的机会。
其实，还要感谢左耳自己。正因为患了左耳耳疾，才有机会与很多自己并不喜欢的会议和文件擦肩而过，才有机会不用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去说一些或者听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语，特别是可以因此而正义凛然地避开那些情非得已的饭局和对身体具有持续伤害的酒局。感谢左耳，现在只要告诉别人“我在吃头孢”，很多人就会识趣地放弃了面红耳赤的劝酒。久违的清净又回来了。小小的耳疾，解除了以前怎么也推不开的那么多烦恼，想想人生真的是有趣啊。
四
这次耳疾，无论对外形还是内里，都有很大影响。左右耳不对等，一瘦一肥，一白一紫，个人形象上减分自不必说了，影响到听力，多少反应迟钝些，思考问题也由此愚笨了一些。
人常说，耳聪目明。大抵说到了耳朵之于人的重要性。一旦耳朵有障，听不清道不明，自然不会显出多机灵来。
可有人偏偏不认同这个理。
耳痛难当之时，上网四处查询偏方，竟然发现很多有趣的材料。
最好玩的就数苏东坡写诗给同样患耳疾的好友、当时的驸马都尉王诜了。
诗言：“君知六凿皆为赘，我有一言能决疣。病客巧闻床下蚁，痴人强觑棘端猴。聪明不在根尘里，药饵空为婢仆忧。但试周郎看聋否，曲音小误已回头。”
像苏轼这样洒脱的文人确不多见，好友得耳疾，不温言宽慰，反夹枪带棒地讥讽。在苏轼看来，与其整日为耳疾提心吊胆，其实与病人要听见床底下的蚂蚁，痴人硬要看荆棘上的猴子一个道理，人的聪明不在耳朵上，一味吃药也只是让奴婢们空担忧而已，倒不如洒脱一点，学学人家三国的儒将周瑜，只需听听曲子，音调但凡发生一点差错，就能立马回头指出来，自然就知道耳朵有没有聋了。
这个叫王诜的驸马都尉也算是个有才的人，诗书画在当时均有盛名，与苏轼乃至后来的宋徽宗均交往颇深。可惜不拘小节，人品为后人诟病。苏轼这首诗里几乎句句调侃，既显见二人过从无间，又看出来苏轼对好友生活作风的婉转规劝。王诜呢，对苏轼的戏谑和讥讽似乎也并不十分生气，反而在耳疾好了后也写了一首诗回赠苏轼，诗是这么写的：“老婆心急频相劝，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较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意思是：不是我大惊小怪，是老婆着急上火，现在我耳朵也痊愈了，幸好咱们都平平安安的。这可能是目前我所见的，文人作品里最早称呼妻子为“老婆”的了。据有关资料，其实这个王诜的老婆也就是宋神宗的女儿还是挺贤惠的，而且是一个诗书画爱好者，与王诜、苏轼虽称不上同道，但平日里自然也多有接触。王诜在与苏轼的唱和里提老婆，也就并不奇怪了。轻松诙谐之下，文人的快意风流近在眼前。想想此后因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险遭杀身之祸，而驸马都尉王诜也受牵连，被宋神宗摘去乌纱从京师直接贬到外地。起起落落、分分合合，不过是人生际遇，而一蓑风雨任平生，则当得上大境界不可。
一场耳疾，引出大文豪苏轼的千古佳句，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一场耳疾，识得人世间那么多的悲凉冷暖，以及人世外那份淡静从容，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原载《夜郎文学》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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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日暮低垂、鸣金收兵之时，先是埋怨未能带上足够的袋子，后又嫌车子的后备箱不够大，那么多的石榴铺满了院子，看着眼前的战利品不能尽数缴获，心里既不甘，又无奈。
回到北京后，左耳耳根处有些小小的肿胀，起先不以为意，只当是上火，多喝几杯水，多吃几个水果，过些日子，也就自愈了。
第二天，早上洗脸，擦毛巾，耳根处有些抗拒。照镜子，发现左耳耳根处有微微的红肿。按照往日经验，翻箱倒柜，找出去年买的外用应急药膏，挤出一抹涂于患处，过一两日自当退肿。
第三日，早上起床，却感觉左耳明显有些沉重，用手一摸，哇塞，一夜之间又厚又肥。照镜子，自己看着都觉得有一种厌恶感。瞬间脑子里冒出了“猪八戒”这三个字。
于是加倍涂抹应急药膏，用量是昨日的两倍，涂完后，左耳耳廓油光水滑，相比之下，右耳明显营养不良，似乎已不是亲生的了！
此后数日，事态急转直下，左耳迅速膨胀。状若蘑菇，且颜色由白而红，最后竟转成紫色。正赶上十一后单位工作扎堆，每日干不完的活，即便左耳已严重影响个人形象乃至个人听觉，也无法分身去医院诊治。
那日早上上班前，拿出口罩正要往耳朵上戴，却不料钻心的疼。那种感觉像是深入极寒地带，耳朵冻伤后，手一碰就会透彻肌肤的疼痛。有人吓唬说，用力一碰耳朵会顺势掉落。
无法戴口罩，上班就会成为一种高危。虽然我有专车，不必挤公交，遭受密集人群的传播风险，但从车库上到办公室，还是要与早晨高峰期的人流在电梯间拥挤。虽然眼下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但心理上还是有一种畏惧。试想满电梯间全都是戴着明晃晃的口罩，唯独你一人张着大嘴露着两只烟囱一样的鼻孔，别人即便不用异样的眼神瞧你，可你自己能不觉得有些另类吗？
因为这个铁硬的理由，我终于向领导提出来要去医院看看。领导呢，也像是突然想起来，我的耳朵似乎有些另类。忙借坡下驴，让我赶紧找医生看看，该治疗治疗、该住院住院。听着领导的话，一下子竟然鼻子有些酸楚。似乎领导以前从未有过这么温暖和关怀。
马上打开手机，找到本市最好的一所军医院，点击进去却发现“因为疫情，本院暂停在线预约挂号，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于是只好打开手机通讯录，临时去查找医院圈子里的朋友，终于找到一个老乡也在这个军医院，而且是耳鼻喉科的，大喜。连忙打过电话去。少不了先要问候一番，对方先是一愣，可能是因为我此前并不爱交际，也很少去维系朋友关系，突然电话问候，对方一下子竟然有些接受不了。那一刻，我深深后悔自己此前的作为，深为自己平日不用功、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感到惭愧。为什么只有在疼痛得要住院时才想起来朋友？为什么与朋友的维系要建立在病痛上？
好在，终于说明白了情况，对方也耐心听完了，说：过来吧。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喜怒哀乐，也听不出厌烦还是关怀。
放下电话，连忙驱车过去。没想到，朋友特意从另一个医疗楼赶过来，早早在门诊处等我。带我轻车熟路从后门进入医生的诊疗室。想到那些正排队等号的病人们，我一下子有了无比的优越感，但很快又有了正常人的愧疚感。医疗资源的紧张，让人可以分出三六九等，这又何尝不是世界的多样性呢？！
医生看了我的左耳后，语气很严厉，说：你这耳朵要赶紧治，一旦等到灌脓再做手术切开换血，最后耳朵会萎缩成花菜一样惨不忍睹，也可以说是三等残疾。想我那一刻的脸色一定会非常难看，内心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为自己能及时病途知返而深感幸运。
医生用手轻轻碰了一下我的左耳，一言不发坐回到椅子上去。医生问：你这是怎么弄的？
我支支吾吾，不知所云。最后只能大胆推测，可能是十一回老家上树摘石榴，被什么虫子咬了？感染了？
医生既不肯定我的推测，也不否定我的推测。两眼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双手在键盘上敲击着，很快打出几张单子来，签字盖了章塞给我：快去抓药吧，回家几种抗生素结合着用，你这属于病情严重，要下大剂量。
我深为医生以毒攻毒的理论折服。回家后谨遵医嘱，一日三餐服用大剂量抗生素，再加之以药膏涂抹。有了医生的疗救，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似乎耳朵也不疼了。
以前每次感冒病重，上了一趟医院，领到医生的处方，兴冲冲抱回来一大包药，即便那些药也都是耳熟能详，家门口药店就能买到，此时却深为医生的疗方感到安心。或许这是心理作用，但药有千百种，能对症治疗，对症开药，这才是医生的作用。世间能有医生，或许也贵在此。
用了三天药，口服加涂抹，三日后，左耳似乎疼得更厉害。以至于晚上睡觉脑袋里像是杵了根钢针，从神经到肌肉都扯天扯地地疼。
妻子说，你再去医院找医生看看，是不是吃错了药？我还安慰她：可能是药性起作用了，两强相见，战至酣处，可能眼下正是关键时候，怎可主动撤火、临阵当逃兵呢？
妻子素来胆小，见我左耳的惊人发展态势，定要我去找那朋友再细看看。
朋友就是朋友，平日里可能电话都懒得打一个，可一旦找上朋友，一般都不会是什么好事，不是天灾人祸，就是生来病死。而真正的朋友，也就在这个时候能那么闪光一下。
朋友听我说要再来看看，还是很平淡地说：来吧。依旧听不出喜怒哀乐。
到了朋友办公室，朋友仔细对我的左耳进行了观察，完了又给几个主治医生打了电话，最后朋友说：你就在我这儿打点滴吧，这个比你吃药强。
在朋友与医生之间，我选择相信朋友。医生对所有病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你只是他千千万万个病人中的一个；而朋友对我来说却是唯一的，因为你是朋友的朋友而不是病人。朋友与病人之间，有时候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不捅也可以破。
第一次打点滴，或许是不适应，我竟然差点晕倒。朋友并不慌张，仍是很平静地对我说：你喝口水，我将速度调慢点。果然，我一下子好多了。不知道是朋友的平静感染了我，还是因为喝水或者她调慢了速度。总之，我此后能平静地接受一滴一滴的药水顺着细细的管子渗透进我的静脉，直至输送至我周身的每一处血管。这些药水，我甚至并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我选择相信朋友。因为朋友，这些药水就像生命的乳汁，一点一点地进入我的身体，与我融为一体。
连续打了一个礼拜的点滴，我发现左耳明显退肿了。起初的每一天，朋友都要我第一时间将左耳的变化告诉她。以至于，每天早上报告病情成了我最大的任务。以至于，每天我都深怕左耳病情变化不明显，感到愧对朋友。于是，我每一次都尽可能告诉朋友，好多了好多了。以此去鼓励朋友，深怕因为变化不明显，让朋友失望。这时，病情成了我和朋友之间维系的最大公约数。信任与被信任，依靠与被依靠，鼓励与被鼓励，似乎因为一次耳疾，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二
一个礼拜点滴打完，朋友不放心，又给医院几个专家打了电话，撂下电话，朋友给我写了个字条，让我拿着去康复中心找一个专家。专家看起来五十多岁，是个女大夫，头上戴了蓝色医用防护帽，正坐在医疗室里给一对夫妇瞧病。我进来，她头都没抬，问：你什么情况？
我忙将字条递过去，顺便提了一下字条上的人名，专家看了我一眼，说：“你等一下”。等她送走了那对夫妇，让我走近，抬起食指在我左耳上压了一下，说：“给你开一个礼拜的理疗吧”。什么理疗，我也不敢问，拿了单子出来交了费，就去理疗室。一个年轻的女医生问我“哪个部位？”，我说“左耳”，后面一个中年女医生走过来对年轻的说：“看他单子，别问病人！”我忙拿出单子给中年女医生，中年女医生接过去看了一眼对年轻的说“左耳内外，左右耳对峙”。年轻的忙打开仪器对准我的两耳。我怕她们搞错了，大声提醒医生：“左耳，是左耳”。中年女医生耐心地说：“知道是左耳，但左右耳要平衡！”
我后来想一想，也对，虽然病症在左耳，但左右耳相通，不能光治疗左耳，得左右耳双管齐下，医生说“平衡”，我觉得极对。中医讲辩证治疗，是很科学的。
接连做了一个礼拜的理疗，左耳大有好转。镜子里看，左右耳已差别不大，又让妻看，妻说：“左耳还是红中带紫，耳轮还是明显比右耳厚”。我又让医院那个朋友看，朋友用手拭了一下我的左耳，笑着说：“好多了，还略略有点发烧。”朋友让我再去找一下那个专家。专家看了一眼我的左耳，用很坚定的语气说：“好了！”我忙提醒专家“要不要再巩固一下，会不会反弹？”专家没搭理我，在键盘上敲击了一阵子，打出两张收费单，又在我上次那张治疗单子上写了一行字，仔细一看，似乎是“低频高频续5次”，我拿了单子正要问，有病人推门进来，专家说“愣什么，赶紧缴费去！”交完费，复又去理疗室做理疗。
还是上次的中年女医生和年轻女医生。年轻女医生拿我的单子扫了一下，“咦”了一声，自言自语“怎么扫不上？”，我忙说“可能刚才系统出问题，打不出来，大夫直接手写在上面了”，年轻女医生迟疑地望着中年女医生。中年女医生看了一眼单子上的手写体，对年轻的说：“你也在单子上写，每做一次划掉一次！”我的心里当时很忐忑，深怕医生们坚持原则，非要我出示机打单子。虽是小小的一个插曲，对于中年医生的破例，还是充满了感激。
这份感激接下来一直延续到第二个疗程结束。最后一天早上走得急，竟然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手写单子了。一路上提心吊胆地琢磨着该怎么跟医生们解释。到了理疗室，年轻女医生见我没带单子，忙打开电脑里的系统，问我“记得你的ID号吗？”，我说，号码不记得了，给你看我的社保卡。年轻女医生在系统里查了半天没查到，我又说，上次缴费单给您了，您看能不能找到？这时，中年女医生走了过来，大声说：去做吧，不是左耳吗？
我忙不住点头说“是是”。没想到，每天那么多人治疗，难得她还记着我的左耳。那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白衣天使”四个字来。想想以前报纸上报道说，有些地方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戴着钢盔上班，真是有点唏嘘了。
三
因为连续两个礼拜跑医院，自然影响工作。单位里大事小事不断，正常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负责人，总有管不完的活儿。本来一个月前左耳刚开始冒出红肿的斑点时，就应该上医院看。可惜今日退明日，明日推后日，错过了最佳诊疗的窗口期。事后分析起来，这也是后来耳中病菌猖狂、导致吃药无效，需要直接下重手，以毒攻毒的主要根源。如此说来，还要感谢这次疫情，不是疫情就不会让戴口罩，不戴口罩就不会耳朵疼，不耳朵疼就不会戴不上口罩，不是戴不上口罩就不会没法上班，不是没法上班就不会去医院。总之，世间万物皆有灵，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其实冥冥之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朋友说要住院，要开刀做手术。后来又大胆决定直接给我打点滴。打点滴而不是做手术，放弃激进疗法选择保守疗法，这是朋友基于对我的信任果断决定的。我为此内心里深深感激朋友。是真朋友才能如此决绝，当仁不让地替我做主。后来从打点滴到做理疗，是保守治疗上方案的进一步丰富，也是从自我判断到权威判断的修正。我为此更应该感激朋友，是她的坚持而不冥顽给了左耳更多治愈的机会。
当然，现在来看，也要感激单位领导，是他关键时候支持我早治疗，给了我连续几个礼拜的非正常上班的机会。
其实，还要感谢左耳自己。正因为患了左耳耳疾，才有机会与很多自己并不喜欢的会议和文件擦肩而过，才有机会不用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去说一些或者听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语，特别是可以因此而正义凛然地避开那些情非得已的饭局和对身体具有持续伤害的酒局。感谢左耳，现在只要告诉别人“我在吃头孢”，很多人就会识趣地放弃了面红耳赤的劝酒。久违的清净又回来了。小小的耳疾，解除了以前怎么也推不开的那么多烦恼，想想人生真的是有趣啊。
四
这次耳疾，无论对外形还是内里，都有很大影响。左右耳不对等，一瘦一肥，一白一紫，个人形象上减分自不必说了，影响到听力，多少反应迟钝些，思考问题也由此愚笨了一些。
人常说，耳聪目明。大抵说到了耳朵之于人的重要性。一旦耳朵有障，听不清道不明，自然不会显出多机灵来。
可有人偏偏不认同这个理。
耳痛难当之时，上网四处查询偏方，竟然发现很多有趣的材料。
最好玩的就数苏东坡写诗给同样患耳疾的好友、当时的驸马都尉王诜了。
诗言：“君知六凿皆为赘，我有一言能决疣。病客巧闻床下蚁，痴人强觑棘端猴。聪明不在根尘里，药饵空为婢仆忧。但试周郎看聋否，曲音小误已回头。”
像苏轼这样洒脱的文人确不多见，好友得耳疾，不温言宽慰，反夹枪带棒地讥讽。在苏轼看来，与其整日为耳疾提心吊胆，其实与病人要听见床底下的蚂蚁，痴人硬要看荆棘上的猴子一个道理，人的聪明不在耳朵上，一味吃药也只是让奴婢们空担忧而已，倒不如洒脱一点，学学人家三国的儒将周瑜，只需听听曲子，音调但凡发生一点差错，就能立马回头指出来，自然就知道耳朵有没有聋了。
这个叫王诜的驸马都尉也算是个有才的人，诗书画在当时均有盛名，与苏轼乃至后来的宋徽宗均交往颇深。可惜不拘小节，人品为后人诟病。苏轼这首诗里几乎句句调侃，既显见二人过从无间，又看出来苏轼对好友生活作风的婉转规劝。王诜呢，对苏轼的戏谑和讥讽似乎也并不十分生气，反而在耳疾好了后也写了一首诗回赠苏轼，诗是这么写的：“老婆心急频相劝，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较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意思是：不是我大惊小怪，是老婆着急上火，现在我耳朵也痊愈了，幸好咱们都平平安安的。这可能是目前我所见的，文人作品里最早称呼妻子为“老婆”的了。据有关资料，其实这个王诜的老婆也就是宋神宗的女儿还是挺贤惠的，而且是一个诗书画爱好者，与王诜、苏轼虽称不上同道，但平日里自然也多有接触。王诜在与苏轼的唱和里提老婆，也就并不奇怪了。轻松诙谐之下，文人的快意风流近在眼前。想想此后因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险遭杀身之祸，而驸马都尉王诜也受牵连，被宋神宗摘去乌纱从京师直接贬到外地。起起落落、分分合合，不过是人生际遇，而一蓑风雨任平生，则当得上大境界不可。
一场耳疾，引出大文豪苏轼的千古佳句，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一场耳疾，识得人世间那么多的悲凉冷暖，以及人世外那份淡静从容，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原载《夜郎文学》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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