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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论“京派”海派”

2011-12-09 19:13阅读:
摘要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京派与海派论争时发表的一系列以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为代表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鲁迅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现象,从他的文章还可以揭露出他反对的批判的是一种文化现象:缺乏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其中文章中对京派的批判倾向性明显,拥有优良的创作条件,却无法保持一种与广大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的文学。
关键词
鲁迅 “京派” “海派” 人民性 艺术性
正文
随着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批判“文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同年12月1日,苏汶(即杜衡)在上海《现代》上发表《文人在上海)进行反驳,为上海文人撇清污点。从此,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登上文坛,尽管这场论争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而结束,然而文坛上的波澜却无法略过文人的视线,作为主载文坛的领袖鲁迅,自然也不会错过这小小的波浪。
1934年1月30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1935年,当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成为昨日黄花时,又发表了《“京派”海派”》,而正是在鲁迅这位伟人的映衬下,才使这小小的波澜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辉。
一、鲁迅对“京派”、“海派”问题的议论,首先批判的是一种文化现象,缺乏人民性和艺术性。
所谓的“京派”与“海派”正如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所说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所谓的京派与海派其实是以写作艺术性和商业性为主的文学作品的两类人。而引起这方面的原因,鲁迅在文章中揭示了一种地域文化的差异。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借,……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北京文人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厚,京派人士
京派人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京派人士生活在帝都那样传统文化优厚地带,拥有“讲师或教授的本业”,拿着官家的工资,与官家亲近,他们所写的作品是“官的帮闲”,为高素质,高层次的人们提供奢侈的精神食粮,他们的作品追求艺术性,反映的是自己的小资情调,自娱自乐,不与大众生活相结合,与当时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侵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下不相符,
京派的作品缺乏人民性。
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海派人士生活与一种完全不用与京派人士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是近商者,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他们把文学活动当成了一种从出版商那里卖得钱的生存手段。这样,他们总得靠给商家”帮忙”赚钱,而获得生存条件,不免要有些染上争争抢抢,唯利是图的商气,故而失去了文人们的清白本性,很有些市侩的污浊气,缺乏艺术性。
把鲁迅论“京派”、“海派”问题首先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批评,是因为鲁迅多次在他的著作中谈论到这个话题,而且如果我们把他不同时期的谈论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思想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也就是说,鲁迅在分析、评价当时具体的京派、海派时,已经透过现象抓到了更深层次的本质,探出了他对特定时期的历史渊源,揭开了它们的现实根基。鲁迅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对特定时期的所谓京派海派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文化问题早已有长期的思考准备。鲁迅早在“热风”时期就写出了《有无相通》,讽刺南北文化一同没落。同时,他在1920年10月写的小说《风波》中,在描绘中国乡村社会物质极度匮乏的同时,也写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灰暗与贫乏,而“文豪见了”这样的乡村世界,却“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显然,鲁迅在这里讽刺了那些毫无社会责任感,不知民间疾苦而只知饮酒作乐,滥发私情的“帮闲”文人。同时也反对那些毫无精致和“文采”,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市侩文人作风。
二,其次,鲁迅对“京派”、“海派”问题的议论,在这些一系列的杂文中,明显的显示出了批判京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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