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 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陶然
今年“双十一”网络直播又迎来了一次“狂欢”。近年来，一面是“直播经济”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一面却是网络直播“翻车”不断、良莠不齐，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自2019年至2021年期间，江西法院一审审理因网络直播引发的各类纠纷39起，其中2019年6起、2020年16起、2021年17起，呈逐年增长态势。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此类纠纷呈现以下4个特点：
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网络直播行业伴生着隐私权、财产权、名誉权等各类纠纷，法律主体涉及平台提供者、主播、经纪人、用户等，各主体间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尽相同，法律关系交织关联、错综复杂，容易引发矛盾纠纷乃至违法犯罪。
上述39起纠纷中，主播合约解除纠纷14起、打赏引发不当得利纠纷7起、名誉权纠纷6起、直播带货引发产品质量纠纷5起、演出合同纠纷2起、其他民事纠纷5起。
制度缺失维权不易。虽然我国目前已出台一系列与网络直播相关的法规，但却不尽完善，尚存法律位阶及效力不高、零碎且缺乏体系、权责划分较为笼统概括不明晰等问题。加之部分网络直播纠纷涉案地区广、涉案人数多以及智能化、虚拟化等特点，部分当事人举证意识和举证能力明显不足，以致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变得很难。
如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梁某诉请返还货款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梁某仅凭肉眼观察和直播间主播对翡翠原石的描述就决定交易，因其无法证明主播直播带货与实际收到产品存在差异，法院判令由梁某自行承担相应风险，并驳回其要求返还全部货款的诉请。
平台缺乏有效监管。网信部门与其他相关网络监管部门未形成联合协同监管机制，有关部门的权责划分不清晰，执法标准不统一，常出现多重监管、政出多门或者相互推诿产生监管空白等情形。加之受制于技术的局限性，直播平台多为人工审核，精准度较为欠缺，对用户身份识别不严，仅凭短信验证即可完成资金支付，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使得一些低俗、恶搞、暴力、色情、违规等内容乘虚而入，影响网络环境。
如吉安市吉州区法院审理的某传媒公司诉主播黄某返还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款项案，因平台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主播收取未成年人打赏10万余元，最终法院判令主播返还相应打赏款项
本报通讯员 陶然
今年“双十一”网络直播又迎来了一次“狂欢”。近年来，一面是“直播经济”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一面却是网络直播“翻车”不断、良莠不齐，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自2019年至2021年期间，江西法院一审审理因网络直播引发的各类纠纷39起，其中2019年6起、2020年16起、2021年17起，呈逐年增长态势。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此类纠纷呈现以下4个特点：
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网络直播行业伴生着隐私权、财产权、名誉权等各类纠纷，法律主体涉及平台提供者、主播、经纪人、用户等，各主体间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尽相同，法律关系交织关联、错综复杂，容易引发矛盾纠纷乃至违法犯罪。
上述39起纠纷中，主播合约解除纠纷14起、打赏引发不当得利纠纷7起、名誉权纠纷6起、直播带货引发产品质量纠纷5起、演出合同纠纷2起、其他民事纠纷5起。
制度缺失维权不易。虽然我国目前已出台一系列与网络直播相关的法规，但却不尽完善，尚存法律位阶及效力不高、零碎且缺乏体系、权责划分较为笼统概括不明晰等问题。加之部分网络直播纠纷涉案地区广、涉案人数多以及智能化、虚拟化等特点，部分当事人举证意识和举证能力明显不足，以致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变得很难。
如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梁某诉请返还货款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梁某仅凭肉眼观察和直播间主播对翡翠原石的描述就决定交易，因其无法证明主播直播带货与实际收到产品存在差异，法院判令由梁某自行承担相应风险，并驳回其要求返还全部货款的诉请。
平台缺乏有效监管。网信部门与其他相关网络监管部门未形成联合协同监管机制，有关部门的权责划分不清晰，执法标准不统一，常出现多重监管、政出多门或者相互推诿产生监管空白等情形。加之受制于技术的局限性，直播平台多为人工审核，精准度较为欠缺，对用户身份识别不严，仅凭短信验证即可完成资金支付，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使得一些低俗、恶搞、暴力、色情、违规等内容乘虚而入，影响网络环境。
如吉安市吉州区法院审理的某传媒公司诉主播黄某返还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款项案，因平台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主播收取未成年人打赏10万余元，最终法院判令主播返还相应打赏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