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13. 宗教类剪纸

2014-03-25 13:56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2474484631

中国剪纸
第九章剪纸的分类
第二节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13. 宗教类剪纸
明清以来，对我国民间宗教信仰影响重大的仍是道教、佛教、基督教。
（1）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影响面的扩大，逐渐成为各阶层的信仰。敦煌石窟藏经阁中的礼佛剪纸《双鹿与塔》、《群鹿与塔》、《佛塔》等功德类剪纸和《菩萨立像》、《持幡菩萨》用于装饰道场、佛堂剪纸，是佛教剪纸中最早的实物。
佛教信仰在平民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建庙立塔，供奉神佛，顶礼膜拜。庙宇中的装饰，自然少不了民间剪纸，做法事更少不了应用剪纸。至今在云南傣族地区做佛事，还不离开民间剪纸。傣族人信仰小乘佛法，在社会生活中形成须臾离不开佛教。在这种环境中，傣族剪纸与佛教一脉相承；因佛教的传入而萌生，也因佛教的渗透而发展，所以佛教剪纸的品类较多，由于傣族剪纸主要为佛事服务，因此，每当有佛事，佛前的佛伞、彩灯以及佛龛佛幡装饰，均用剪纸工艺。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傣族剪纸)
除此以外，每一位拜佛之人均要带佛幡与赕佛的供品一起供于佛前。虽然傣族人信奉的是小乘佛教，但剪纸内容并不受此影响，与习俗风情相关的东西都成为选材内容，而最直接反映宗教题材的内容则如：佛寺、佛像、菩萨、孔雀、伎乐、大象、金鹿、菩萨树、供养人、莲花等，也有描写僧侣生活的题材。除了宣扬佛教内容之外，同时也表现出亚热带的民俗风情。
民间窗花中最常见的有佛祖、菩萨、十八罗汉、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元代罗汉莱州)
以及寺庙、佛塔等。

（2）道教文化
面对21世纪，中国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进行着承继传统、面向当代的讨论，以期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积极作用。人类在享受着高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时，反思中国的民间剪纸，我以为，对于承载着近两千年的中国人思想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性，剪纸不仅是民间装饰艺术，而且在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同样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民间剪纸中已有的热爱生活、升华生活的丰富内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加以挖掘整理和阐扬。
以胶东道教为例，因为历史上胶东萌发了道教新教派—全真道，故在此地道教较为发达。
金大定七年（1167年）全真道创立于牟平区昆嵛山之“烟霞洞”。因该教教徒受过金世宗、章宗和元成吉思汗的接见，遂蔚成大教，逐渐成为以后道教两个主要教派（正一道和全真道）之一。
a 道教音乐剪纸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看道场曾经是中国农民主要的文化欣赏活动。因为在当时的农民心目中，道教的科仪有观赏价值。看道场就似看大戏一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对于道教来说，这也是弘扬道教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道教科仪观赏中，科仪发挥了教化民众的作用。在历史上，醮坛所唱，又称“迎风韵”，如在祝寿时唱《赞寿生》，渡亡时唱《奠茶》、《奠酒》、《四季吟》等等。道教音乐尤其是全真教给胶东地区的文化、社会、民俗的某些层面和某些方面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传统的民间剪纸艺术，道教音乐也直接渗透到其表现内容中去。
在一组表现演奏胶东地方风韵的道教剪纸里，道姑脚踏祥云，一人执绋尘前引，余者分执笙、笛、铙、铛子、云锣、手鼓、手铃、古筝、二胡，凑出变化莫测，扑朔迷离，又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全真经韵”，祈求上苍，召唤神灵，以求公德圆满，得道成真，实现修行和养生的最终目的。虽然音乐演奏的效果有所不同，但每一次做道场音乐活动仍会有各自的成就。因为，人们毕竟还是觉得音乐是快乐的表现。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道教音乐明福山)

道教音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盛极一时的胶东全真道音乐至今大都散失绝传，而在民间剪纸的传承中，因其封闭保守的传承方式，使其中一些胶东道教音乐演奏形式在这里得到了保存，成为元明时期全真道音乐的活化石。
b 道教的神山仙人文化
蓬莱是中国神仙神话的发祥地，也因此成为中国“东方神仙文化之都”。从“三神山”传说，秦始皇东巡，到道教的创立、兴盛，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道教“神仙文化”在蓬莱有着深厚的积淀。
神仙文化源于“三神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海中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而三神山是指海中的海市蜃楼现象。蓬莱是世界上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当近地面的气温剧烈变化，会引起大气密度很大的差异，远方的景物在光线传播时发生异常折射和全反射，从而造成蜃景。
蓬莱沿海登州镇一带，旧时流传着多种海市蜃楼剪纸，人们将海市与海洋文化以及自己美好的生活理想相互结合，剪出大量带有神秘色彩的海市窗花。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海市唇楼蓬莱)
本是大气光学现象的海市，然而在古代，人们无法对海市的成因作出科学解释，便借助于想象，生发了诸如神山仙岛之类的说法。尤其是古代帝王东巡寻仙活动的兴盛，更赋予蓬莱这个地方更神秘的神话色彩。蓬莱不仅成了仙境、神仙的代名词，而且凡人世间欲求而不得之物，似乎他那里全有。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竟相题咏海市，使海市之名更显，名扬天下。
中国民间流传的八仙人物，道教援引改造之。五代宋初，关于吕洞宾的神话传说，流传甚盛，与道教内丹修炼法的传播相煽动，两宋之际即盛传“钟吕金丹道”。金元时全真道教兴起，为回应民间信仰及传说以宣扬其教法，将汉钟离、吕洞宾等推为北五祖。民间传说与宋元之后的地方杂剧便与道教神仙相互演衍，关于八仙得道的故事在蓬莱流传益广，内容亦繁复。吕洞宾是八仙形成的核心人物，道教称为吕祖，蓬莱阁上便建有吕祖庙。民间剪纸更是把“吕洞宾戏白牡丹” ，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招远)
“吕洞宾斗法”描写成优美的爱情故事和斩妖除魔的保护神。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八仙的文学艺术品可谓比比皆是，而“八仙过海”的传说又将蓬莱的道教神话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八仙一般指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荷仙姑这八位神仙人物。八仙人物很早就出现，至明吴元泰小说《东游记》始确定为现在的八位仙人。在古代寻仙发源地的影响下，在蓬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仙境，使蓬莱与八仙有着不解的渊源。民间剪纸种类繁多，从表现形式看，有乘槎八仙、云中八仙、坐八仙、站八仙、骑瑞兽八仙、骑水产八仙，洋洋大观，不下几百种。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八仙蓬莱)
胶东民间艺人将剪纸八仙演绎的淋漓尽致，是全国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蓬莱民间剪纸，以其神气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民间剪纸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c 道教科仪对民间剪纸的影响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其用意说明道教是真正植根于中华大地上原生态的宗教，它虚融博大，积淀着从邈远的上古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足迹。所谓道教科仪即是沟通神人关系的一种形式。既然是沟通，就要求将人的愿望和要求告诉神，这样就有了一系列的祈祷、度桥、符召等灾异瑞应，因果报应等思想性及咒语、符水、符篆等禳邪祛灾的法术，反映在剪纸中，就有许多以祈望避凶禳祸、去病免灾为内容的黄绿斋醮门笺、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道教门笺)
道场帘子、引魂幡、“除五毒”，“过仙桥”、“扫晴娘”、“抓髻娃娃”等。
符召科仪是道教常用的科仪之一。无论是庆祝神仙圣诞或是为信众祈福延寿，或者是应信众要求超度祖先亡魂，都可以举行符召科仪。
符召科仪中的咒语、符水、符篆，直接影响到民间的驱邪除鬼等巫术中，从道教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胶东民间剪纸中的驱邪除鬼剪纸是在全真道盛行的元明时期广泛流行。反映在剪纸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有许多以避凶禳祸为内容的“法剑除五毒”、“消灾葫芦”、斋醮挂笺、佛帘等。旧时，每当流行病入侵时，人们便剪宝剑、剪子、葫芦之类的辟邪花样以粘壁丘。五月里是蚊蝎出动，蚊蝇孽生的季节，传染病常发生于此时，端午节饮雄黄酒，佩香囊，插艾枝，编蒲剑，捉蟾蜍，门上粘天师符，挂钟旭像，俱与祛疫避魔有关。人们剪一宝剑形，或剪艾虎、艾兔、吸毒葫芦或骑虎儿童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骑虎儿童莱州)
（源于天师骑艾虎），剪出五毒围绕宝剑、吸毒葫芦、艾虎四周。再剪一只蝎子被剪刀绞住。吸毒葫芦在全国部分地区的端午节中出现，但以法剑治病、驱邪、镇煞的剪纸，却只流行在蓬莱等地。它的出现，虽只为民俗生活中点缀五月端午岁时节景，或为衣鞋刺绣之花样，但在宣传预防虫害和疾病方面，在旧时来说，还是有普及卫生常识的意义的。
度桥科仪是在佛教阴世地狱的观念传入中国以后，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将其逐步收进了自己的神学体系之中。民间习俗说人死之后，进入阴世前首先是通过“哼哈祠”，要面对哼哈二将摄人魂魄，其次通过“报恩殿”，在地藏王面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然后到达阴世和阳世的分界河流—奈河。在奈河上有桥，称为“奈河桥”。一个人生前多积善功，过了奈河桥可以升仙，“升仙桥”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长期存在着，没有变化。由于道教的度桥科仪使用了具像的“仙桥”，将中国人传统的升仙必须过桥的观念形象化地展现在人的面前，因此，很容易为普通百姓所理解。
d 神仙文化与羽人
胶东自古以山海闻名，海上有仙山，飘渺藏云间的观念很早就出现，早在东夷文化时期，已经产生了最初的关于“天神”的观念和巫术，“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注说：“天之神，日为尊。”殷商时期，作为东夷族一支的商人已经形成了较有系统的天神崇拜，此外，商人还崇拜自己的祖先神和其它的自然神灵，但随着祖先神崇拜的出现，表明商人“天神”观念向人格化发展。
周代的宗教观念是以“尊天敬祖”、“天”与“祖”一体化，而这种注重现实的“礼仪”与“道德”的观念，与商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是截然不同的，在周人的眼中，“天命”人格化和道德化了。西周齐灭莱后，由于在建国的过程中，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政策，即周文化和莱夷文化的求同存异状况下，形成了胶东有特色的古仙道宗教文化。战国时代的神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社会广泛流传。
汉朝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国家之强，社会之富，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就胶东地区而言，由于大汉盛世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导致享乐思想的滋生蔓延，出于对现实的留恋和对死亡的恐惧，追求升仙成为当时的时尚和人们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汉代人将仙人世界描绘成一个自由浪漫、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极其美好的理想世界，他们不仅梦想生时升仙，更希望死后能升入仙界，人们升入仙界要借助神灵的力量，他们所崇拜的鸟类形象就成了升入仙界的工具，像朱雀等。都被披上了神秘外表，涂上了神异的色彩，变成了似是而非的神物。
胶东依山傍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常出现神秘莫测的海市蜃楼奇观。这种奇异的现象，为胶东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古人对大自然的现象无法解释，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支配着日月星辰山海大地。因此，就把海市蜃楼等无法解释的现象奉为神灵，并用最虔诚的方式进行祭拜以求神灵的保护。
海市蜃楼的奇特现象，引发了人们无限的遐想，因而出现了三仙传说。据说，在渤海里面有三座神山，分别叫蓬莱、方丈、瀛洲。瀛洲山上有灵芝仙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起死回生，蓬莱山上有天梯，天梯下有甘美的醴泉，这泉水喝了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死。三仙山所构建世人向往的神仙世界，到了战国时期，神仙学说盛行，方士们便把海市蜃楼现象加以渲染，说成是海中神山，山上有长生不死药，三神山上的禽兽及万物都是白色，宫阙为黄金白银所砌，传说得神乎其神。在齐燕方士的鼓动下，战国时的齐威王、齐宣王都曾派人到渤海中去寻找三神山采药。也引来了秦始皇东巡求药、汉武帝御驾访仙。
《史记》载：二十八年（公元219年），始皇东巡齐地。遂上泰山，“封泰山”，乃并渤海胶东，……穷成山，登芝罘立石。碑文：“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巡，登临芝罘，临照于海”等文字。帝王将相大事东行入海寻仙活动又造就了齐地许多宣扬神仙之说方士的大量产生，从而形成胶东独特的仙道文化，对中国历史形成深远影响。《史记·秦始皇本记》载秦始皇于“乃抚东土，至于琅琊”后遣“齐人徐市（徐福）”“入海求仙人”。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栾大、李少君、公孙卿都是齐人，公孙卿的老师申公也是齐人。《汉书·郊祀志》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可见，秦汉的修仙之说是齐方术的理论之一。
《史记·孝武本记》：“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史记·封禅书》：“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天子于是幸缑氏城”、“遂至东莱”，上述这些地方均在胶东地区，可证齐地神仙说的中心在胶东，因为秦时的芝罘山就在烟台。《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为方迁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明显看出神仙之说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
先秦古籍中有许多关于仙人、仙境和修仙等传说的记载。这说明长生不死的传说在那个时期开始就逐渐演变成为神仙信仰。而仙神思想起源于灵魂不灭的“天神”观念。
史书记载秦汉之际寻访“仙人”的活动时并未提及“仙人”的形象。但《史记·孝武本纪》载：“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若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汉武帝加封栾大的仪式是“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从这里可以说明在汉武帝时代人们心目中的“仙人”形象与鸟或羽存在着联系。说明有羽毛有翅膀的“仙人”观念是齐地的产物，其起源当远在秦以前。
蚩尤，东夷少昊集团部落酋长兼“五鸠”首领，古莱夷部族的英雄，后来齐人世世祀之为“兵主”和战神，三头六臂羽翼。《山海经·海外南经》说：“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同时载有周灵王太子，“王子乔上嵩山修炼成仙，双臂化为两翼。”从这两条史料来看，羽民的形象是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翔的人，就是在人身上附加了若干鸟类的形体特征。东汉王充说“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体，更受（爱）异形。”
始自战国时代的阴阳、神仙之术，在汉时，大为风行。作为统治者，一方面借助“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宣扬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的思想，借以巩固其“天子”的统治，另一方面，帝王迷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境界。人们期望能够长生不老，崇尚羽化成仙，而且即便成了仙人，还得凭借肋下生翼的天马才能登天。羽化登仙，向往神仙世界，是西汉人解脱死亡进入“天国”的一种美好幻想。
除了“身生羽翼”对鸟图腾加以模仿外，认为羽人有超人力量可以保护信仰它的子民，也是鸟图腾信仰的最重要概念之一，进入西汉后，这种观点稍有变化，羽人图腾演变成人格神，鸟是人类生命的载体和根由，人是在鸟的“教化”启发下生活的，在鸟化生活环境中发展的。人与鸟图腾崇拜物存在着亲属关系信仰观念的作用，在羽人与鸟图腾人格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保留夷人鸟图腾的某些特点，从而形成带有鸟图腾形体特征的人形神，有毛，有翅膀、鸟喙的“羽人”形象就是东夷鸟图腾向人格神转化过程中的产物。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羽人蓬莱)
这种“羽人”观念作为夷人文化的变型，成为齐宗教文化的要素之一。
“羽人”也是道教典籍中经常出现的“仙人”。道教产生于中国本土，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了老庄“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的所谓“道”的哲学思想。东汉顺帝时开始形成道教。道士别称“羽士”，羽指鸟的翅膀，含有“飞升”的意义。中国古代神话中称“仙人”为“羽人”，后因道教宣扬神仙信仰，因此称修道者能够“成仙升天”。道士的衣服也叫“羽衣”。东汉后期，佛教的兴起，道教“白日升天”、“即身成仙”的说教渐渐失去市场，道教不得不改革，借鉴了佛教内容，“即身成仙”变成“灵魂升天，来世成仙”。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与借鉴，羽人含义和造型逐渐变化，先变成能升空的神仙，后来演变为飞天、飞仙和天人等佛教形象，王仲殊认为“中国早期佛教是与方士们祠祀神仙之类混合在一起的，佛教的推行往往依附于神仙道术”。
《山海经》中有十几处提到鸟的活动，大多描述飘逸神仙境地。羽人的形象到底什么样，《山海经·海外东经》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中的“句芒”为人类始祖伏羲的辅佐，其管辖非常广泛，颇似命运神。而《海外北经》又说：“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此为掌管海洋的水神。著名敦煌学家常书鸿先生曾说：“如果要追溯有翼神像的来源，与其说是源于希腊，倒不如说是源于反映老子道家思想的汉代画像石中的羽人。”今传世汉石刻，如山东武梁祠画像，临沂石刻画像，皆刻羽翼仙人游戏云中，可知汉代的“羽人”形象和后人认识相同。莱夷文化以及《山海经》中的羽民的祖鸟信仰文化，鸟为人祖的崇信，及仙人羽化升天，都是这一人鸟化心态的具体展现。
随着“神仙”观念由地方宗教文化发展为华夏主流文化的特点，羽人观念也渐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冲击。首先，在神仙文化发源地胶东地区崇尚鸟的古俗已衰落，直接使有羽毛有翅膀的“羽人”仙人观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一种冲击来自道教，道士修仙内容，因无人了解其兴起文化背景，“羽人”鸟的特性渐受到世人批判。最终“仙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汉晋“羽人”所持有鸟类形体特征，只有“羽化”、“飞升”等名词沿用下来，华夏大地上的“仙人”形象除莱夷故地外，终于从“鸟人”进化为人了。
齐人徐市上书所说的海中三仙山，及秦始皇登临刻铭的芝罘山，以及齐地神仙说的中心，都属于烟台；神仙方术的修道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变化，但“仙人”的身上生毛羽翅膀的观念却一直沿袭未改。笔者在招远发现大量的传世明清时期的窗花，上面剪的戏曲故事、神话传说，都是鸟身人首。

剪纸应用上的分类 <wbr> <wbr>13. <wbr>宗教类剪纸

( 羽人招远)
这种人鸟合一的形象即为典型的鸟图腾崇拜产物——这说明至晚在清代，人们还对“羽人”这种古俗有着变型的记忆。

举报/Report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