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出版的三种《传习录》注本

2013-01-30 13:1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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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号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汇集。
王守仁（1472-153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于会稽阳明洞，而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28岁中进士，八年后即正德三年（1508）中，因弹劾宦官刘瑾，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其思想随即发生重要转变，以为“心即理”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乃背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在当地建立龙冈书院，随后又讲学贵阳文明书院，而首倡“知行合一”说。不久，赦归为江西庐陵知县。此后，虽多历仕途升迁而讲学规模渐大，并一度强调静坐，要求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正德十一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在军事镇压取得成功后，强调思想统治，重视教化，而又于赣南建濂溪书院，并提出“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的思想，使赣南的统治秩序得到恢复。正德十四年（1519）后，因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经历，而又悟得并提出“致良知”说。此后直至嘉靖六年（1527）前，则为王氏晚年传道讲学高峰时段，而其心学思想亦由此而传播四方。嘉靖六年五月，又临危受命，总督两湖、两广与江西军务，征讨广西少数民族叛乱。未几，乱得以平，而王氏亦因过度操劳政务而旧疾复发，不久即逝于江西南安青龙浦。
“传习”一词，源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一书，包括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思想。在传播王守仁的思想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至于《传习录》之成书，则滥觞于王守仁弟子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开始对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话语的笔录，而徐氏所录即今本《传习录》上卷之前十四条。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是年五月已去世的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共收入王氏语录一百二十九条，即今本《传习录》上卷之全部。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仍以《传习录》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氏另一弟子钱德洪将陈九川所辑王氏《遗言录》加以删削，与钱氏自己和王畿所录合为《传习续录》并刊刻出版。三十五年（1556），钱氏复增收黄直所辑王阳明语录，并予以全面整理，“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即卷中为钱德洪增删《论学书》即南大吉所收书信，卷下为钱氏所录及整理《传习续录》全部，共收入王氏语录三百四十二条，而今本《传习录》三卷全矣，并于随后之隆庆六年（1572）收入谢廷杰刻录《王文成公全书》，同时约请钱氏附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于三卷之后！
自《传习录》全本问世四百四十年后至今，传本数量当已不胜枚举，并以收入《四部丛刊》之《王文成公全书》本流传最广，而《四部丛刊》同时收入明崇祯八年（1635）施邦曜另行分类辑评之《阳明先生集要》亦影响不菲！2008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王晓昕、赵平略合校《阳明先生集要》，并收入《理学丛书》。在此前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2011年9月增订董平、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亦曾全帙出版《王文成公全书》。至于迄今之注本，更为数甚夥，囿于学识并限于篇幅，兹不赘述，有意者可参看陈荣捷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之相关文字。
进入新世纪后尤其近三年来，本人所见出自今人整理之《传习录》注本则又有三种，并依据出版时间先后罗列如下：
2009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陈荣捷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全书编次，以《概说》冠于书首，正文则主要分《传习录卷上》、《传习录卷中》、《传习录卷下》、《传习录拾遗》四部分，而书末仍附印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其后又以陈氏自撰《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一文殿后。具体而言，《概说》以甲、乙、丙、丁为序，依次收入陈氏所撰《传习录略史》、《传习录版本》、《传习录注评》、《引用书简称与版本》等四篇短文，其中前三者用力于说明《传习录》之流传梗概，而后者旨在罗列《详注集评》之所据；正文之四部分，前三者即王氏《传习录》之全部，而《拾遗》另行收入《传习录》诸本辗转流传过程中所各自溢出者共五十一条，内中三十七条系日本学者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校辑所得， “今又从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抄出四条为第三十八条至四十一条，从年谱抄出十条为第四十二条至五十一条”。至于具体文字，入书名所示“详注集评”而先评后注，并均在每条语录之后，评语引自前贤著作，并以评论者之大致生年为序，而注释按相关文字之先后为序，又间有相关或相近文字之引申、比较或串讲。按：陈氏《详注集评》，初版于1983年12月之台湾学生书局，并收入《中国哲学丛刊》。
2012年4月，岳麓书社出版萧无陂著《传习录校释》。全书编次，以《前言》冠于书首，然后以正文与附录分类编排，正文即《传习录卷上》、《传习录卷中》、《传习录卷下》三部分；而附录亦共有三项：其一为《传习录拾遗》，其二为《朱子晚年定论》，其三则收入《初刻﹤传习录﹥徐爱序》、《续刻﹤传习录﹥南大吉序》，而书末另以《参考文献》殿后。具体而言，《前言》又依次按《王阳明其人》、《王阳明其学》、《传习录其书》、《关于校释》等四部分类叙说，其中前三者用力于说明王阳明之生平与学术事迹，以及《传习录》之成书过程，而后者旨在说明《校释》体例；正文之底本，仍依《王文成公全书》，但又参考了近十年公开出版的其他版本，相关明细可参看书末《参考文献》。同时，于正文之上卷和下卷，又分别加注“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陈九川录”、“黄直录”等标题以示各自来由，而相关注释文字则采用页下注形式，以保持文字连贯，而与其他版本异文之对校亦包含其中，以宋体编排的每条语录之后更另行以楷体小一号字体编排的“导读”给予简单串讲；至于附录，《传习录拾遗》全袭陈荣捷著《详注集评》之相关成果，而后二者亦为旧本所有。
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邓艾民遗稿《传习录注疏》。全书编次，因《注疏》于邓氏生前并未公开出版，故以《邓艾民先生简历》冠于书首，其后依次收入陈来、杨祖汉《序》各一篇，而2012年12月的《古籍新书报》曾以《邓艾民先生与﹤传习录﹥》为题全文刊载陈序。另，据陈、杨二氏之《序》，可知邓氏于《传习录》以及王阳明思想之探研，始自20世纪50年代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相关教研工作，而其于《传习录》之文本注释曾在1983年春天以油印本《传习录注》为名发至当时参与邓氏“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课程的诸位研究生之手，陈氏即其中之一。约摸一年后的1984年3月，邓氏即因癌症骤然离世。至于《传习录》正文，则以徐爱《传习录序》起首，而后又依次收入《传习录卷上》、《传习录卷中》、《传习录卷下》等三部分相关文字。与此同时，《传习录》上、中两卷分别以楷体字首录徐爱识语、钱德洪识语，而全部正文中又先以宋体字按条编录，每条正文之后再以小一号的宋体字罗列相关注释，并或校异文、或证出处、或引他书、或述己见，而言简意赅却又胜义迭现，其中于王阳明思想之阐释或以《传习录》之相关文字互证，令人不禁有豁然开朗之悦，或引录前贤著述成说不止一家，并在相互比较之余附以个人按语，而得失自见；或不惮于文字繁琐而抄取王氏其他著作，令人于研习《传习录》之同时眼界大开，并最终得悉王氏思想梗概之全貌，真大家学者手笔也。书末则另以邓氏遗孀左启华女士所撰《后记》殿后。按：邓氏《注疏》，初版于2000年11月之台湾法严出版社。又，邓氏于王阳明研究之个人专著，另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一书，冯契作序。
以上三书，萧氏《校释》以学术普及为主要目的，其于生僻字后加注汉语拼音当为明证。至于陈氏《详注集评》与邓氏《注疏》，则均着眼于学术研究，并各有所长：前者偏重于考证，条分缕析，使世人于《传习录》之内涵得以深入了解，并全面收录历代学者之相关评注，对《传习录》正文之理解颇有裨益，而阅读者普遍称便，但对《王阳明全集》其他文字与《传习录》之关联却未免疏略；后者对《传习录》版本的把握与典故出处的注释虽不及陈氏详实，但其于陈氏著作之疏略处却又用力甚多，且能根据《传习录》上中下卷相关文字之相互关系而“很注意阳明思想之前后期之发展……将《传习录》和王阳明的其他著作，如论学书、诗文等关联起来，互相印证。这一步工作，对于了解阳明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杨祖汉《传习录注疏·序》）。有鉴于此，陈、邓二书之合观互补当势在必行也，而此二人相关著作之问世又均始自宝岛台湾亦算学术有缘矣。时在2013年1月30日，距陈氏《详注集评》最早出版时间也届满三十年矣，故谨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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