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词作
2011-11-29 19:19阅读：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
苏轼的这首诗，既是就自己坎坷人生所作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在黄州、惠州、儋州所作功业的重视。特别是贬谪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苏轼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入仕之初，苏轼“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2]132之才学，有“致君尧舜”
[2]132
之志向，有“此事何难” [2]132之信心，有“上殿云霄生羽翼”
[2]205
的政治热情。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抒发着胸中的逸怀浩气
SPAN>表达着“致君尧舜”的远大志向，胸怀坦荡磊落，心中豪情呼啸而出。从词句中亦可看出苏轼执守儒学的昂扬精神，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济民、有为于天下的人格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很深。
然而正当苏轼怀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143
的爱国豪情的时候，“乌台诗案”使苏轼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苏轼虽因反对新法被迫离开朝廷，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
，但这一变化并不妨碍他有所作为。其间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谁知灾难突然从天而降，身陷囹圄，命运仿佛同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这一切对一直踌躇满志的苏轼而言可谓当头一棒，这对一向执著入世的苏轼而言，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从杭州通判起，苏轼就已进入了他的政治失意期，但“朝游云霄，暮落江湖”的悲惨现状，是此前无法比拟的。
在京城经受了长打4个月的牢狱之苦后，苏轼侥幸大难未死，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但不得签署公事。[3]这场有关生死的牢狱之灾，使苏轼到了黄州还惊魂未定，“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4]，顿感人生多舛难测，作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真实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理状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时苏轼初到黄州，寓居黄州城东的定惠院。词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幽独孤凄的环境，残月、疏桐、漏断,一系列寒冷凄清的意象，构成了一幅萧疏、凄冷的寒秋夜景，而幽人、孤鸿的出场愈添一层凄凉。“一切景语皆情语”，凄凉的环境暗合了作者凄凉的心境。而下文写被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和拣尽寒枝不肯栖身的一系列活动也正是词人此时复杂、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再如写于此后不久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一首也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作于初贬黄州的中秋佳节。试比较两首中秋词中的句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酒贱常愁客少，明月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时为密州知州；《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则作于被贬黄州之时。在密州之时，与子由分离两地，虽然作者恨月“长向别时圆”，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固有的缺憾感到无奈，但尚且能自我宽慰：“此事古难全。”在最后，仍能乐观地为人生缺憾划上一个大大的满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与弟弟子由远隔千里，不能亲人团圆，但是此时此刻却能共赏一轮明月，一个“共”字把分离的两个人的时空距离拉近了，汇聚到了“月”这个点上，两人虽远隔千里，却仿佛伸手可触，深深情义也通过月光达到传送流动。这样，就将那份孤独感无形中淡化了，故虽是离别怀人之作，却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弥漫着悲愁之绪，而得之以飘逸。
再看黄州中秋所作的《西江月》，却别是一番滋味此时之月是“明”的，但主观之景却迥异于客观之景，出现在作者脑海中的是一个与眼前之景对立的暗色调画面，“月明多被云妨”，明月往往被云遮住了亮光——美好的理想、希望也往往受阻难以实现。黄州之前还能设想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能共有一轮明月，而今却是“谁与共孤光”，月光并未变，变的是人生的处境和心境。贬谪黄州，作者内心充满的是对人生的孤独凄凉感，以此心观物，物皆着我之色，故光也是“孤”的。所以，“把酒”也不再是痴痴地闲问青天“明月几时有”那样悠然浪漫，而是“凄然北望”，胸中有前沿万语要吐，却只能哽于喉中，寂寞哀愁萦绕胸怀，时间的流逝也仿佛为这沉痛的时刻而止。
又如元丰四年作《江城子》“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寄托对故友的思念，感慨自己的孤独处境；元丰五年作《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忆起自己从京宴饮对歌的“瑶池”之乐境急剧“飘坠人间”的孤独地位；元丰六年作《西江月·重阳栖霞楼》，感叹人生之短暂而“莫恨黄花未吐”。从这些作品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充满孤独、苦闷情怀的苏轼。
二
苏轼在他八岁时，便已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得到了张道士的独赏。张易简作为苏轼的启
蒙老师，给了苏轼以很大的影响。苏轼少年时代就好读《庄子》，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写道: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来到黄州之后，“不得签书公事”“布衣”“蔬食”“债负山积”，贫病交加，余悸犹在，名为贬职实则软禁的尴尬处境不能不让他陷入到深深的苦闷与思索之中，甚至屡屡生出对人生、对世事的怀疑和厌倦的情感。苏轼的传统儒学精神逐渐失落，而佛老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一饥渴与缺陷。早已深受禅学濡染的苏轼，又向佛教走近了一大步。一到黄州，他寓居定惠院，结交名僧。苏轼在《与章文厚书》中，他自己说:“惟佛经以遁日。”同时,谪居黄州的苏轼常常去城东安国寺沐浴。在洗浴的过程中，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不仅洗濯身体的污垢，而且涤除心灵深处的荣辱得失之惑:“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安国寺浴》)。而且他常常抒发自己的静达之心:“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游净居寺》)。
但是，苏轼说佛谈禅并不是要遁入佛门，只不过是为了排遣胸中的烦闷而己。同时还在大自然中获得人生的启迪。“在一个孤独者的眼中,大自然特别富于人情味，当艺术家博大深沉的爱在同类得不到肯定时，当他与人类交流感情的欲望得不到实现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泛爱的现象:爱山、爱水、爱花木⋯⋯宇宙人情化了，自然生命化了”
[5]
。心情抑郁，悲愤难言的苏轼此时还寄情山水，流连风月，借山水景观以浇心中块垒。“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的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6]。
苏轼的著名豪放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就作于黄州时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在这首词里，苏轼没有忘却昔日风云和英雄豪杰，他用磅礴的笔调描写壮丽山川，借追怀建功立业的古代英雄人物的功业，寄托他渴望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抒发自己功业未就的苦闷。词中“人生如梦”以及《前赤壁赋》中“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慨叹，流露出的正是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
苏轼认为: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7]他还要做大自然的欣赏者，因此，他有时布衣芒鞋，出入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荡山水之间。请看下面几首词: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现，照水红蕖细细香。
林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鲑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浣溪沙》)
这三首词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之中,处处都有作者的影子。词中作者既有“我欲醉眠芳草”的逍遥，也有“又得浮生一日凉”的轻松，更有“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与自适。苏轼在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后，真正拥有了佛老思想中那份旷达洒脱的心境和情怀。
他的《临江仙·夜归临皋》所表达的便是这种要融入大自然，求得身心的安然和自适的愿望: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一个纵情豪饮的东坡，深夜醉归，敲门不应，坦然“倚杖听江声”，活脱脱一位，神情啸傲，襟怀放达，遗世独立的“幽人”！末尾两句，如同“我欲乘风归去”，“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前赤壁赋》)
。这既是眼前真实物境，又是作者的真切心情。他渴望抛却功名利禄，回归自然。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渴望从个体的拘役中求得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这是他向往自由的心声，是对命运的不满和抗争，是他内心重归恬静的一种艺术写照。正是这样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道家风采，使他能于常人难耐的苦境中自得其乐。所以，谪居黄州的苏轼，正如他自己所言:“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韩魏公醉白堂记》)
佛老思想逐渐成为苏轼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并在苏轼身上起了复杂的作用:
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荣辱、得失视为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这一旷达的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得罪以来，
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透露忧谗畏讥之际，把老庄安贫自足、返朴归真的思想同儒家独善其身、富贵浮云的思想结合起来，从名山大川中寻求人生力量。苏轼对自己曾经构建的理想进行彻底的反思，求得身心的自在与轻松，身心疲惫的苏轼在佛老光辉的照耀下体验着人生。
三
就如李泽厚所云:“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不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是事实上的‘退隐’、‘归田’要更深刻更沉重”
[8]。其关键就在于苏轼已有一颗禅心，不用归田隐退便可以调试自己的心灵。最能代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元丰五年所作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这首词表面是写沙湖道中遭雨，实则刻画了一个在人生征途上视坎坷为平坦，对困境安之若素的词人形象，表现了词人洒脱不羁的性格和旷达的胸襟气度。他既不以风雨为忧，亦不以晚晴为喜，淡然地吟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和晚晴都成为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从这首词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幽人”“孤鸿”的形象，而是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达观洒脱的词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的确,苏轼虽非神仙，但他能以超凡脱俗的心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忧患，这也正是他屡次想要归隐，却终老未践的原因。因为对苏轼而言，只要在心灵上得到解放就足够了。
苏轼这首《定风波》所表达的，正是庄子所谓的“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真人境界，同时也充满着释者情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正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释者情怀吗?
苏轼的人生追求，不是奢谈，
而是实践。他正是自己笔下的“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9]的豪杰大勇之人，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一生的形象写照。
苏轼用佛老解读人生，为曾热衷于功名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而震骇，为痛定思痛之后幡然所悟而欣慰，他不再为浮名虚利牵绊自己，从而把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真谛上升到了更有意义的层面加以体验和把握。元丰五年三月，苏轼在游清泉寺时，见到寺前兰溪水向西倒流的特殊现象，大生感慨，作《浣溪沙》词曰: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词人展开丰富的联想:人只要乐观、自信, 就能老当益壮,
重新恢复青春年少。伤痕可以复原，病体可以重振，青春可以再度焕发。这是一个拨开雾障、步出低谷的苏轼,
是一个灵魂重铸、神清气爽的苏轼。他的生命意识像饱满的兰芽一样蓬勃，他的心路历程像松间洁净的小路一样被净化。苏轼热爱生活, 乐观向上，
处处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能发现美好的事物。全词清新活泼，生气盎然，奏响了儒学昂扬进取的人生赞歌。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谈到苏轼的魅力时说:“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在于花朵，是易于感受而难于说明的。”苏轼最动人的地方则是他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富有人情味的作家，以博爱的心胸热爱所有的人，因此能在生活中随处发现美，甚至能从“清贫、受谤、疾病、衰老”这些常人看来是痛苦的事情中去顽强追寻那一份内在的美，哪怕它是一种苦涩的美，悲凉的美。
黄州的人生经历是苏轼最重要的人生历程。在谪居黄州四年时间里，他有过羡陶而隐的痕迹，也有过躬耕东坡的乐趣；他寄情于清风明月快哉于山水之间，也有托悲鸿以喻失意和苦闷；他的随遇而安，却更显示其豁达广阔的胸襟。身处逆境却能坦然面对，释怀洒脱，他无疑是胜利者。他在以后与厄运的斗争中并没有失败，他豁达而勇敢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词赋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他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濡染佛老，把儒、释、道三家思想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都有很大的帮助，儒家的进取之心，是他一生的追求，是他生命的底线，但道家的无为而治亦是他全力追求的。它们缺一不可，是并立的。我们所看到的苏轼，得意时狂放不羁，一腔热血奔腾不止，对理想的追求坚持执着，仿佛儒家的思想成为主导；而失意时却又归心佛老，寄情山水，臻于物我两忘之境，一心炼丹求仙，仿佛道家思想又占据上风，成为生活的主导。在他身上，儒家宗旨和道家的理论是放在天平两端等量的人生指导思想，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内外之别。在朝的时候，天平就偏向儒家的宗旨。放逐的时候，天平就偏向佛老思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正是苏轼的追求。
从苏轼的黄州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苏轼，一个深沉地思考着现实与人生的苏轼，一个实现了自我超越的苏轼。儒家的入世有为，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就这么看似十分矛盾却又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身上。正如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苏轼从儒家思想中吸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仕可隐的处世方式，从老庄哲学中吸取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不为外物所累的处世态度，从佛教中吸取随缘自适、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静而达的生活态度。这种理想的处世方式和人生追求，让苏轼既能深深投入，专一执著，又能旷达洒脱，超然物外，真正做到了履险阻如平地，视功名如浮云，乐天知命，随缘自适，“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