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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到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 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 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二、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
三、“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
（一）斯莫尔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从1892－1925年，到退休时为止，在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二）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 and 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米德的理论在其生前被称为“社会行为主义”，其具有鲜明的反对身心两元论的特征。米德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体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动力性趋势，后者是社会的自我，它依赖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是通过在社会互动中概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后形成的。重要的是，主我和客我总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受齐美尔的影响，米德倡导从持续进行的社会过程或社会互动开始研究社会，因为精神、自我与社会都产生于这一过程。如果说，在米德生前，他的理论将芝加哥社会学的视野从斯宾塞等人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转向微观的社会层次（包括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那么，在他之后，符号互动论则成了抗衡战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孤军”，这其实也是“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如果单从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时间先后来算，威廉.I.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1863－1947）称得上是一员老将。1893年，当他得知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时，这个在田纳西大学毕业、在德国过留学，并且已经在奥伯林大学获得教职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然地来到芝加哥，成了斯莫尔和亨德森的研究生，并在两年以后成为系里的教师。这时的芝加哥除了他的两位导师以外，加上一个文森特，就是它的全班人马。
（三）托马斯
1908年，托马斯获得了一笔为数5万美金的资助，并由此开始了他对移民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的研究。5年以后，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合作者——波兰人兹纳涅茨基。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的书信往来和生活史的研究，两人合作完成了长达5卷本的巨著《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1918－1920）。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他们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尽管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最早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态度研究的科学”，但与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两位社会学家关心的不是特定个体对特定事件的特定反应，而是组成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所普遍采取的态度。
（四）帕克
现在，历史的聚光灯该将自己的光芒投向罗伯特·帕克，这个在1914年已经50岁时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虽然他年近半百才来到芝加哥，但在密执安上大学时，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已经使他与芝加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大学毕业以后，帕克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887－1898年的记者生涯，在这11年里，帕克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并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第二阶段帕克再返校园，先在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求学，这期间他不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学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且萌生了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集群行为研究的浓厚兴趣，1903年帕克凭《群众与公众》（Crowd and Public）一文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帕克再度回到社会之中，1905年他结识了黑人领袖B.T.华盛顿，并与后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渐了解了黑人的生活、习俗和状况”；第四阶段，因为托马斯的热诚相邀，帕克于1913年来到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学生开设“美国黑人”的课程。尽管由于社会学系没有编制，帕克是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义进入芝大的，并且在这个几乎无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
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盛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 zone）；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
四、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象征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许多：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城市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
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这一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它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长达31年的统治。尽管在反叛后的193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大权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学派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会学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经消失，新的强势集团正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浮现。
五、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在此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显对抗意义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们这篇文章将要论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文，第一次将由乔治;米德开创的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Schmidt, E.D., 1937）。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1937年的“巧合”是颇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现代社会学的两大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开始了面对面的厮杀，它也预示着10年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崛起。论述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有必要再回到乔治;米德那里。尽管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欲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 Richard Smith, 1980）,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乔治;米德，没有在其社会心理学思想上提炼出的符号互动论，就肯定没有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一句话，没有我们这里将论述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其内涵是确定的。它不仅具有严格的时间（战后到1960年代）和空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理论上，它继续秉承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主义思想；在方法上则倡导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径。这样一种标准，将赫伯特;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戴维;里斯曼囊括进来，同时将这一时期虽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学但却属于定量主义阵营的豪泽、古德曼、邓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实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Chairmanship Battle），不仅迫使败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义者菲利浦;豪泽的成功已经预示着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蜜月”的终结。
六、第三代芝加哥社会学派
一般说来，社会学史家将芝加哥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斯莫尔为代表，最杰出的是米德和托马斯；第二代以帕克为代表；第三代的领头羊则是布鲁默。代表人物有：
（一）布鲁默
作为米德思想的传人，布鲁默志向远大，他曾说过：“在我看来，尚没有谁曾以符号互动的观点对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做过系统的研究。在以往的学者中，米德对这类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但他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供社会学使用的方法论来……我的目标是提供一套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尽管布鲁默对米德的思想尤其是方法论不太满意，但他却一直恪守米德所主张的互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布鲁默看来，人们正是通过互动过程，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并对当时的情境加以共同的定义的。我们曾经提及，在布鲁默发展自己的符号互动论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潮已经席卷整个社会学界。显然，布鲁默对大多数社会学家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结构和组织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仅仅视为这种结构和组织的体现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在倚重制度、文化、规范、价值、分层、地位、角色和组织这样一些结构性范畴的同时，忽视人们借以积极构造他们行动和互动过程的主观解释过程，而正是在后一过程中，人们通过角色扮演和符号沟通来调整和适应他们的各种行动路线。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说，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并不决定互动模式，但它们本身却是在互动过程中突生的。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布鲁默对结构与行为或互动的关系。在布鲁默眼中，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可变性，只是在它们影响人们在其中活动的情境时，或人们在主观上解释或定义情境时考虑到它们，才会影响互动过程。因此，社会制度不能够离开人们的主观定义而保持他们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的主观定义和解释在大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社会制度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休斯
休斯所以一直倾心于田野研究，同一系列的因素有关：首先，他个人一直对人类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但在芝加哥，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是帕克的女婿、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弗尔德，而且他本人也“通晓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人类学的各种研究、问题和方法”（Chapoulie， 1987：266）。其次，同布鲁默一样，休斯认为田野研究能够使调查者更好地洞悉和理解社会世界与自身的不同。因此，尽管他对定量研究也能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强调芝加哥的学生也应该精通统计学，但是他还是更为喜爱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为芝加哥田野研究传统培养了大批的继承者。
不过，尽管布鲁默和休斯在维系芝加哥传统方面是一对犄角，但他们在日常研究中却似乎很少合作，这一点和以往的帕克和伯吉斯完全不同。休斯的学生霍华德·贝克尔后来回忆道，“195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休斯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布鲁默的学生，但不会是他们两人的学生”。不过，因为布鲁默和休斯对知识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这种一致超越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致贝克尔紧接着又说，所以“大多数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早些)最终会明白，我们也总是他们两人的学生”（Becker, 1988: 19）。
（三）戈夫曼
尽管贝克尔少年早熟、才华横溢，但因为一者他的研究仅限于越轨行为领域，二者他本人又基本上在密苏里过着学院外的生活，因此，布鲁默之后符号互动论的真正旗手还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戈夫曼1922出生于加拿大，1945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移居美国。不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3－195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58－1968年转往布鲁默任教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费成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讲座教授；1981－1982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1956）一书中提出的，后经《隔离场所》（1961）、《烙印》（1963）、《日常接触》（1963）、《互动分析》（1967）和《框架分析》（1974）等一系列著作完善的“社会戏剧理论”，用科塞的话说，“在很多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被公认为“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之一”。
戈夫曼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严格恪守了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精髓，而且在方法上也体现了布鲁默一贯倡导的非量化的定性研究特性。尽管戈夫曼的研究没有使用精确的测量、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但他的敏锐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却使人不得不承认，“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性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库佐耳特语）。
二、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
三、“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
（一）斯莫尔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从1892－1925年，到退休时为止，在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二）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 and 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米德的理论在其生前被称为“社会行为主义”，其具有鲜明的反对身心两元论的特征。米德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体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动力性趋势，后者是社会的自我，它依赖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是通过在社会互动中概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后形成的。重要的是，主我和客我总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受齐美尔的影响，米德倡导从持续进行的社会过程或社会互动开始研究社会，因为精神、自我与社会都产生于这一过程。如果说，在米德生前，他的理论将芝加哥社会学的视野从斯宾塞等人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转向微观的社会层次（包括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那么，在他之后，符号互动论则成了抗衡战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孤军”，这其实也是“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如果单从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时间先后来算，威廉.I.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1863－1947）称得上是一员老将。1893年，当他得知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时，这个在田纳西大学毕业、在德国过留学，并且已经在奥伯林大学获得教职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然地来到芝加哥，成了斯莫尔和亨德森的研究生，并在两年以后成为系里的教师。这时的芝加哥除了他的两位导师以外，加上一个文森特，就是它的全班人马。
（三）托马斯
1908年，托马斯获得了一笔为数5万美金的资助，并由此开始了他对移民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的研究。5年以后，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合作者——波兰人兹纳涅茨基。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的书信往来和生活史的研究，两人合作完成了长达5卷本的巨著《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1918－1920）。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他们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尽管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最早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态度研究的科学”，但与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两位社会学家关心的不是特定个体对特定事件的特定反应，而是组成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所普遍采取的态度。
（四）帕克
现在，历史的聚光灯该将自己的光芒投向罗伯特·帕克，这个在1914年已经50岁时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虽然他年近半百才来到芝加哥，但在密执安上大学时，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已经使他与芝加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大学毕业以后，帕克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887－1898年的记者生涯，在这11年里，帕克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并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第二阶段帕克再返校园，先在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求学，这期间他不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学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且萌生了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集群行为研究的浓厚兴趣，1903年帕克凭《群众与公众》（Crowd and Public）一文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帕克再度回到社会之中，1905年他结识了黑人领袖B.T.华盛顿，并与后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渐了解了黑人的生活、习俗和状况”；第四阶段，因为托马斯的热诚相邀，帕克于1913年来到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学生开设“美国黑人”的课程。尽管由于社会学系没有编制，帕克是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义进入芝大的，并且在这个几乎无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
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盛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 zone）；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
四、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象征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许多：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城市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
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这一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它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长达31年的统治。尽管在反叛后的193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大权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学派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会学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经消失，新的强势集团正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浮现。
五、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在此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显对抗意义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们这篇文章将要论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文，第一次将由乔治;米德开创的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Schmidt, E.D., 1937）。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1937年的“巧合”是颇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现代社会学的两大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开始了面对面的厮杀，它也预示着10年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崛起。论述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有必要再回到乔治;米德那里。尽管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欲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 Richard Smith, 1980）,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乔治;米德，没有在其社会心理学思想上提炼出的符号互动论，就肯定没有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一句话，没有我们这里将论述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其内涵是确定的。它不仅具有严格的时间（战后到1960年代）和空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理论上，它继续秉承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主义思想；在方法上则倡导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径。这样一种标准，将赫伯特;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戴维;里斯曼囊括进来，同时将这一时期虽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学但却属于定量主义阵营的豪泽、古德曼、邓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实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Chairmanship Battle），不仅迫使败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义者菲利浦;豪泽的成功已经预示着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蜜月”的终结。
六、第三代芝加哥社会学派
一般说来，社会学史家将芝加哥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斯莫尔为代表，最杰出的是米德和托马斯；第二代以帕克为代表；第三代的领头羊则是布鲁默。代表人物有：
（一）布鲁默
作为米德思想的传人，布鲁默志向远大，他曾说过：“在我看来，尚没有谁曾以符号互动的观点对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做过系统的研究。在以往的学者中，米德对这类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但他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供社会学使用的方法论来……我的目标是提供一套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尽管布鲁默对米德的思想尤其是方法论不太满意，但他却一直恪守米德所主张的互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布鲁默看来，人们正是通过互动过程，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并对当时的情境加以共同的定义的。我们曾经提及，在布鲁默发展自己的符号互动论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潮已经席卷整个社会学界。显然，布鲁默对大多数社会学家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结构和组织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仅仅视为这种结构和组织的体现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在倚重制度、文化、规范、价值、分层、地位、角色和组织这样一些结构性范畴的同时，忽视人们借以积极构造他们行动和互动过程的主观解释过程，而正是在后一过程中，人们通过角色扮演和符号沟通来调整和适应他们的各种行动路线。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说，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并不决定互动模式，但它们本身却是在互动过程中突生的。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布鲁默对结构与行为或互动的关系。在布鲁默眼中，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可变性，只是在它们影响人们在其中活动的情境时，或人们在主观上解释或定义情境时考虑到它们，才会影响互动过程。因此，社会制度不能够离开人们的主观定义而保持他们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的主观定义和解释在大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社会制度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休斯
休斯所以一直倾心于田野研究，同一系列的因素有关：首先，他个人一直对人类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但在芝加哥，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是帕克的女婿、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弗尔德，而且他本人也“通晓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人类学的各种研究、问题和方法”（Chapoulie， 1987：266）。其次，同布鲁默一样，休斯认为田野研究能够使调查者更好地洞悉和理解社会世界与自身的不同。因此，尽管他对定量研究也能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强调芝加哥的学生也应该精通统计学，但是他还是更为喜爱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为芝加哥田野研究传统培养了大批的继承者。
不过，尽管布鲁默和休斯在维系芝加哥传统方面是一对犄角，但他们在日常研究中却似乎很少合作，这一点和以往的帕克和伯吉斯完全不同。休斯的学生霍华德·贝克尔后来回忆道，“195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休斯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布鲁默的学生，但不会是他们两人的学生”。不过，因为布鲁默和休斯对知识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这种一致超越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致贝克尔紧接着又说，所以“大多数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早些)最终会明白，我们也总是他们两人的学生”（Becker, 1988: 19）。
（三）戈夫曼
尽管贝克尔少年早熟、才华横溢，但因为一者他的研究仅限于越轨行为领域，二者他本人又基本上在密苏里过着学院外的生活，因此，布鲁默之后符号互动论的真正旗手还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戈夫曼1922出生于加拿大，1945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移居美国。不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3－195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58－1968年转往布鲁默任教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费成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讲座教授；1981－1982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1956）一书中提出的，后经《隔离场所》（1961）、《烙印》（1963）、《日常接触》（1963）、《互动分析》（1967）和《框架分析》（1974）等一系列著作完善的“社会戏剧理论”，用科塞的话说，“在很多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被公认为“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之一”。
戈夫曼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严格恪守了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精髓，而且在方法上也体现了布鲁默一贯倡导的非量化的定性研究特性。尽管戈夫曼的研究没有使用精确的测量、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但他的敏锐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却使人不得不承认，“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性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库佐耳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