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本文集，著名的《法辨》一文被收入其中同时也顺带作为了书名。本书呢，延续了梁治平先生的一贯的文风。我认识是一种法学评论式的。我想这么说，应该较为恰当。第一，梁治平先生的主攻领域可能更多是一种法律文化方面，并，倾向于宏观的概括分析和比较法学方法的运用，所以看起来觉得视野较为宽广，并不侧重具体、细致的考据。第二，我之所以称其为文集，而非论文集，是因为很多文章都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而非我们平常所见的那些法学类核心刊物等等，所以从受众人群和期刊的风格来说，作者在写作中主观上也会也会更加清新、文艺、随性一些。
也算是看了一些梁治平先生的书和文章了，总体而言，从《法辨》到《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在边缘处思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梁先生的功底在不断的加深。从本书《法辨》中来看，有很多的文章，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的礼、法、刑、律、德等方面的理解与分析，都似乎并不成熟，并且有偏西方化的一种倾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本身是外国法律史出身，虽然研究方向是中国法律史，但是似乎仍对于古代中国法有一些误解。另一方面，我想也与那个年代的法学研究的刚刚起步、各方面书籍的匮乏以及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关。毕竟也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制度转型是较快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意识转型较慢。80年代之前，经历了诸多浩劫，不能说与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沉渣的重新泛起有关。而80年代之后的一些特殊事件，也恰恰是对于这种“反动”的“反动”。所以梁先生在90年代前所写的这些文章的倾向与思维路径，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以及《在边缘处思考》，其中收录的文章，可以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思维更加深邃、文风也更加稳健，让读者觉得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更少，有不少经典的语句。作者倾向于西方的理念越来越少，并且更多强调一种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而不再主张西方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可以说作者在这方面的理论自觉，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读了《本书》，仍然还是有很多启发，例如法律要放在文化当中去理解，中西文化之间也要强调一种比较。我想这些思想，都对于我有不少的触动。但就目前而言，在外国法律史学习、了解的并不深入的时候，我还是想先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与文化了解地更多一些。等到对于古代中国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再适时地对于西方的制度进行研究，以期作出一些比较。毕竟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不能完全割裂，而中西方文化
也算是看了一些梁治平先生的书和文章了，总体而言，从《法辨》到《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在边缘处思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梁先生的功底在不断的加深。从本书《法辨》中来看，有很多的文章，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的礼、法、刑、律、德等方面的理解与分析，都似乎并不成熟，并且有偏西方化的一种倾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本身是外国法律史出身，虽然研究方向是中国法律史，但是似乎仍对于古代中国法有一些误解。另一方面，我想也与那个年代的法学研究的刚刚起步、各方面书籍的匮乏以及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关。毕竟也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制度转型是较快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意识转型较慢。80年代之前，经历了诸多浩劫，不能说与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沉渣的重新泛起有关。而80年代之后的一些特殊事件，也恰恰是对于这种“反动”的“反动”。所以梁先生在90年代前所写的这些文章的倾向与思维路径，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以及《在边缘处思考》，其中收录的文章，可以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思维更加深邃、文风也更加稳健，让读者觉得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更少，有不少经典的语句。作者倾向于西方的理念越来越少，并且更多强调一种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而不再主张西方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可以说作者在这方面的理论自觉，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读了《本书》，仍然还是有很多启发，例如法律要放在文化当中去理解，中西文化之间也要强调一种比较。我想这些思想，都对于我有不少的触动。但就目前而言，在外国法律史学习、了解的并不深入的时候，我还是想先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与文化了解地更多一些。等到对于古代中国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再适时地对于西方的制度进行研究，以期作出一些比较。毕竟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不能完全割裂，而中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