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一一我的家乡
2021-08-09 21:53阅读：
我的家乡山西省交城县东社村,位于截岔北山脚下,文邑河从村南流过,河南岸就是巍峨的子夏山,山中有一道长约十余公里的大沟,沟里林木森森,是关帝山森林的东部边缘,属于杂树林;林间禽鸣兽嚎，鸟飞松鼠跃，山中泉水处处，流到沟底汇成一条溪流，欢快地向前流去,大约流到距沟口一公里左右处时却没了踪影。民谣曰：十山九无头，有水不出沟，若问其中故，请访桃花沟。
沟口左边的阳坡上有一个村庄
——庄头村，全村几十户人家百十多口人,房屋无序地挤盖在一起，村子周边一华里的范围内全是石头山，没一点可耕的土地,但它的地底深处却蕴藏着丰富的煤,所以庄头人向来靠两种营生吃饭:一是伐木狩猎，二是进窑挖煤。在百多年前这是两种特辛苦，特危险而又收入特少的营生，生活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所以当地人称跑山的为山花子，挖煤的为窑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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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头全村人都姓马，马氏家族是由何时何地因何而到此定居，村无村史家无家史,就连文交二县的县志亦无记载。它是个自然村,自然的就象山中的树、沟里的水一样,从不问时华日月,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被孔子忘却了的人群,文化不及的地方。八十年前全村没个识字人，曾有过过年时无人写对联而用碗瓜瓜印圈圈的事，全村多数人一生只有一个乳名,偶有人想有个官名,往往被文化人戏弄,如；村里曾有过马起草和马起料这样的官名。咳，说起这类事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们家的根就在这个村，我们家的先祖们不是山花子就是窑花子，听父亲讲，到他父亲那一辈就全是窑花子。爷爷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哥马旺科二哥马旺举都是窑花子,姐姐嫁东社张家,爷爷是截岔一带在找煤定位方面有名的能手｛那时不时兴什么工程师，测量的｝，就这样一位具有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也养活不了一家人。奶奶是位聪明能干的妇女，有一手好针工，她主张把家搬到
东社镇去，这样爷爷可到西社煤窑干活，自己也可揽些针活补貼家用，于是在伯父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东社镇［１８９１］，租住在城皇庙巷井傍院南房，听奶奶讲当时穷的炕上买不起席子,连水缸都是半截的破缸,不过东社不比庄头,只要舎的辛苦就有饭吃。东社是当时交城县三大镇之一，整个吕梁山区的粮食和关帝山森林的木材都要在这里集散，同时它又是吕梁山区百姓所需日用百货、农具等的供应地，特别是雅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了吕梁山区守土为命的传统地主与晋中地区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财主的斗法舞台。当时商号从东社西头到东头、隔河到曲里、再隔河到武元城一家紧靠一家，形成一条绵延四公里的商业走廊。东社商业活动的重点是金融与粮食，当年东社有两处在交城境内较大的当铺，控制着整个东社镇的商务金融流通；最盛时东社有五家在晋中规模最大的粮店控制着晋西山区广大地区粮食的流向，逢双日集，每集收市后光东社街上抛撒的粮食就有一铜钱厚，这些抛撒的粮食养活着东社街上无产又无业的穷人；武圆城是东社木材交易的市场，文邑河的筏子要在这里上岸，晋中的木材商人和广大用户要来这里购运；此外，从西社到武圆城沿河还建有十多座大型水磨坊，常年昼夜不停地加工着“香沫”，保证着县城东大营制香基地的需要；据交城县志载，一九一二年山西省银行成立，一九一三年就在东社镇开设了支行，并设了税务所、警察局，东社为当时交城县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有“小北京”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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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精神层面看，这里的庙宇真多：在东西长不足六公里、南北宽不足一公里的狭长地带，竟然建有二十余座庙宇，座座庙宇都具一定规模，住有和尚、善友，虔诚地做着佛事。这些庙宇的历史都很长，最晚的建于清初，最早的如武圆城的娘娘庙和关帝庙，建于唐武周时期，据说是为武则天省亲所建，西社的崇贞观建于元中统三年[1262]，这些古迹既显示着这一地区厚重的文化底韵，也为这一地区的商业营造了声势，如正月二十八沙沟娘娘庙的庙会，就十分隆盛，省内最好的戏班都要来此献艺，据娘娘庙戏台壁题记载：清末来此演出的戏班有锦梨园、翠梨园、忠梨园、锦霓园、众梨圆、十万班，这些都是当时有声望的名班；同时还有盛大焰火，这里的焰火名声曾远播京城，此外还有各商家和村、“社”办的“红火”，如抬阁、搲贡、高跷、旱船、地秧歌、锣鼓等，“红火、热闹”极了。届时不仅百里之内的群众要来观赏，各商家都要盛请晋中知名财东如交城胡家、汾阳冀家、祁县乔家、太谷陆家、榆次常家、晋祠展家，这些有的是东社镇商号的东家，有的是相与，这些人家每年都是有请必到，有的甚至是不请也到，每年“会期”，东社镇都是华盖云集。他们的聚首决定着东社商业的趋向，他们把东社商业不仅纳入了国内競争的轨道，同时也领上了国际商路，如清末民初交城皮毛业鼎盛，特别是民国初年，每年都有美、英、德商人来交城洽谈皮毛生意，为此东社商家都增加了皮毛收购业务，收购来的生皮由交城南木厂各皮庄统一“揉、熟”处理并制成皮件供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交城的皮货名扬四海，但南木厂整条大街却臭气熏天。大营“香”的来钱，南木厂“臭”的财涌;至于腊月二十七曲里秀龙庙的庙会，三月初十武圆城娘娘庙的庙会也都很具规模，都对东社镇商业的发展造了势、助了威。民国以后青帮势力逐渐渗透到东社，他们以狐偃庙为大本营，在狐偃庙、秀龙庙建了武馆，以保护为名控制了东社镇的“治安”，并在河神庙、城隍庙设赌场，招引着省内外赌徒来此聚赌。观音堂历来就是这里的学堂所在，直到民国七年[1918]在东社、曲里、南堡开办了国民学校，男女兼收，这时观音堂为学堂的历史才结束；民国九年[1920、9]东社镇建立了交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按国民政府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授课，遵当时教育部“壬戊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二年。此外民国十五年[1926]天主教就传到了东社镇，在东社、沙沟、南堡设三个堂口，并在东社、沙沟各建教堂一座，先后有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中国籍神甫12名理教，教徒200多名，这不仅冲击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同时也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东社旺盛的商业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感染、熏陶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伯父、父亲和叔叔，为他们日后搏击社会、自强不息、求生存、谋发展准备了条件。
一九零六年爷爷遭遇窑火身亡，当时伯父18岁、姑姑15岁、父亲8岁、叔叔仅3岁。爷爷的后事处理完后，大爷爷和二爷爷力劝奶奶让伯父下窑挖煤,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伯父不同意，并痛苦地说：“你们挖了一辈子煤，吃过几顿饱饭？在煤窑里俺爹丢了命，二大爷也几乎把命摊上，还要让我下煤窑，你们不怕我还怕，万一出事，这个家怎么办。在东社街上能舍出挖煤那份苦和那份险，我就不信弄不到碗饭。”这样伯父拒绝下煤窑后，每天就在粮食集市上为粮商兜揽生意，很受商家器重，每日所得报酬颇丰。同时他又安排８岁的二弟三件事：一是每集收市后扫拾交易时抛撒的粮食；二是拾粪；三是检拾料炭。听伯父讲，父亲小时侯很机灵，三项任务完成的都很好，扫拾的粮食足够一家五口人吃；卖的粪钱够每天的油盐酱醋和其他零花；拾的料炭也够一家人做饭取暖用。再加伯父跑市和奶奶针工所得，一家人生活的倒也无虞。
实践出真知，市场是个大学校，经过几年市场的摸、爬、滚、打，大爷二十六、七岁时已成长为市场的行家里手，深得商家青睐。由于他品行端正，能力过人，当时东社首富、东社村的先后任村长张仲鹄、张福以及所有台面人物都和大爷以礼相待以兄弟相称，甚至对当时尚是青少年的父亲和叔叔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已传三、四代人称呼不乱，就连满清时的拔贡老爷、当时的县绅士张超也以兄弟相称，一个寒微人家至此已争得了几分体面，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容纳，实属不易。
民国五年[1916]大爷二十八岁，他根据粮食市场和皮毛市场持续走旺的形势，向东社商家提出建议：在屯兰川的岔口和静乐县的娄烦设点，控制晋西山区的粮食、皮毛。商会议定，采纳大爷的意见，并聘大爷为岔口和娄烦两处的统管，设法掌控晋西山区粮食和皮毛的流向，直到四十多岁时大爷都一直奔波于晋西山区各地，为了东社商家的商业利益，大爷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为此，他和这一地区的不少社会名流结为把兄弟，对大爷这一做事注重情感、人心、义气的风度，据说东社新发大户解士魁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他经常对他的孩子们说：“做人要学马保大，义字当先立人前。”解放以后解士魁的孙子解连生经常说“学马保大是我爷爷常挂嘴上的家训。”那时的“予购、予定”酷似后来的期货。特别是在皮毛生意方面，他曾說服东社商家垫资鼓厉养羊，这一举措曾为当时交城皮毛业发展保证了原材料供给，接受资金垫付而放手养羊的地区主要是屯兰川和娄烦两地，这就等于为交城皮坊建立了原材料基地，这一商务构思曾使不少商界高手叹服。后来西方期货生意流行到交城后不少买办找大爷谋求合作，大爷都婉言以拒。有人问大爷：“皮毛期货可是个发大财的好买卖，你为何不干？”大爷的回答总是“和外国人打交道咱心中无底；再说咱是东社商家委托办事的，万不能见利忘义。如果那样，还是个人吗。”大爷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义字当先的品格深得社会各界赞许。广兴有个人称“闪电财主”的包姓商人，期货生意刚到交城时反复游说大爷，想让大爷和他合伙办期货，当他看到大爷不肯干后就自己去干，头一二年就狠赚了一把，又盖房又买地，很受人羡慕，自己也很得意。谁知美梦正酣时经济危机袭击了整个西方世界，所有皮毛期货都死在自己手里，因对现不了期货合同而被晋西受害大户联合起诉，一场官司下来，所置房地产又都改姓归他人，只落了个“闪电财主”的酸名。期货风波更显示了大爷的成熟、干练、重义气。
大爷在岔口、娄烦大干正酣时，不觉父亲也已十六、七岁，在东社粮市上也为粮商兜揽生意，市面口碑同样很好。父亲十八岁那年，伯父把他带到岔口商量兴家的进一步计划。伯父说：“只要人勤脑子灵，在东社闹个生活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这几年我反复思考，我认为山上有咱们生活的路子，我想好啦，你也上来吧”。父亲兴奋但又不解地说：“好，上来就上来，上来帮哥干。”大爷说：“不是这个意思，不能把两条扁担变成一条，要双扁担出门。咱没本钱，所以我还干我的老营生，你上来是学做生意。从针头线脑、应时水果、走街窜巷开始，就在这屯兰、大川、原平三道川转。不欺不诈，诚信守义，在这三道川要立信、要生根。特别是一些大户，有什么需要一定尽量拦到手为他们办。咱们能不能混出个人样来，就看这一步啦。闹好我们就有房有地有家室，闹不好就仍是光棍三条。”大爷这一励志兴家的计划，点醒了父亲，父亲很快把激情凝聚为行动，不知疲倦地在屯兰、原平、大川展开了经商活动，在这一地区不论是显赫大户，还是贫苦人家，他都能热情诚恳地为他们办事，处得和一家人似的。他在这一带地区的生意原则是：对贫苦人家一律赊销，秋后结算，以粮抵帐；对富裕大户一律现钞结算，现钞不凑手的就以粮折算。屯兰、大川、原平是有名的米粮川，这一带的土地又集中在少数几家大户手里，他们不缺的就是粮食。所以这里的生意不管商家销售的是什么货，都以粮食为等价物，以粮代货币。这样，不论贫富都以粮易货，区别仅在于“赊”、“现”二字。交城县最有名的大地主都集中在这三道川。屯兰有所谓“三只虎”——武家庄武家、营立马家、康家社康家；原平有所谓“三只猴”——河口赵家、南头郝家、东塔上李家；大川有所谓“三只羊”——邢家社楊氏三兄弟。这些大户都是财大、势重、气粗。如武家庄武家，在清顺治朝丙戊科同科竟出过两员进士——武攀龙和武调元，他们为官一生，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交城县新县令到任都要拜访武家。武家庄是个庄园式村落，建造的十分讲究，武家祠堂更见匠心，宏伟肃穆。祠堂又是武氏家族子弟的学堂，族中子弟都要进学堂读书，四书五经，医经医典都要求深悟熟记，武家主张“诗书继世，医道济世。”武家是中医世家、代代出名医，直至五十年代尚有走红古交一带的中医武银柱。父亲走村串户，天晚落脚都在这几家大户，特别是屯兰武家庄，听父亲讲“几天不去就有人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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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七、八岁开始，就白天忙生活晚上泡书场，到十八、九岁时书场上经常说的那几部书的情节都熟记于心。所以，他晚上落脚在那里就在那里支摊义务说书，谁知这一举措对他生意的展开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每次说完书后就有人把下次需要的货单给他，然后照单进货、送货，日子久了竟成为慣例和大户人家管家的帮手，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都有例钱、年轻媳妇都有体己私房钱，这些人的特殊需要惯常都由管家管，自父亲的生意在这一带展开后就都归父亲置办。父亲进货从来就十分讲究信誉和质量，如梨总是进忻州地区的香水梨，葡萄总是进崖底村黄崖沟一掰两瓣不滴水的奶葡萄，酒总是碛口的，碛口酒向来是大户窖藏的名酒，等等。为保证质量，每次进货不仅产地不变，就连产户都不变，对发货、装货都十分小心在意，特别是碛口酒厂知道马聚宝要的酒是专供交城北山大户的窖藏酒，更格外在意，这样父亲在交北山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大，越做信誉越高，后来竟然发展到方山、兴县、临县、静乐一带，在这些地方的扎庄点是屹洞、马坊、碑文镇、娄烦，总庄点仍旧是岔口，由大爷掌控。父亲跑生意的能力很受大爷赏识，大爷经常在人前誇父亲：“不要看他平时不多言不旷语，做起事来心里亮堂堂的，挺有主意也挺有办法，从不拖泥带水干糊涂事，生意场上的上家与下家都把他当成自家人。更称奇的是他有“牙倒算”一口清的本事和一颗好的“记心”，赊出去的帐半年一载都清清楚楚，我是一月找人帮他记一次帐，年底讨帐时从未出过错。可惜没念书，要是念上几天书那还真是个人才。”
在民国初年定门亲事还和民国以前封建王朝时一样，看门第、论家财。竟管伯父长得一表人才，在生意场上又很有能力，左右逢源，但在不少人眼里他还够不上正经商人的品位，充其量只是个串场的“牙行”、“帮工”，又出身“寒门”，所以直到民国七年［１９１８］，三十岁时才定了门年方十岁的娃娃亲，到女方１５岁、够当时的成婚年令了好多亲朋好友都力劝伯父完婚，但伯父不同意，他说：“俺爹去世早，长兄如父，我得把弟弟们的事都办妥后才好办自己的事。再说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家道有个变故，贫家不比富家，不就坑了他们吗。真有那么一天，我不就是不仁不义不孝吗！天地不容，良心不容！”。至此没人再说什么，大家知道马保大的嘴和心从来就是一致的。1927年马氏兄弟决定盖房了，往那里盖，当时东社的房基地非常缺也非常贵，没办法高价买了块半山腰的原始山坡地，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平整出一块宅基地，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房子盖妥。
听老人们讲，这一处宅院的建设实在是太费劲了，光院基的处理就比盖房子还难，当时不少人认为，红沙石山坡上建院子，建起也放不住，可距今已八十多年，还未见任何危象，可见原先院基处理之妥当。院子在建的过程中大爷就积极托人说亲，给两个弟弟定了婚，１９２９——1930两年内就相继把三桩婚事都办妥。父亲完婚是在1929年，听父亲讲，完婚时可排场啦：“两乘轿子、粗细两班响打、全副排贡执事、打灯笼的是张仲鹄的少爷张景龙和张福的四少爷张国柄。乘轿迎亲是小登科嘛，不仅可以动用象征皇威的排贡执事，就是迎面遇到官轿，官轿也得避让。”这是多大的排场、多大的体面，老人每每说起这事，幸福、得意的感觉就溢于言表。父亲完婚后的第二年先是叔叔后是伯父相继完婚。叔叔完婚时一乘轿子一班响打；伯父完婚时年已四十一岁，只有毛驴一头圆房了事。伟哉！如父的兄长。
一九三六年由于日寇侵华活动的加剧，国内一派乱象，特别是华北地区更是战云翻滚，商路阻塞，人心慌乱，商铺纷纷歇业关门。这年伯父召父亲和叔叔回到家里嘱咐：“看样子战事要起，咱们暂不出去，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了，护家要紧，生活靠种地解决，别人咋活我们就咋活。不管社会怎么乱，我们一定守本分，一点也不能糊来，特别是聚有儿，你年轻更要小心。”三七年初根据时局的变化，大爷提出分家，父亲一听分家就哭，叔叔一听分家就嚷。大爷严肃地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大家变小家，万一有事，行动起来方便些。家闹到现在这个样子多不容易呀，分家是为了保家，没别的意思，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大爷比天论地、述了情述理，讲了国讲家，费了好多口舌，兄弟三人的认识总算统一了，于三七年正月就请来中人，写了分家文书，正式分了家。三七年整个华北局势呈现一片混乱，东社一下子扎满了部队，有进步的新军，也有顽固的旧军，新旧军之间不时还发生冲突，更有从前线溃下来的散兵祸害百姓。这时的大爷叮嘱了大人么喝小人，“晚上就在家里，不要乱跑”。三七年九月竟管有抵抗日寇的平型关大捷，但仍挡不住日寇的疯狂气焰，十一月攻占太原、交城！这时太原成成中学的学生抗日救国军在司令——校长刘墉如的带领下驻扎东社一带，工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也驻扎东社一带，就在会议进行期间日寇占领了东社，当时大爷很激奋，要求参加抗日部队和鬼子拼！县长康世恩对大爷说：“我们研究认为，还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小鬼子占领东社已成事实，南堡二猴则等人正在活动搞维持，二猴则想当维持会长的企图十分明显，如果他当维持会长，可就糟了。我们觉得这个会长由你来干比较合适。”“什么？让我当维持会长？这不是要我当漢奸吗，不干！我要抗日！”大爷既迷惘又愤然地说。“那能让你当漢奸，让你当漢奸，我们是什么人？让你当维持会长是为了更有效的抗日，你明里是维持会长维持鬼子，实际是为抗日工作。你当会长后的主要任务是：一，设法保护抗日同志和广大群众。二，尽可能了解敌人动向报告我们。三，想方设法把筹到的粮食和其它军需物资转送给我们。有专人和你联系，不要随便和什么人接头。”大爷听了康县长的安排后说：“既是这样，那我就去。”康县长向大爷交待任务的同时，就派人去警告二猴则：“如果你当维持会长，白天上任，晚上就请你的家人为你收尸！”这样在地下党组织的组织安排下东社镇各村一致推举马玘肥出面主持维持，任维持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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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会成立后，占了县高的两处院子，紧靠维持会的关帝庙是伪区公所，区长名叫曹桂模。大爷当维持会长以后常穿一件黑市布长衫、戴一顶礼帽，还给自己的名讳弄了个字——子溪。在整个日寇占领期间，他总是以马子溪这个名字出现，人们也普遍叫他马子溪。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他说“不为什么，好听。”我进一步问“子溪是什么意思？”他说“三国里不是有关云长马踏滩溪的故事吗。”他见我仍然发懵，说“大爷有事，不说啦，长大你就明白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中盘旋，慢慢我才悟出点“如旅薄冰”的意思，“马子溪”就是提着脑袋和敌人周旋！好险恶的溪！好神勇的马！大爷当维持会长后首先是把筹到的粮食安全送交抗日县政府，听说这些粮食一点损失也没有；四三年冬日寇企图偷袭驻扎在桃沟的抗日区政府时，鬼子临出发时大爷得到消息，立刻差庄头村马海生抄近路送出情报，使敌人扑空，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損失；东社村北边紧靠山、东西南三面是开阔地，日寇占领后，村北边堡子梁上筑有碉堡，由鬼子兵驻守，居高临下俯视全村，东西南三面用高墙围死，在围墙上又建有东西南三个炮楼，东炮楼由僞警备队值守，西、南两炮楼归僞自卫队守卫，鬼子驻村东部，原住百姓通通赶走，又用铁丝网和百姓居住区分隔开，日寇屯扎的区域当时百姓称作“城城里”，伪军、伪警、伪区公所一律驻“城城”外。全村只在东边留有一个门，这东门又有日军岗哨昼夜守卫，百姓进出都要向值岗日军行鞠躬礼，日军哨所百米之外是伪军哨所。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奶奶病逝，当时大爷根据有关方面精神，决定丧事大办，各村代表及众亲友祭奠、出殡一直闹腾了好几天。听说在丧事过程中游击队和八路军的有关人员都进了东社村，为攻打东社这个日寇据点进行了侦察。八月十四下午大爷早早回到家里对父亲和叔叔说：“吃完晚饭后不要出门，把孩子们管住点，早点睡觉，不要点灯。”爹进屋对妈说：“让孩子们都睡，看样子今晚要出大事。”到下半夜突然枪声大作，孩子们都被惊醒，爹妈一边轻声嘱咐“不要出声，”一边帮穿衣服。穿好衣服，都象“木兔兔”似的，一个个呆坐炕上。战乱时期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老实听话。鬼子龟缩在“城城”里，可能是懵了头，一夜无动静，天亮时堡子梁炮台的鬼子才架起机枪无目标地嘟嘟了一阵，有群众说“强盗走了，才抗出棍来，看来鬼子也有怕的时候！”群众交谈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昨夜咱们的人打进来了。”“咱们的人”，这就是民心，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上午人们出了街上才明白：偽区长曹桂模被捉走，偽军全部被俘，偽警只剩一个。虽燃晚上的枪声使百姓有点惊恐，但八路军打进东社据点还是很鼓舞人的，第二天群众都是喜形于色，轻松地谈论着各自的见闻，不少人说：“今年十五有意思，比唱大戏还开心。”就在这年阴历九月小鬼子撤退至武圆城西鏊则峁，这时群众更开心地说：“鏊则是烙饼烤馍用的。鬼子上了鏊则峁，又是烫来又是烙，恶罐满盈天发怒，期数已尽快完了！”四五年夏末日寇撤退至交城，大爷被裹胁前往，是年大爷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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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在伪维持会期间，首先是绝不让家人沾染伪气与鬼气，记的当时伪新民会闹了个“合作社”，表哥张鹏觉得那是个商店，和舅舅商量，想去工作，大爷十分严肃地说：“不行，老实在家呆着。商店？新民会办商店？笑话！”其次在支差负担方面要求家人一定和大家一样。四四年深秋父亲在鏊则峁支差挖洞时，工地出了大事故，砸死好多人，父亲也被埋在土里，后被众人扒救出来，幸无大碍，从此父亲多了个雅号——三世人。伯父知道后非常着急，跑到现场看见父亲没事，才放心地走开。事故第二天晚上回到家时，看见父亲与伯父在一起长吁短叹谈什么，记得伯父说了句“都是鬼子闹的”。四五年春天大人们都忙春播，劳工队伍中突然孩子们多了起来，那年我十二岁也在劳工队伍中，天天去，起码连续去过二十天左右，拿把用残的小锹头锹，任务是挖壕沟。当时的情景现在还清晰记得，劳工在壕沟劳作，鬼子有时一个有时两个全副武装，沿壕沟边走来走去，监视着劳工；劳工是看见鬼子朝自己的方向走来时就干得挺欢，鬼子一转身就拄着锹站着，像捉迷藏一样。每天上午约十点到工地，下午五点左右离开工地，一天下来每个人都像刚从土里扒出来似的。临进村时都在水渠里把脸洗净，然后回家。叔叔也是每天上鏊则峁支差，地里活一早一晚干，一天晚上叔叔从地里回来，正好伯父刚进院，伯父问叔叔：“庄稼怎样？”叔叔无可奈何地说：“草比庄稼高！”伯父说：“没办法，让他婶和萧芹则先拔拔草再说。”叔叔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伯父说：“鬼子真成鬼的那一天。洗洗吃饭吧。”大爷的心情和沦陷区广大群众的心情一样，盼鬼子快点完蛋，盼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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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回到东社后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他依然豁达开朗，热心公益。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他都担任过领导职务，很受群众爱戴与拥护。但在抗日时期做过的许多革命工作却只字不提，从未提出过个人的什么要求；他有一儿一女，儿子马骏五四年小学毕业后就让到太原市省水总参加了工作，他常说：“草原出好马，是因为一出生就任它奔跑，在圈里是养不出好马的。好铁是煅炼出来的，英雄是在阵上闯出来的。”多深刻的人生感悟！一九六八年大爷因患噎隔症去世。病重期间村里大多数人都探望了老人，病危期间每天都有十多位年高望重的老者自动守候在周围，父亲更是深情地把哥哥抱在怀里，喂水喂汤，直至寿终。老人病重时说：“有生就有死，死是谁也逃不过去的，人人如此，用不着太难过。不过有件事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定要把抬重人招待好，这几年我还准备了些麦子和软米，估计够。”多好的老人！众人听了说：“不喝水大家也要把你送好，放心。”老人逝世后，抬众人抬着棺木在村里转了一大圈以示告别，然后才送往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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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对公益事业都十分热心，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都是主要负责干部；他还是东社乡第一任信用社主任，五七年辞去信用社主任职务；一九五四年七月父亲被选为交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过县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历次会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马头儿”。
从供销社成立之日起，叔叔就是供销社的正式职工，主要负责过两宗事，一是在收购站搞收购；二是在检查站，检查从官帝山盗运木材的车辆。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多次被选为先进工作者，近七十岁时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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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年的跑市场、日寇侵华期间的抗日表现到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不凡的社会洞察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的气质博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老院大门门眉上有三个醒目的砖雕字：“图自强”，听父亲讲：＂这三个字是大爷请人写的。写字先生曾建议写‘福星高照’、‘满院生辉’之类的吉祥字词，大爷笑笑说：“吉祥字好听不适用，人只要不堕性，自强不息，就有希望，天道酬勤嘛。所以就写“图自强”好了，这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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