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开云：“安乐死”合法化，中国到时候了！

重庆彭水县一男子不愿见母亲忍受伤病痛苦，禁不住母亲再三请求，将敌敌畏递给母亲助其“安乐死”。重庆市彭水县法院近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3年。（11月17日新华网）

一方是母亲无法忍受疼痛，请求自杀；一方是儿子出于无奈，在母亲身边放了一瓶“敌敌畏”。在法与情之间，该如何去平衡？其实，这个案子早已不是孤例。此前，外界高度关注的“孝子杀母”案，广州市番禺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人固有一死，“安乐死”何尝不是一种死法？社会普遍认为，“安乐死”至少有四大好处：有利于节约稀缺的医疗资源，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有利于减轻患者痛苦，有利于减轻患者家人经济负担。放眼世界，有的国家已经让“安乐死”合法化，比如荷兰、比利时。中国是否应该适时让“安乐死”合法化，确实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纵观各国“安乐死”的合法化之路，无不颠簸蹒跚。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但遭到教会强烈抵制，不了了之；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美国姑娘因服食过量毒品陷入昏迷，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其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用呼吸器，让其女儿安静地告别人间，遭到医生断然拒绝后，他们选择向法院讼诉，但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尽管如此，“安乐死”的合法化之路并未堵死，最早对“安乐死”实行除罪化处理的当属日本法院——1950年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提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紧急避险，不应受到司法追究；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审理儿子对瘫痪在床、痛苦不堪的父亲实施“安乐死”案件时，更是明确提出了“安乐死”正当化必须具备的要件。

“安乐死”的立法之路，中国至少进行过五次尝试：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