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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雷教授现在担任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评审专家，华侨大学问题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侨大学科技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马教授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科技哲学、问题哲学的领军人物啊。马教授长期从事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在科技哲学领域具有非常突出的、重大的成就。目前在国内的哲学研究的核心期刊和国外的这个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这个地位，我可能不是很了解啊。问题哲学是一个新的起点，就是他创立的。其实他倡导的一个问题就是，问题哲学，问题的逻辑，所有的东西是如何根据问题来的。我们来听听呢，我们非常感兴趣，是吧？
马教授忙于科研教学工作，平时确实很忙，今天是周六，本应休息一下。我们也邀请了好几次，他确实没有空。华侨大学因为跟我们是对口支援的学校，所以他特地自己开车来，我们特别感动。好，下面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教授给我们做学术讲座！
马雷教授讲座文字实录
嗯，谢谢啊！义民老师跟我联系，希望我来跟莆田学院年轻老师们做一次交流。其实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跑。但是我觉得，莆田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城啊，莆田学院我这是第一次来，也是希望能够与大家交流一下。感谢朱书记，俞院长，陈院长，今天周末呀，他们都耗费时间在这里。
我呢，这次不讲那么深的学理，就是大致的说一说我个人的科研经历，看看能不能对在座的各位老师，有一点点启发，能够有一点点启发就够了啊。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交流。我先说一说我的整个的学术思想，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我觉得一个学者，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应该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你做几十年学术，你不能仅仅知道某些学者的思想，你要自己形成一些思想。这个对一个学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叫协调论。协调论是我在科技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就是科学理论的进步模式。这个理论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做的。大家都知道，科学哲学一开始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特别是80年代的时候，科学哲学是很火的，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国家很重视科学技术。所以呢，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非常火。近来呢，科技哲学转向伦理学，转向高技术伦理，这也是根据科技发展的需要，科技哲学的一个发展。但是，这个协调论呢，它在科学哲学里面是纯理论化的，他不是赶时髦的一种理论。
我们都知道，科学哲学最初从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开始成熟和发展起来，那个时候大家强调科学的方法，强调对真理的追求。特别是一些科学家，他们都觉得他们研究的一些东西，就是真理，叫客观真理。我们一般人都会持有这种观点，就是发现一个定律了，就认为它是客观真理，而且，这些客观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一旦发现出来了它就是客观的，跟人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真理观，符合论真理观呢，它有一个逻辑的基础，就是归纳逻辑。归纳逻辑，就是我们讲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必须提起的，它实际上是在逻辑主义的框架里面讲的。科学方法论告诉我们做科学研究需要根据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达到科学的真理。
一般来讲，科学哲学家把归纳法看作追求真理的最好方法，科学家使用归纳法发现真理。那归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科学要讲经验证据。你从经验证据里面总结出科学理论，或者说你的科学理论要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所以科学研究必然要使用归纳的方法。如果你使用归纳的方法，那么你能不能达到真理，这个后来呢有人怀疑。休谟提出归纳问题以后，这个真理观就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因为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信念，你现在说他的归纳方法不可靠，这对科学家的信心是一种打击。后来科学哲学界又提出了一个学说，就是把百分之百的归纳“证实”转化为一个概率性的“确证”。我现在不讲百分之百，我不要求知识百分之百地对，但是我可以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地对。概率逻辑能够通过演绎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以避开归纳法的缺点。卡尔纳普避开归纳法的缺点，做了一个概率逻辑。概率逻辑要求科学家追求高概率的理论，不要求科学家追求真理。但是追求高概率理论又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批判。如果我们追求高概率的话，那你就同语反复，不增加内容，同语反复就会百分之百地正确。你说“爱因斯坦就是爱因斯坦”，这句话没有错啊，它是百分之百的对，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科学呢，它一旦介入内容的话，它就不能讲高概率。
后来，波普尔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案。他承认我们的科学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对，百分之百的真理，但他又不想牺牲那种深刻性，我们的科学理论还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那个本体。我们通过现象背后的这个本体，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原子啊，分子啊，病毒啊，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设想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从中去推出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牺牲了深刻性；所以波普尔说我们还是需要深刻性的，既要保证它的确实性，就是我们这个经验证据很重要，又要保证他的深刻性。所以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逼真性理论。真理这个词还是要的，我们达不到真理，但可以逼近真理。一旦讲逼近真理，那它就有真内容、假内容。他用真内容减去假内容来达到逼近真理的目的。所以，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证伪主义，证伪主义采取的是什么逻辑呢？就是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它是演绎逻辑，避开了归纳法、归纳逻辑的缺点。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如果P，那么Q，结果是非Q，那么推出的是非P。这是一个演绎逻辑。
如果你从理论里面推出一种可观测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没有得到经验证实，那么你的理论就被证伪了。波普尔提出的是一个证伪模式，这个模式仍然是在逻辑主义的框架里面。后来库恩出场。大家知道，库恩是历史主义的创立者，他写的那本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只有十几万字，虽然字数很少，但是那本书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就是历史主义的科学观。他认为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人的因素进去了。它提出范式理论，就是科学家在研究、在提出理论的时候呢，是以范式为基础的。一个科学共同体，它拥有一个共同的范式，这个范式决定了他的理论研究的结果。所以，任何的科学理论，他的背后都有范式。范式当然是人的范式，不同的范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科学理论。这样，它对真理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大的消解，实际上导致工具主义。你这个科学理论谈不上真理，就是一种工具而已。工具有好有坏，没有什么真和假，对吧？
后来，劳丹提出了一个解题理论。我叫他“解题主义”。实际上，国内一开始说劳丹是新历史主义者，但是新历史主义这个词不能体现劳丹研究的根本特点。劳丹把解决问题作为科学目标，所以我说他是“解题主义者”。这个理论是带有工具主义性质的。我在国内第一次提出解题主义这个概念。劳丹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解决更多的经验问题就行了，只要你能够解决更多的经验问题，你就是好的理论，我们也不要谈什么真理了，没有必要谈真理概念。另外，他认为理论遇到的概念问题和反常问题越少越好。劳丹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进步模式。劳丹模式的缺点是什么呢？劳丹模式的缺点就是只讲理论“解决了多少问题，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是，理论跟经验证据的关系，理论内部的关系所构成的那个特点，科学共同体对理论所持有的那种信念，他没有进行仔细的、深入的研究。
我在劳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协调论。协调论，是我在我的1999年博士论文中提出的。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进步、合理性与真理》一书，这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出的。后来我对该书的最后一章，我个人的一个创新体系，作了一个全面的展开，形成《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一书。商务印书馆是2006年出版该书，2008年第二次印刷。今年，科学出版社准备出增补版，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增补，增加了十多万字。这个新版更好，我本来准备带几本来，我想一下没带，因为今年要出新版，看到这个新版，旧版就没必要再看。当然，旧版的基本思想没有变。
协调论所谓的“协调”，不是拒斥真理，但是它也像波普尔那样保护科学理论的深刻性。它主要就是对科学指标，包括经验指标、概念指标、背景指标进行详细的分类研究，给出严格的定义。比如我们问一个科学理论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统一，是不是很多样，是不是很过硬。我在问题概念的基础之上给这样的一些指标建立统计模型。每一个指标，它都有很多的科学案例，是我们研究的科学史根据。这样做的结果，首先就是，我们以前科学哲学中的关于合理性那些特征，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这些特征以前是处在边缘地带的——比如说我们看科学史，我们都知道科学史家说一个理论什么好什么不好，说这个理论很深刻、很简单，说它统一性比较强，说它很精确。这些特征呢，在哲学上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没有深入的界定。对其中部分指标，科学哲学家也做过简单的定义，但比较笼统，不严谨，不统一。描述这些好的特征的大部分词汇都是一些普通词汇，我们把这些普通词汇变成哲学词汇，那就需要深入地研究，严格地界定。协调论主要是把这些大家都觉得是好的东西提升到一个哲学的层面，放到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地带，做具体的研究。协调论的评价标准跟科学目标模型是合一的，它是一个多元评价体系。协调论说，一个理论，某一个指标好就可以追求，它的综合指标好它就可以接受。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超弦理论。有的人说它好，有的人说它不好。在协调论看，超弦理论的概念统一性很强，但是它的经验协调力很差。为什么说经验协调力很差？它很难通过实验去验证。所以对这个理论我们要去综合评判，对它的各种单一的协调力进行研究；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把评价标准跟科学目标分裂。现在把它统一起来了。以前我们说科学的方法是理论评判的唯一的标准，你这个理论是不是科学，要唯一地根据科学方法评判。现在，科学方法在协调论里面，它只是一个“解子”，就是解题的一个要素，它在这个模型里面只是统计的一个根据；而且在协调论里面任何的逻辑方法都是平权关系。归纳法和演绎法，你不能说哪个方法比哪个方法更重要，对吧？任何逻辑方法，只要你使用，那它就是一个影响因子，它就在里面起作用。
在协调论模型里，我们把统计分析放进去了，我们这个模型是统计模型。比如我们讲的证据，证据的多少，有个统计。证据的数量，构成支持的或者构成否证的证据的数量，都放在里面进行统计。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科学理论遇到一个反例就被推翻了。科学理论，你从历史上来说，没有那么简单。遇到一个反例就被否证了，就被证伪了，哪有那么简单啊。就像一个人一样，做了一件错事，你说他是坏人，哪有那么简单？他做了一件错事，但是他做了十件好事呢？他做的十件好事，那你要把它放到一个统一的体系里面去考评嘛！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你把它全盘否定，也是不妥的。在科学上也是如此。科学家不怕反例，他遇到反例以后，他会修改理论。他修改理论以后，他要么把一个反例消除掉，要么把反例转化成正例。就像海王星的发现。我们不知道海王星的时候，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有缺陷的，因为理论计算的时候它出了问题。后来科学家设想，那个地方如果有一颗新星的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证明万有引力定律是对的。结果在设想的位置发现了新星，给它命名为海王星。海王星的发现引起了轰动，为什么引起轰动，它把一个反例变成正例。所以科学家不怕反例，他可能把反例转化为正例。这个反例和正例的数目，在协调论模型里是有统计的，它对理论发现和评价指标是有影响的。
协调论的社会效应和评价还是不错的。2008年商务印书馆第二次印刷，说明他还有一点市场，因为哲学书本来就没什么市场。今年科学出版社准备再版。光明日报、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江海学刊、武大学报、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坛，这些报纸杂志都有评论文章。陶德麟先生不久前去世了，非常可惜。陶先生呢，他是我在武大读博时候的校长。我在武大毕业以后，跟陶校长经常有联系。他对我的这个研究，特别是协调论的研究，一直是很支持的，因为他了解我的研究。他给我的书写了一个序，除了这个序以外，还写了一个书评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他认为协调论是对劳丹科学理论的一个突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很多人喜欢对国外学者的理论进行评述，不喜欢或者说没有构造自己的理论。在科学哲学这个家族里面，我们应当构造自己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陶老师认为要跟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你必须提出自己的理论。你不要老是说，波普尔理论怎么样？劳丹理论怎么样？不要总是区评价别人的理论，你自己也要提出一个好的理论。
刘大椿老师对我的协调论研究也是很关心、很支持的。他说协调论突破了以往科学哲学狭隘的视界，坚持一种大科学哲学观。刘老师做的是科学活动论，科学活动论的那些成果被我吸收到在协调论里面，就是背景协调。科学的那些技术性的特征也是科学性的标志，我们把技术转化为一种对理论的支持证据。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使用的任何的科技手段，实际上是把科学理论转化成一种技术性的证据，它也是一种经验证据。电灯亮了，它后面的那个理论，就得到了支持。所以说协调论坚持大科学观，它把那些支持理论的外在要素都纳入统计模型中。协调论对非理性是不排斥的。你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是可以进去的，不是像以前科学哲学把非理性的因素全部排除在外，把逻辑学作为唯一的根据。现在根据协调论，你做梦都可以做研究，只要你梦到的成果有利于理论协调力的提高，都是合理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科学观。
南京大学的潘天群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有长期的科研合作关系。我做的国家重大课题，他很支持我，做子课题负责人。他说协调论强调科学哲学的纯粹性、独立性，也强调了它的开放性，扩大了传统的狭义的科学哲学的研究空间，又保留了科学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协调论是一个内部自洽的一个体系，是一个比较严密的体系。做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而且里面的东西很杂、很乱，又没有统一性。协调论强调一种体系的严密性、统一性，潘老师认为它是计算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渗透，是一种计算主义的科学哲学纲领。
李廉教授和王德伟教授认为协调论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中国人是讲协调的。我们把中国哲学的这个核心概念引到科学哲学里面，这样建立的一套多元的科学目标体系很有中国特色。如何从协调论看中国和西方科学的发展呢？他们觉得这有很新的意义。李廉是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九十多岁思维还很敏捷，可惜去世了。他说协调论是把理性和非理性进行结合，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的特点，协调论讲阴阳对立统一。李老先生一直研究周易，他觉得协调论里面有阴阳对立统一思想。
桂起权教授八十高龄还有一颗童心，喜欢新知识。去年我们到中山大学去给他过八十大寿，他身体还是很好，很棒。桂老师思想很活跃，他对科学哲学上很多新的思想都很感兴趣。他对协调论也是很支持的。他认为协调论体现了次协调逻辑。桂老师在国内一直强调这个次协调逻辑。次协调逻辑不是传统的、正统的那一类逻辑，它在逻辑体系里面可以容忍矛盾。我们以前是排斥矛盾，次协调可以容忍矛盾。就像病毒，病毒并不可怕，你身上有病毒，你只要能活着，好好地活着，那就可以啊，身体照样运转。不是说一定要把病毒杀干净，杀得光光的，没有这么回事。一个科学理论，假如有一些悖论在里面，它可以带着这个悖论运转。所以这个次协调逻辑坚持大逻辑观。桂老师觉得协调论体现大逻辑观，因为协调论模型不支持矛盾，但可以容忍矛盾的。并不是说你身上病毒越多越好，但你身上病毒不发作就没事。一个人身上有癌细胞，但不发作，那也可以，就让在里面好了。这也是医学上的一个研究思路。你老是想把这个东西消灭掉，不但消灭不掉它，它还给你捣乱，到处扩散，对吧？你能遏制它，不让它扩散，那也可以。
协调论也在发展中。我主编了一套协调论科学论丛。科学哲学界对协调论的一些的研究成果，我把它们集中出书。赵煦、管雪松是青年学者，他们的《思想实验研究——以当代科学前言为背景》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以协调论为根据的来写的。后面还有好几本，大都是我的弟子们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中山大学林定夷老先生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做问题学，林老先生有很多得意的弟子，林老先生和张华夏先生一起带了一些弟子。这些弟子，像鞠实儿，张志林，都是在国内很有名气的大专家，但是这些弟子呢，都没有继承林老先生的问题学思想，或者选择他的研究方向。这对林老先生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遗憾的，他的弟子学问做得非常好，但是林老先生自己的这个方向研究的人很少、很零散。林老先生一直跟我联系。他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我在2005年拿第一个国家课题“科学的内在指标研究”，他觉得我的这个研究方向跟他的方向很接近，他希望我能够在问题学的研究方向上继续推进，使得这样一个研究在中国不仅仅是生根发芽，还要成长壮大。所以我在2011年拿到第二个国家课题“科学问题的评价指标研究”，2017年拿到第三个国家课题“科学哲学视域中的问题域研究”，2018年拿到国家重大课题“问题哲学理论前沿与理论创新研究”。我跟林老先生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林老先生八十多岁了，身体很棒，思维也很活跃，目前在写回忆录。他要把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都记录下来，我们期待着他的这个重要成果。
协调论的外部评价不太多，因为这本书没有翻译成外文，所以外国人很少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理论。我在2014年写了一篇文章，讲经验一致性的，就是“作为理论选择标准的经验一致性”这样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反响非常好。目前下载量是6700多，浏览量是7000多。这个杂志的档次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杂志有什么好处呢？它始终跟踪读者对论文的反应。就像股市的股票一样，买的人越多，它的价值越大。这个数字每天都在更新啊，我这篇论文在这个杂志的论文里面表现的比较突出，所以他们隔一段时间要给我发一封贺信，告诉我结果。这就是说协调论的外部反应、国际反应还是不错的。那篇文章本来是投给Jounal of Philosophy，国际顶级杂志，但这个杂志发一篇文章要等很长时间，他把我的文章放在那里，既不说接受，也不拒稿，放了将近两年时间。后来，东南大学教授评级，我就把这篇文章撤回来了，投到Open Jounal of Philosophy，他们很快就发表了。
这篇论文还被第十六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技哲学大会录用。2019年8月我参加了在捷克布拉格举办的的这个国际会议，是四年一次的国际会议，国际顶级的哲学会议。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关注这样的会议。下一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我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宣读了我的论文，还主持了两个分会的会议。这个就是宣传，理论出来以后你要宣传，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宣传不够。为什么宣传不够？因为我不仅仅做协调论，还做其他理论。所以把这个事情耽误了，如果我不做其他的事，我就专门做协调论，我肯定要把我这个专著翻译为外文，在外国出版。这样外国人就知道中国学者提出了这么一套科学哲学理论。但一直没有时间做这个事。
这个事情被另外一个想法给耽搁了，就是联合演算研究。联合演算是数理逻辑理论。我在南京大学读逻辑学硕士期间，我的导师郁慕镛老师指导我读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这本书是国际数理逻辑界的一个明珠，是奠基性的著作。它里面有一部分讲联合演算，是希尔伯特提出的一个思想，就是把类逻辑、谓词逻辑和命题逻辑整合为一种统一的逻辑。郁老师感觉联合演算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是错的，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郁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希尔伯特联合演算不成熟，它只是一个初步的思想。联合演算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需要进一步研究。参照德国逻辑学家克劳斯的研究，郁老师发现克劳斯在运用联合演算的时候好像也犯了错。当时郁老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说你能不能研究一下联合演算。我当时是个硕士生，我说我硕士生研究联合演算，我还不是数学系的学生呢。这个希尔伯特，他是大数学家，我去研究他的理论那行啊。我当时还想打退堂鼓，但后来坚持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终于知道联合演算的错在什么地方，如何克服这个错误。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郁老师推荐到《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人大复印资料《逻辑》很快全文转载。因为这篇文章，我还得了南京大学光华一等奖学金。第二篇文章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冯棉教授和彭漪涟教授写了一本逻辑学教科书，他们也引进了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联合演算。他们在运用联合演算的时候也犯了和克劳斯一样的错误。为什么错了？是因为联合演算本身有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针对他们的这个错误写了一篇文章。这两位老先生看到我的文章后主动把它推荐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我指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还推荐我的文章。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啊？学界的老前辈啊，真是非常令人感动。现在我就觉得很少有教授能做到这一点，你说他坏话，他还推荐你发表文章。你还真不敢说他坏话。我们前辈学者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反思，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们还能够静下心来做一点学问，真的学问，就是不要为各种虚荣所俘虏，这个很重要。
我的联合演算的硕士论文共七万多字。我1994年硕士毕业后到东南大学任职。1996年，我去武汉大学跟张巨青先生读科技哲学方向的外国哲学博士，就把联合演算搁下了。1999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又反过来进一步思考联合演算。当时我还在做国家课题，就是2011年的问题学国家课题。但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到联合演算研究中，写了一本书，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叫《联合演算》，四十多万字。联合演算的一个验证就是对豪伯猜想的严格的证明。豪伯猜想是数学里面的重要定律，是一个用反证法不难证明的一个猜想。但是要严格证明是很难的，克劳斯用希尔伯特的联合演算证明过这个猜想，虽然成功，但并不严谨，因为证明过程发生错误。我提出联合演算的范式判定法。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我用它证明了豪伯猜想。这篇论文在国际重要杂志Axiomathes发表。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还是很搞笑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评审专家写了3000多字的评论，给我提出了很多的反对理由，把这篇文章否定掉了。我针对他的反对理由，逐条予以反驳。主编看到以后，认为我是对，我把这个评审专家的结论给推翻了。结果主编邀请我做他们的评委，结果倒转了。这个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没想到这个结果，因为我就是就理论理。所以做学问要有自信。人家专家把你的论文否定了，你不要吓坏了。你觉得你对，你就反驳他，你要反驳得对，那你就胜了，不是吗？这个跟我们的很多杂志不很一样，我们的杂志社如果把你否定掉了，你再去说评委不对，你对，杂志社不会理睬你的。我觉得我们的杂志社可能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
我的第三个思想是替换逻辑。替换逻辑思想是我在大学期间产生的。我在大学期间自学逻辑，我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我就头疼，因为我记性不好。这个三段论那么多格和式的规则，我是记不住的。我说逻辑推理、逻辑论证还要记得这么多的规则，这个太繁琐。我当时想，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逻辑，能够代替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三段论。我当时是产生这么一个思想，就写信告诉我哥哥。我哥哥当时是安徽大学的青年老师。我当时是皖西联合大学的学生。这个大学是新办的大学，没有什么知名度。我进这个大学有点出乎意料。我平时的作文，老师经常给我满分的。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被阅卷老师判了很低的分数。50分只给20几分。我的高考作文异想天开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观点，被打了很低的分数，那一年高考就受到影响。高考考砸了，就到了皖西联合大学，那年是以全校最高分进去的。但是在皖西联合大学呢，我没放弃自己的理想，我在校外租了一间房，自学逻辑学。我产生替换逻辑的思想，给我哥哥写信，说我要发明一种新的逻辑。我哥哥说你太异想天开，你高考异想天开，你现在还异想天开？你要发明一种新的逻辑，说亚里士多德不好，亚里士多德几千年了，公认的大哲学家，你说他不好？我哥哥虽然这样说，其实还是很支持我的，他给我寄了不少逻辑书给我参考。他现在也是安徽大学的教授、博导了。我大学毕业后在基层工作了三年，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读了研究生以后，没敢跟老师交流这个事儿，因为我也担心老师会不会说我不自量力呀，能讲亚里士多德不好？你跟老师读书，就要听老师的。老师说啥就是啥，当时老师说你做联合演算，我就做联合演算，没有做替换逻辑。
到读博士的时候，当然也是听导师的。选择跟导师学，你不听导师的不行啊。但是我觉得替换逻辑的思想非常重要，后来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我在心里还在想着把这个替换逻辑思想写出来，不留遗憾。2018年，我用一个寒假把文章写出来了。文章发表在Philosophical Forum，A&HCI期刊。替换逻辑就是用词项替换的方式进行逻辑推理，把性质判断、关系判断、模态判断都放到一个模式中进行推理，不再像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那样只讲性质判断的推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传统三段论都不是推理方法，而是论证方法。三段论推出来以后，它那个规则是论证你对还是不对。推理的方法是把前提给你，你就知道结论应该是什么，对吧？传统三段论似乎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但我觉得是一种倒退。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大小前提是不固定的，但传统三段论把大小前提固定下来，还要根据结论去确定它的大前提、小前提，你再根据大前提、小前提再推出结论。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推理，它是一个论证的方法。我要去做一个推理的方法，就是给你前提，你就把结论得出来，而且是根据我的简单规则就得出来了。我一直在寻找人工智能专家，能够编制智能软件的，能够跟我合作，把这篇论文转化为一个智能推理程序。这样，我们的机器就可以进行推理。但是我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专家，我不知道莆田有没有做人工智能推理的这个专家。编制这个机器推理程序，就可以去申请发明专利。我希望能够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合作专家。
马教授忙于科研教学工作，平时确实很忙，今天是周六，本应休息一下。我们也邀请了好几次，他确实没有空。华侨大学因为跟我们是对口支援的学校，所以他特地自己开车来，我们特别感动。好，下面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教授给我们做学术讲座！
马雷教授讲座文字实录
嗯，谢谢啊！义民老师跟我联系，希望我来跟莆田学院年轻老师们做一次交流。其实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跑。但是我觉得，莆田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城啊，莆田学院我这是第一次来，也是希望能够与大家交流一下。感谢朱书记，俞院长，陈院长，今天周末呀，他们都耗费时间在这里。
我呢，这次不讲那么深的学理，就是大致的说一说我个人的科研经历，看看能不能对在座的各位老师，有一点点启发，能够有一点点启发就够了啊。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交流。我先说一说我的整个的学术思想，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我觉得一个学者，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应该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你做几十年学术，你不能仅仅知道某些学者的思想，你要自己形成一些思想。这个对一个学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叫协调论。协调论是我在科技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就是科学理论的进步模式。这个理论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做的。大家都知道，科学哲学一开始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特别是80年代的时候，科学哲学是很火的，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国家很重视科学技术。所以呢，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非常火。近来呢，科技哲学转向伦理学，转向高技术伦理，这也是根据科技发展的需要，科技哲学的一个发展。但是，这个协调论呢，它在科学哲学里面是纯理论化的，他不是赶时髦的一种理论。
我们都知道，科学哲学最初从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开始成熟和发展起来，那个时候大家强调科学的方法，强调对真理的追求。特别是一些科学家，他们都觉得他们研究的一些东西，就是真理，叫客观真理。我们一般人都会持有这种观点，就是发现一个定律了，就认为它是客观真理，而且，这些客观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一旦发现出来了它就是客观的，跟人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真理观，符合论真理观呢，它有一个逻辑的基础，就是归纳逻辑。归纳逻辑，就是我们讲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必须提起的，它实际上是在逻辑主义的框架里面讲的。科学方法论告诉我们做科学研究需要根据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达到科学的真理。
一般来讲，科学哲学家把归纳法看作追求真理的最好方法，科学家使用归纳法发现真理。那归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科学要讲经验证据。你从经验证据里面总结出科学理论，或者说你的科学理论要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所以科学研究必然要使用归纳的方法。如果你使用归纳的方法，那么你能不能达到真理，这个后来呢有人怀疑。休谟提出归纳问题以后，这个真理观就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因为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信念，你现在说他的归纳方法不可靠，这对科学家的信心是一种打击。后来科学哲学界又提出了一个学说，就是把百分之百的归纳“证实”转化为一个概率性的“确证”。我现在不讲百分之百，我不要求知识百分之百地对，但是我可以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地对。概率逻辑能够通过演绎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以避开归纳法的缺点。卡尔纳普避开归纳法的缺点，做了一个概率逻辑。概率逻辑要求科学家追求高概率的理论，不要求科学家追求真理。但是追求高概率理论又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批判。如果我们追求高概率的话，那你就同语反复，不增加内容，同语反复就会百分之百地正确。你说“爱因斯坦就是爱因斯坦”，这句话没有错啊，它是百分之百的对，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科学呢，它一旦介入内容的话，它就不能讲高概率。
后来，波普尔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案。他承认我们的科学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对，百分之百的真理，但他又不想牺牲那种深刻性，我们的科学理论还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那个本体。我们通过现象背后的这个本体，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原子啊，分子啊，病毒啊，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设想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从中去推出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牺牲了深刻性；所以波普尔说我们还是需要深刻性的，既要保证它的确实性，就是我们这个经验证据很重要，又要保证他的深刻性。所以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逼真性理论。真理这个词还是要的，我们达不到真理，但可以逼近真理。一旦讲逼近真理，那它就有真内容、假内容。他用真内容减去假内容来达到逼近真理的目的。所以，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证伪主义，证伪主义采取的是什么逻辑呢？就是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它是演绎逻辑，避开了归纳法、归纳逻辑的缺点。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如果P，那么Q，结果是非Q，那么推出的是非P。这是一个演绎逻辑。
如果你从理论里面推出一种可观测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没有得到经验证实，那么你的理论就被证伪了。波普尔提出的是一个证伪模式，这个模式仍然是在逻辑主义的框架里面。后来库恩出场。大家知道，库恩是历史主义的创立者，他写的那本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只有十几万字，虽然字数很少，但是那本书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就是历史主义的科学观。他认为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人的因素进去了。它提出范式理论，就是科学家在研究、在提出理论的时候呢，是以范式为基础的。一个科学共同体，它拥有一个共同的范式，这个范式决定了他的理论研究的结果。所以，任何的科学理论，他的背后都有范式。范式当然是人的范式，不同的范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科学理论。这样，它对真理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大的消解，实际上导致工具主义。你这个科学理论谈不上真理，就是一种工具而已。工具有好有坏，没有什么真和假，对吧？
后来，劳丹提出了一个解题理论。我叫他“解题主义”。实际上，国内一开始说劳丹是新历史主义者，但是新历史主义这个词不能体现劳丹研究的根本特点。劳丹把解决问题作为科学目标，所以我说他是“解题主义者”。这个理论是带有工具主义性质的。我在国内第一次提出解题主义这个概念。劳丹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解决更多的经验问题就行了，只要你能够解决更多的经验问题，你就是好的理论，我们也不要谈什么真理了，没有必要谈真理概念。另外，他认为理论遇到的概念问题和反常问题越少越好。劳丹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进步模式。劳丹模式的缺点是什么呢？劳丹模式的缺点就是只讲理论“解决了多少问题，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是，理论跟经验证据的关系，理论内部的关系所构成的那个特点，科学共同体对理论所持有的那种信念，他没有进行仔细的、深入的研究。
我在劳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协调论。协调论，是我在我的1999年博士论文中提出的。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进步、合理性与真理》一书，这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出的。后来我对该书的最后一章，我个人的一个创新体系，作了一个全面的展开，形成《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一书。商务印书馆是2006年出版该书，2008年第二次印刷。今年，科学出版社准备出增补版，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增补，增加了十多万字。这个新版更好，我本来准备带几本来，我想一下没带，因为今年要出新版，看到这个新版，旧版就没必要再看。当然，旧版的基本思想没有变。
协调论所谓的“协调”，不是拒斥真理，但是它也像波普尔那样保护科学理论的深刻性。它主要就是对科学指标，包括经验指标、概念指标、背景指标进行详细的分类研究，给出严格的定义。比如我们问一个科学理论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统一，是不是很多样，是不是很过硬。我在问题概念的基础之上给这样的一些指标建立统计模型。每一个指标，它都有很多的科学案例，是我们研究的科学史根据。这样做的结果，首先就是，我们以前科学哲学中的关于合理性那些特征，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这些特征以前是处在边缘地带的——比如说我们看科学史，我们都知道科学史家说一个理论什么好什么不好，说这个理论很深刻、很简单，说它统一性比较强，说它很精确。这些特征呢，在哲学上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没有深入的界定。对其中部分指标，科学哲学家也做过简单的定义，但比较笼统，不严谨，不统一。描述这些好的特征的大部分词汇都是一些普通词汇，我们把这些普通词汇变成哲学词汇，那就需要深入地研究，严格地界定。协调论主要是把这些大家都觉得是好的东西提升到一个哲学的层面，放到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地带，做具体的研究。协调论的评价标准跟科学目标模型是合一的，它是一个多元评价体系。协调论说，一个理论，某一个指标好就可以追求，它的综合指标好它就可以接受。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超弦理论。有的人说它好，有的人说它不好。在协调论看，超弦理论的概念统一性很强，但是它的经验协调力很差。为什么说经验协调力很差？它很难通过实验去验证。所以对这个理论我们要去综合评判，对它的各种单一的协调力进行研究；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把评价标准跟科学目标分裂。现在把它统一起来了。以前我们说科学的方法是理论评判的唯一的标准，你这个理论是不是科学，要唯一地根据科学方法评判。现在，科学方法在协调论里面，它只是一个“解子”，就是解题的一个要素，它在这个模型里面只是统计的一个根据；而且在协调论里面任何的逻辑方法都是平权关系。归纳法和演绎法，你不能说哪个方法比哪个方法更重要，对吧？任何逻辑方法，只要你使用，那它就是一个影响因子，它就在里面起作用。
在协调论模型里，我们把统计分析放进去了，我们这个模型是统计模型。比如我们讲的证据，证据的多少，有个统计。证据的数量，构成支持的或者构成否证的证据的数量，都放在里面进行统计。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科学理论遇到一个反例就被推翻了。科学理论，你从历史上来说，没有那么简单。遇到一个反例就被否证了，就被证伪了，哪有那么简单啊。就像一个人一样，做了一件错事，你说他是坏人，哪有那么简单？他做了一件错事，但是他做了十件好事呢？他做的十件好事，那你要把它放到一个统一的体系里面去考评嘛！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你把它全盘否定，也是不妥的。在科学上也是如此。科学家不怕反例，他遇到反例以后，他会修改理论。他修改理论以后，他要么把一个反例消除掉，要么把反例转化成正例。就像海王星的发现。我们不知道海王星的时候，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有缺陷的，因为理论计算的时候它出了问题。后来科学家设想，那个地方如果有一颗新星的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证明万有引力定律是对的。结果在设想的位置发现了新星，给它命名为海王星。海王星的发现引起了轰动，为什么引起轰动，它把一个反例变成正例。所以科学家不怕反例，他可能把反例转化为正例。这个反例和正例的数目，在协调论模型里是有统计的，它对理论发现和评价指标是有影响的。
协调论的社会效应和评价还是不错的。2008年商务印书馆第二次印刷，说明他还有一点市场，因为哲学书本来就没什么市场。今年科学出版社准备再版。光明日报、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江海学刊、武大学报、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坛，这些报纸杂志都有评论文章。陶德麟先生不久前去世了，非常可惜。陶先生呢，他是我在武大读博时候的校长。我在武大毕业以后，跟陶校长经常有联系。他对我的这个研究，特别是协调论的研究，一直是很支持的，因为他了解我的研究。他给我的书写了一个序，除了这个序以外，还写了一个书评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他认为协调论是对劳丹科学理论的一个突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很多人喜欢对国外学者的理论进行评述，不喜欢或者说没有构造自己的理论。在科学哲学这个家族里面，我们应当构造自己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陶老师认为要跟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你必须提出自己的理论。你不要老是说，波普尔理论怎么样？劳丹理论怎么样？不要总是区评价别人的理论，你自己也要提出一个好的理论。
刘大椿老师对我的协调论研究也是很关心、很支持的。他说协调论突破了以往科学哲学狭隘的视界，坚持一种大科学哲学观。刘老师做的是科学活动论，科学活动论的那些成果被我吸收到在协调论里面，就是背景协调。科学的那些技术性的特征也是科学性的标志，我们把技术转化为一种对理论的支持证据。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使用的任何的科技手段，实际上是把科学理论转化成一种技术性的证据，它也是一种经验证据。电灯亮了，它后面的那个理论，就得到了支持。所以说协调论坚持大科学观，它把那些支持理论的外在要素都纳入统计模型中。协调论对非理性是不排斥的。你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是可以进去的，不是像以前科学哲学把非理性的因素全部排除在外，把逻辑学作为唯一的根据。现在根据协调论，你做梦都可以做研究，只要你梦到的成果有利于理论协调力的提高，都是合理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科学观。
南京大学的潘天群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有长期的科研合作关系。我做的国家重大课题，他很支持我，做子课题负责人。他说协调论强调科学哲学的纯粹性、独立性，也强调了它的开放性，扩大了传统的狭义的科学哲学的研究空间，又保留了科学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协调论是一个内部自洽的一个体系，是一个比较严密的体系。做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而且里面的东西很杂、很乱，又没有统一性。协调论强调一种体系的严密性、统一性，潘老师认为它是计算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渗透，是一种计算主义的科学哲学纲领。
李廉教授和王德伟教授认为协调论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中国人是讲协调的。我们把中国哲学的这个核心概念引到科学哲学里面，这样建立的一套多元的科学目标体系很有中国特色。如何从协调论看中国和西方科学的发展呢？他们觉得这有很新的意义。李廉是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九十多岁思维还很敏捷，可惜去世了。他说协调论是把理性和非理性进行结合，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的特点，协调论讲阴阳对立统一。李老先生一直研究周易，他觉得协调论里面有阴阳对立统一思想。
桂起权教授八十高龄还有一颗童心，喜欢新知识。去年我们到中山大学去给他过八十大寿，他身体还是很好，很棒。桂老师思想很活跃，他对科学哲学上很多新的思想都很感兴趣。他对协调论也是很支持的。他认为协调论体现了次协调逻辑。桂老师在国内一直强调这个次协调逻辑。次协调逻辑不是传统的、正统的那一类逻辑，它在逻辑体系里面可以容忍矛盾。我们以前是排斥矛盾，次协调可以容忍矛盾。就像病毒，病毒并不可怕，你身上有病毒，你只要能活着，好好地活着，那就可以啊，身体照样运转。不是说一定要把病毒杀干净，杀得光光的，没有这么回事。一个科学理论，假如有一些悖论在里面，它可以带着这个悖论运转。所以这个次协调逻辑坚持大逻辑观。桂老师觉得协调论体现大逻辑观，因为协调论模型不支持矛盾，但可以容忍矛盾的。并不是说你身上病毒越多越好，但你身上病毒不发作就没事。一个人身上有癌细胞，但不发作，那也可以，就让在里面好了。这也是医学上的一个研究思路。你老是想把这个东西消灭掉，不但消灭不掉它，它还给你捣乱，到处扩散，对吧？你能遏制它，不让它扩散，那也可以。
协调论也在发展中。我主编了一套协调论科学论丛。科学哲学界对协调论的一些的研究成果，我把它们集中出书。赵煦、管雪松是青年学者，他们的《思想实验研究——以当代科学前言为背景》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以协调论为根据的来写的。后面还有好几本，大都是我的弟子们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中山大学林定夷老先生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做问题学，林老先生有很多得意的弟子，林老先生和张华夏先生一起带了一些弟子。这些弟子，像鞠实儿，张志林，都是在国内很有名气的大专家，但是这些弟子呢，都没有继承林老先生的问题学思想，或者选择他的研究方向。这对林老先生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遗憾的，他的弟子学问做得非常好，但是林老先生自己的这个方向研究的人很少、很零散。林老先生一直跟我联系。他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我在2005年拿第一个国家课题“科学的内在指标研究”，他觉得我的这个研究方向跟他的方向很接近，他希望我能够在问题学的研究方向上继续推进，使得这样一个研究在中国不仅仅是生根发芽，还要成长壮大。所以我在2011年拿到第二个国家课题“科学问题的评价指标研究”，2017年拿到第三个国家课题“科学哲学视域中的问题域研究”，2018年拿到国家重大课题“问题哲学理论前沿与理论创新研究”。我跟林老先生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林老先生八十多岁了，身体很棒，思维也很活跃，目前在写回忆录。他要把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都记录下来，我们期待着他的这个重要成果。
协调论的外部评价不太多，因为这本书没有翻译成外文，所以外国人很少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理论。我在2014年写了一篇文章，讲经验一致性的，就是“作为理论选择标准的经验一致性”这样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反响非常好。目前下载量是6700多，浏览量是7000多。这个杂志的档次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杂志有什么好处呢？它始终跟踪读者对论文的反应。就像股市的股票一样，买的人越多，它的价值越大。这个数字每天都在更新啊，我这篇论文在这个杂志的论文里面表现的比较突出，所以他们隔一段时间要给我发一封贺信，告诉我结果。这就是说协调论的外部反应、国际反应还是不错的。那篇文章本来是投给Jounal of Philosophy，国际顶级杂志，但这个杂志发一篇文章要等很长时间，他把我的文章放在那里，既不说接受，也不拒稿，放了将近两年时间。后来，东南大学教授评级，我就把这篇文章撤回来了，投到Open Jounal of Philosophy，他们很快就发表了。
这篇论文还被第十六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技哲学大会录用。2019年8月我参加了在捷克布拉格举办的的这个国际会议，是四年一次的国际会议，国际顶级的哲学会议。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关注这样的会议。下一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我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宣读了我的论文，还主持了两个分会的会议。这个就是宣传，理论出来以后你要宣传，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宣传不够。为什么宣传不够？因为我不仅仅做协调论，还做其他理论。所以把这个事情耽误了，如果我不做其他的事，我就专门做协调论，我肯定要把我这个专著翻译为外文，在外国出版。这样外国人就知道中国学者提出了这么一套科学哲学理论。但一直没有时间做这个事。
这个事情被另外一个想法给耽搁了，就是联合演算研究。联合演算是数理逻辑理论。我在南京大学读逻辑学硕士期间，我的导师郁慕镛老师指导我读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这本书是国际数理逻辑界的一个明珠，是奠基性的著作。它里面有一部分讲联合演算，是希尔伯特提出的一个思想，就是把类逻辑、谓词逻辑和命题逻辑整合为一种统一的逻辑。郁老师感觉联合演算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是错的，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郁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希尔伯特联合演算不成熟，它只是一个初步的思想。联合演算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需要进一步研究。参照德国逻辑学家克劳斯的研究，郁老师发现克劳斯在运用联合演算的时候好像也犯了错。当时郁老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说你能不能研究一下联合演算。我当时是个硕士生，我说我硕士生研究联合演算，我还不是数学系的学生呢。这个希尔伯特，他是大数学家，我去研究他的理论那行啊。我当时还想打退堂鼓，但后来坚持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终于知道联合演算的错在什么地方，如何克服这个错误。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郁老师推荐到《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人大复印资料《逻辑》很快全文转载。因为这篇文章，我还得了南京大学光华一等奖学金。第二篇文章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冯棉教授和彭漪涟教授写了一本逻辑学教科书，他们也引进了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联合演算。他们在运用联合演算的时候也犯了和克劳斯一样的错误。为什么错了？是因为联合演算本身有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针对他们的这个错误写了一篇文章。这两位老先生看到我的文章后主动把它推荐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我指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还推荐我的文章。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啊？学界的老前辈啊，真是非常令人感动。现在我就觉得很少有教授能做到这一点，你说他坏话，他还推荐你发表文章。你还真不敢说他坏话。我们前辈学者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反思，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们还能够静下心来做一点学问，真的学问，就是不要为各种虚荣所俘虏，这个很重要。
我的联合演算的硕士论文共七万多字。我1994年硕士毕业后到东南大学任职。1996年，我去武汉大学跟张巨青先生读科技哲学方向的外国哲学博士，就把联合演算搁下了。1999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又反过来进一步思考联合演算。当时我还在做国家课题，就是2011年的问题学国家课题。但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到联合演算研究中，写了一本书，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叫《联合演算》，四十多万字。联合演算的一个验证就是对豪伯猜想的严格的证明。豪伯猜想是数学里面的重要定律，是一个用反证法不难证明的一个猜想。但是要严格证明是很难的，克劳斯用希尔伯特的联合演算证明过这个猜想，虽然成功，但并不严谨，因为证明过程发生错误。我提出联合演算的范式判定法。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我用它证明了豪伯猜想。这篇论文在国际重要杂志Axiomathes发表。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还是很搞笑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评审专家写了3000多字的评论，给我提出了很多的反对理由，把这篇文章否定掉了。我针对他的反对理由，逐条予以反驳。主编看到以后，认为我是对，我把这个评审专家的结论给推翻了。结果主编邀请我做他们的评委，结果倒转了。这个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没想到这个结果，因为我就是就理论理。所以做学问要有自信。人家专家把你的论文否定了，你不要吓坏了。你觉得你对，你就反驳他，你要反驳得对，那你就胜了，不是吗？这个跟我们的很多杂志不很一样，我们的杂志社如果把你否定掉了，你再去说评委不对，你对，杂志社不会理睬你的。我觉得我们的杂志社可能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
我的第三个思想是替换逻辑。替换逻辑思想是我在大学期间产生的。我在大学期间自学逻辑，我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我就头疼，因为我记性不好。这个三段论那么多格和式的规则，我是记不住的。我说逻辑推理、逻辑论证还要记得这么多的规则，这个太繁琐。我当时想，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逻辑，能够代替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三段论。我当时是产生这么一个思想，就写信告诉我哥哥。我哥哥当时是安徽大学的青年老师。我当时是皖西联合大学的学生。这个大学是新办的大学，没有什么知名度。我进这个大学有点出乎意料。我平时的作文，老师经常给我满分的。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被阅卷老师判了很低的分数。50分只给20几分。我的高考作文异想天开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观点，被打了很低的分数，那一年高考就受到影响。高考考砸了，就到了皖西联合大学，那年是以全校最高分进去的。但是在皖西联合大学呢，我没放弃自己的理想，我在校外租了一间房，自学逻辑学。我产生替换逻辑的思想，给我哥哥写信，说我要发明一种新的逻辑。我哥哥说你太异想天开，你高考异想天开，你现在还异想天开？你要发明一种新的逻辑，说亚里士多德不好，亚里士多德几千年了，公认的大哲学家，你说他不好？我哥哥虽然这样说，其实还是很支持我的，他给我寄了不少逻辑书给我参考。他现在也是安徽大学的教授、博导了。我大学毕业后在基层工作了三年，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读了研究生以后，没敢跟老师交流这个事儿，因为我也担心老师会不会说我不自量力呀，能讲亚里士多德不好？你跟老师读书，就要听老师的。老师说啥就是啥，当时老师说你做联合演算，我就做联合演算，没有做替换逻辑。
到读博士的时候，当然也是听导师的。选择跟导师学，你不听导师的不行啊。但是我觉得替换逻辑的思想非常重要，后来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我在心里还在想着把这个替换逻辑思想写出来，不留遗憾。2018年，我用一个寒假把文章写出来了。文章发表在Philosophical Forum，A&HCI期刊。替换逻辑就是用词项替换的方式进行逻辑推理，把性质判断、关系判断、模态判断都放到一个模式中进行推理，不再像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那样只讲性质判断的推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传统三段论都不是推理方法，而是论证方法。三段论推出来以后，它那个规则是论证你对还是不对。推理的方法是把前提给你，你就知道结论应该是什么，对吧？传统三段论似乎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但我觉得是一种倒退。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大小前提是不固定的，但传统三段论把大小前提固定下来，还要根据结论去确定它的大前提、小前提，你再根据大前提、小前提再推出结论。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推理，它是一个论证的方法。我要去做一个推理的方法，就是给你前提，你就把结论得出来，而且是根据我的简单规则就得出来了。我一直在寻找人工智能专家，能够编制智能软件的，能够跟我合作，把这篇论文转化为一个智能推理程序。这样，我们的机器就可以进行推理。但是我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专家，我不知道莆田有没有做人工智能推理的这个专家。编制这个机器推理程序，就可以去申请发明专利。我希望能够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合作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