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作为一块西方文明强势入侵的“飞地”成为一个国际奇迹——“东方巴黎”。它不仅承载了当时国人艳羡不已的西方文明，同时兼具藏污纳垢的功能。娼妓业的高度发达便是证明之一。长三书寓中的各种故事，连同作家们的各色想象、猜想使狭邪小说在晚晴兴盛一时。
嫖客和妓女之间的情事早已是中国小说中一个写作题材。在《海上花列传》中，“长三”已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妓女。陌生人付三十两白银便可与花魁过夜的时代早已过去。书寓女子与恩客之间是相互选择、长期“合作”的商业关系。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出清末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痕迹，但也同时存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激烈撞击之后的伤痕。
一、拟态家庭的背后
在《海上花列传》中，我们不难发现，倌人与恩客的关系往往是一对一的——这似乎是常态，否则便要引出诸如背叛、吃醋等许多麻烦事来。
小说中，客人们常吃住在书寓中，商业交易也在打茶围、吃花酒之中完成；倌人常叮嘱客人少喝酒、早些结束交际与自己相会；恩客甚至主动帮助倌人处理家事等等。这些令读者联想起许多正常家庭的情状，我们且称其为“拟态家庭”。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所谓的温馨的家庭化的情节都是建立在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的。男女双方都只是在认真扮演着既定的角色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对男性（恩客）而言，拥有一个长期的姘头，可以为自己在生意和社交场上赢得一些方便——谈生意、搭人脉能得一固定场所，长期“做”一个长三也可显示自身的专一，给合作者以可信的印象。
从女人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场交易，得一稳定的客人，便有了经济来源——背靠大树好乘凉——置办头面甚至重新开张、赎身都是可以从客人身上得到支持的。韩邦庆没有纠结于书中各女子的悲惨身世，也没有将她们塑造成等待男人拯救出苦海的妓女形象。从这一角度看，《海上花列传》中的女子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女性意识。
长三书寓是晚晴上海夜生活的重要发生地，煤气灯、自鸣钟、自来水、西式马车这些在当时看来显得十分奢侈的东西悉数出现在书寓女子的生活之中。这些物质上的满足是她们通过做生意换来的，她们用自身的美貌、才艺、身体和营造出的类似家庭的温馨与恩客们交易，获得钱财以支撑她们奢华的生活。面对纸醉金迷的生活，书寓女子乐在其中，她们不以“长三”的身份为耻，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职业游走于欢场之中。
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可以看
嫖客和妓女之间的情事早已是中国小说中一个写作题材。在《海上花列传》中，“长三”已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妓女。陌生人付三十两白银便可与花魁过夜的时代早已过去。书寓女子与恩客之间是相互选择、长期“合作”的商业关系。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出清末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痕迹，但也同时存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激烈撞击之后的伤痕。
一、拟态家庭的背后
在《海上花列传》中，我们不难发现，倌人与恩客的关系往往是一对一的——这似乎是常态，否则便要引出诸如背叛、吃醋等许多麻烦事来。
小说中，客人们常吃住在书寓中，商业交易也在打茶围、吃花酒之中完成；倌人常叮嘱客人少喝酒、早些结束交际与自己相会；恩客甚至主动帮助倌人处理家事等等。这些令读者联想起许多正常家庭的情状，我们且称其为“拟态家庭”。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所谓的温馨的家庭化的情节都是建立在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的。男女双方都只是在认真扮演着既定的角色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对男性（恩客）而言，拥有一个长期的姘头，可以为自己在生意和社交场上赢得一些方便——谈生意、搭人脉能得一固定场所，长期“做”一个长三也可显示自身的专一，给合作者以可信的印象。
从女人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场交易，得一稳定的客人，便有了经济来源——背靠大树好乘凉——置办头面甚至重新开张、赎身都是可以从客人身上得到支持的。韩邦庆没有纠结于书中各女子的悲惨身世，也没有将她们塑造成等待男人拯救出苦海的妓女形象。从这一角度看，《海上花列传》中的女子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女性意识。
长三书寓是晚晴上海夜生活的重要发生地，煤气灯、自鸣钟、自来水、西式马车这些在当时看来显得十分奢侈的东西悉数出现在书寓女子的生活之中。这些物质上的满足是她们通过做生意换来的，她们用自身的美貌、才艺、身体和营造出的类似家庭的温馨与恩客们交易，获得钱财以支撑她们奢华的生活。面对纸醉金迷的生活，书寓女子乐在其中，她们不以“长三”的身份为耻，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职业游走于欢场之中。
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