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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桐城文化精神的源头——伫足“桐川会馆”遗址前的遐思

2016-05-05 10:5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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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桐城文化精神的源头——伫足“桐川会馆”遗址前的遐思

2016-05-05 逃禅阁老 桂林方
乙未年某个秋假之日，我逃出别人的热闹，从省城回到故乡桐城，踽踽独行于那些有光滑石板路的古老长街、那些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曲巷，在左光斗、方以智、方苞、姚鼐、父子宰相等星罗棋布的明清和民国历史名人故居前徘徊，任自己跌入漫长的时间河流，从斑驳不知岁月的古砖灰瓦里，去聆听和感悟邑中先贤的睿智与哲思。
回溯桐城文化精神的源头——伫足“桐川会馆”遗址前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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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让我长久伫立凝思的地方，是一条叫做“讲学园”的巷子。眼前的所谓“讲学园”，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些歪斜的老屋、古老的砖墙，以及挂在路墙上的那块指示牌，才提醒我们这里曾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邑中讲学圣地，是当时皖江流域乃至东南学者云集之所，并让桐城这座小城后来得以从江淮之间脱颖而出、扬名天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学园巷”可谓桐城这座小城的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源头。


我在这里久久地出神。头顶的天空瓦蓝纯净，那悠悠的白云仿佛从16世纪末飘荡而来，让我忽然间就幻化为一位身着青色长布袍的明朝士子。应该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也是这样一个秋日，行鸟窥人，山云送奇，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城，这个坐落在龙眠山脚下的山城，忽然变得比往常更加热闹起来，绕城东向的桐溪之水也似乎流得格外欢畅。原来，从陪都金陵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一时间，县内外官绅和读书求学者，纷纷赶来，聚集于龙眠河西岸、子来桥（今称紫来桥）附近的柳坛。


这位尊贵的客人就是当时才华过人、盛名早誉的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澹园。今天的普罗大众不一定清楚焦竑其人，但提及被誉为“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思想家之一”的徐光启，人们一定不会陌生。焦竑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明季科学家的座师。如果没有焦竑的如炬慧眼，有真才实学的徐光启极有可能难以出人头地，甚至湮没无闻。而焦竑本人其实也是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又是明朝开国以来金陵的第一位状元，在当时就“名噪南北”。这样一位大学者、大才子至忽然莅临桐城，自然在当地引起轰动。今天，他不辞辛苦、逆江而上，来到小小桐城县究有何为？县内外士子何以因他而不惜车马劳顿，竞相奔徙而来，兴高采烈地汇集于山城？
这又不能不提及桐城当地的一位布衣学者——方学渐（1540—1615），字达卿，号本庵，殁后门人私谥明善先生。说起来，方学渐与焦竑不仅同龄，都出生于嘉靖十九年，即公元1540年；而且师出同门，都是心学大师、明代著名理学家耿定向的弟子。焦竑与方学渐，一位是状元，一位是布衣；一位是当朝重臣（翰林院编修，皇长子的讲习官），一位是边耕边读的民间学者，他们是怎样相识相知的？而且都是同一位名师的高徒？
他们的老师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别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是黄安县（今湖北红安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著有《冰玉堂语录》、《硕辅宝鉴要览》、《耿子庸言》、《先进遗风》、《耿天台文集》等。去世后，朝廷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恭简”。他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担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倡道东南，海内士人云附景从。他在任期做了一件大事：于环境清幽的清凉山东麓建造了“崇正书院”（取义于南宋丞相文天祥名句“天地有正气”，并有推崇正传儒学之意），下令南直隶所属十四府选拔优秀学生来书院学习，由他亲自主讲。崇正书院一时间成为江南（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儒学的中心书院。

回溯桐城文化精神的源头——伫足“桐川会馆”遗址前的遐思



江南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桐城生员方学渐就是在出类拔萃者中被好中选优、千里挑一而有幸成为参学者。是谁慧眼识珠，在全县众多学生中推荐了方学渐等少数优秀学生呢？是时任桐城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的湖北汉阳人张甑山。甑山是他的别号，其名为张绪，字无意，年龄虽比耿定向大4岁，两人却一直以学相友。
明朝到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阳明心学”大放异彩之后，士人的思想虽然更加宏博开放，但也更多地陷入空谈虚无之中。崛起于这一时期的“泰州学派”，在发扬王阳明“致良知”心学思想的基础上，反对束缚人性，影响甚至超过了王阳明后学的各个支流，从者云集，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张甑山与耿定向都致力于良知宗旨，同出自当时有名的“泰州学派”。
张甑山来桐城督学之前，当地讲学之风早已蔚起。一些致仕官员退隐乡里，纷纷聚徒讲学。如历官督抚、又久任两京户、刑、兵三部宫保尚书的钱如京，致仕归隐县城北门桐溪之畔，与弟弟如畿、如景，子辈元善、元鼎等讲学龙眠。而首开桐城结社讲学之风的是何唐，其家世居桐城县北洪涛山，因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于是以“省”名斋，学者称为“省斋先生”。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始任大理寺观政，后授南兵部主事，擢升为郎中。因不满朝廷腐败，辞官归里后居龙眠旗岭（即今岐岭），守贫讲学。张甑山、耿定向都曾向何唐问学。


在这种风气熏染之下，居江南之上游，枕淮淝、接楚豫，有“七省通衢、江淮巨邑”之称的桐城，学风愈加浓厚，尤其是县治所在地的山城，作为一邑诸多巨族望姓的聚居地和皖江士子求学的总平台，更加书香弥漫、弦歌琅琅。对此，康熙十二年所修的《桐城县志》指出：县治“环山带水，生其间者多诗书文物之气。井里烟火相望，所志惟书香，所业多文艺。虽农工商贾，趋向不同。然贵士尊贤，有同好焉。故文风甲江北。”这就不难理解当地为什么会出现方学渐这样有名的布衣学者了。


何唐的学生中，又有才华横溢、颇有文名的赵釴、赵锐两兄弟，他们出自以文学传家的桐陂赵氏望族（赵釴曾有诗句“我家世据桐陂水，水源远出龙眠里”）。哥哥赵釴文名与陆树声、余文献、朱日藩等并称“嘉靖四杰”，官至右都御史兼任贵州巡抚，他以致良知为宗，适用为辅，曾创“阳明书院”于滁州。弟弟赵锐曾历任建宁县令、钧州知州，日手一卷，欣然通览，学者尊称恒庵先生，他不仅是方学渐的老师，也是方学渐的岳父。


方学渐的同学焦竑是金陵崇正书院里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老师耿定向也特别器重焦竑的才华，推选他担任学长。万历十七年（1589年），焦竑高中进士，旋又被廷试拔为状元，得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后领衔撰修“国史”，并担任皇长子的讲习官。他与方学渐颇是惺惺相惜、同气相求。


而年轻时的方学渐有些迥然不群，性格耿直，言论爽直。据邑人叶灿所著《方明善先生行状》说，学渐“生而沉毅颖敏，善读书，甫十一岁为文语特惊人”。他早年虽有志于科举，但他轻狂不入流俗，又好评时弊，以致于试官忌讳，“凡七试南闱，不售，泊然也。”于是终身不仕，后以子方大镇贵，封“侍御史”，赠“大理寺卿”。
他自幼就喜为诗习文，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家贫仍不辍读书，一生都沉潜于“致良知”之学。


何唐曾赞赵锐为“圣门之狷者”，意思是说他坚持洁身自好，不肯与时弊腐俗同流合污。方学渐或许也深受其岳父的影响，始终澹然处世、笃志力学、清身洁己。他虽然也以阳明心学的传人自居，以儒独尊，但他力求跳出当时程朱理学的窠臼，同时又反对王学末流的虚无空泛，宣讲“究良知而归实”，首开明末崇尚务实的学术风气。


方学渐出自桐城著名的“桂林方氏”望族，其先祖于宋末元初自徽州经池口迁居桐城县城以来，子孙开枝散叶、人才兴旺，历出高官名宦，代出闻人学者。清初学人潘江曾有诗赞曰“龙眠巨室推桂林，文章节义世所钦”。方学渐“凡七试南闱不售”后，干脆跳出“场屋”之困，一心致力于讲学授徒，被一邑诸生誉为“布衣祭酒”（意即平民学者领袖）。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秋日，焦竑由金陵溯江而上到访山城桐城，与其说是应同门学友方学渐之邀来考察交流，不如说是被桐城云蒸霞蔚的学术气象所强烈吸引。


尤其是屈居桐城一隅的方学渐，提倡“身心性命之学”，释解“心体至善”、“性定是善”；批驳释、老两家的虚空思想，认为“释氏见心之空，不见空之所有”，“老氏见心之虚，不见虚之所含”，其宗旨与儒家有天壤之别，于国家及人事毫无用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背离了天理人伦；他强调统摄心的是“非空然无一物”的“万象之主”，公然主张“崇实”，其影响已经“声震东南”。


方学渐力求恢复“阳明心学”正统，反对王学末流陷入空谈，治学坚持“心体为本”，“崇实”为旨，倡导“性至善”，立志要“救天下之虚无”。与此同时，倡学东南的江浙王派传人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黄道舟等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明帝国的财政和军事，企图拯救这个已经腐烂的皇朝。他们对王学末流不切实际的空谈心性也相当反感，企图进行拨乱反正。方学渐与江浙学者遥相呼应，引为同志，高攀龙则将方学渐与顾宪成并称。


考虑到“乐群无所”，方学渐效法其业师耿定向，在桐城城北的祖宅附近新建“至善堂”，以倡讲“性善之学”。不久又在至善堂边、龙眠河畔，建造专门用来结社讲学的“桐川会馆”，设其师何唐、张甑山牌位，邑内外学者云集。而差不多在同时，顾宪成也在其家乡无锡修葺北宋时期知名学者杨时的讲学旧址“东林书院”，与同里高攀龙等人讲学其中，一时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方学渐称誉：东南诸君子连袂而起，复兴东林，以兴文明之运；高攀龙、顾宪成等人则推崇：方学渐是东南学者的旗帜。顾宪成甚至私淑为方学渐弟子，在其《千里同声卷》一文中公然声称：“余宪成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矣。”来桐城向方学渐求学的陈嘉猷，有感于两地讲学盛况，写文称颂“东林、桐社，若岱宗、华岳，相望于千里之外”。


“桐川会馆”前院有一方“泮池”，学者会讲从学均须登越泮桥才能入馆。馆之中堂名为“崇实堂”，该堂计三楹，堂之前，荣奉孔夫子像于中。此外还有先正堂、尽心斋，有左右室，有更衣所，有养正所，凡是祭祀往哲以及从学者起居的备具都很齐全。会馆周围所栽之树皆为桐柏树，群花翠筱，丛杂错出。另在馆边的河滩上植柳数百株，筑高坛名曰“柳坛”。同时还制定了《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两小会，由方学渐作为主讲定期会讲。小会聚于会馆，大会则集于柳坛。明末邑人叶灿记载：方学渐“构桐川会馆，日与同志披剥性善良知之旨。四方长者悦其风，竞为社会，会必推牛耳先生。”


方学渐长子方大镇在《续置会馆颠末纪》一文中，曾详述“桐川会馆”的位置：“西界祠后天井中心，东界河，南界旧馆，北界祝氏，风火及墙之址各不紊，是以续纪以垂后来。”西界祠，即西边与方氏宗祠家庙为界；东界河，即东边临龙眠河；南界旧馆，即方大镇续置的新馆与旧馆相邻；北界祝氏，即与祝氏为邻。方学渐作为平民校长和学者领袖（布衣祭酒），主讲会馆坛席，从此县人有了专供讲习、研讨学问的地方，一时从学者众多，自此邑中集会讲学之风也随之盛行。《桐城耆旧传》说方学渐以布衣主讲坛席二十余年，门下士数百人，每次坛会开讲，可谓是“生徒云集，坐不能容”
方学渐自己也曾作诗《龙眠精舍》，以描述“桐川会馆”氤氲的学术景像：“高林散紫烟，列岫敞青天。水下丹崖曲，花开石涧边。坐茵分野鹿，鸣瑟应山鹃。谁信云深处，蛟龙长隐眠。”汇集明清近五百年间桐城诗人之作、堪称桐城诗歌经典宝库的《桐旧集》，称赞方学渐之诗有“盛唐气象”，该集子中收学渐之诗，大多为抒写桐城各地风景名胜。这首《龙眠精舍》气度宏阔，寄情入景，仿佛一幅静美的图画，将人心的骚乱、现实社会的浮躁一扫在外。跟随他专心治学的桐城才俊们，不就是那隐眠于云深之处的蛟龙吗？他们静坐于茵茵草地，聆听老师悦耳的鸣瑟之音，不时心领神会地微笑。


焦竑于“桐川会馆”拜见了方学渐。他看见“馆负城临流，据一方之胜”，名流荟萃，从者如云，非常高兴，盛赞方学渐“辈望尊而学术美”，还高兴地答应了方学渐的请求，欣然作《桐川会馆记》碑记。作为名噪南北的文章大家，焦竑所作的《桐川会馆记》碑记，为我们生动地勾勒了当时桐城的人文之盛。鉴于这篇文章不长，别的地方也不容易看到，且对“桐城学派”的重要意义，这里特从《四库禁毁丛刊》“焦氏澹园集”中找出来，附录于文后，以飨读者。


自春秋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到汉代“精舍”、“讲堂”，再到唐代书院、五代学馆，以至宋代书院，发展为严密的教育模式。桐城结社讲学之风，发微于北宋，渐盛于明中叶。而方学渐筑桐川会馆，首开桐城设馆讲学之先风，启桐城文化之蒙，桐城由是人才辈出，桐川会馆功不可没矣。正如焦竑在碑记中所说，因桐川会馆的榜样力量，周边的私塾书院“兴起者益彬彬矣”。当时，邑中西至斗岗坂，东南至孔川、枞川，北至金山，以及旁郡的贵池、齐山、祁门、舒城、庐江等地，效方学渐集会致学的人，都以桐城县城的桐川会馆为主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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