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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佛信仰起源之辩，从成都发现的南方最早药师佛像说去

2023-05-11 07:4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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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尊梁朝坐佛并十二护法神像，依据刘宋僧人慧简于大明元年依经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可确定为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也是迄今发现的南方最早的药师佛像。
慧简本《药师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药师经典，由于该经在南北朝被认为是伪经，限制了药师佛信仰及其艺术发展，迄今发现的少量梁朝、北魏、东魏、北齐药师佛像，或为立菩萨像，或与一般释迦像相似，没有自身的独特形象。入隋以后，捧钵佛像成为药师佛的标准形象，如万佛寺那样的药师佛与十二护法相组合的图像成为判断药师佛题材的标准之一。 药师佛信仰起源之辩，从成都发现的南方最早药师佛像说去
〔图一〕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坐佛像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38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17-1
1882－1954年，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陆续出土了大批佛教石刻造像，其中包括南朝造像41件（现藏四川博物院）。从1954年起，学者们开始报道、研究这批造像，至今已成果斐然。在这些公认的南朝造像中，有一尊坐佛像，其宝座周边浮雕有十二身立姿护法神像〔图一〕，自1958年首次发表以来，一直被模糊地认为是坐佛与十二护法像，没有对其确切题材进行过深入研究与判断。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中，与这件造像题材相近的还有一件造像底座〔图二〕，其上现存六身较大的立姿护法像和五身体量较小的眷属像。2009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王惠民认为该座似为八面体，周围造像似乎是《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的“十二梦王”。2018年，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陈阿曼认为，此经对诸梦王记载十分具体，并有具体背景，而万佛寺此件佛像
残座不具备“十二梦王”情节特征。陈阿曼认为该底座的横断面近圆形，雕神王像六尊，可辨识的为密迹金刚、毗沙门天及其眷属、摩醯首罗天及其眷属（毗那夜迦和鸠摩罗天）、梵天及其眷属。这些推断不但在图像的解释上不够圆满，关键是没有说明六身神王组合的宗教意义何在。其实，这件底座的平面不为圆形，而是八角形的一半，即原底座应有两块这样的石刻，共同构成一个平面八角形的佛像底座的束腰部分，并在表面浮雕立姿护法像十二身及其眷属。因此，考证这些护法神的题材，应首先考虑其十二身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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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造像底座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29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40
笔者以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这件坐佛像与另一个造像底座，均表现着同一个题材——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药师佛及其十二护法像，对研究中国早期药师佛信仰及其艺术创作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这尊像背后的经典，不仅是南朝药师佛信仰的基础，还曾经流传北方，引发了北朝药师佛的信仰与造像的制作。笔者就此考证二像的年代与题材，再对药师佛信仰的渊源在南北朝的传播以及在隋朝的发展等问题作些探讨，请同仁们不吝指正。一 成都万佛寺药师佛像的雕刻年代坐佛像与造像底座均出土于成都万佛寺遗址，随同出土有大批梁朝造像，因此学术界早已公认它们是梁代作品。但判定它们为梁代作品，还需要更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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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坐佛像正面及左侧面实测图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38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17坐佛像（川博编号21838号、袁氏编号WSZ13），为红砂岩质，头部与双手已佚，现通高为173厘米〔图三〕。该佛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右肩处有覆肩衣。衣质较厚重，衣纹刻画流畅，略具写实感。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垂于大衣外。结跏趺坐，右足出露。大衣下摆垂覆座前两重。佛座平面为八角形，在束腰处高浮雕一周立姿护法神像，头部均残，身材均窈窕。从残存的迹象观察，这些护法神像均有圆形素面头光，原似有长发披肩，其中一身有冠帔，因此有的原似戴冠。服饰均为菩萨装，上身袒裸，饰有项圈、长帔帛。下身着装不统一，有的为短裙，有的为长裙，有的着长裙并裙腰。多一腿微屈，双足下踏一身或两身矮小的裸体药叉。药叉的姿态有匍匐、跪姿、坐姿、胡跪、立姿等，有的一手上托护法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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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成都万佛寺出土梁大同三年(537)侯朗造立佛像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21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7坐佛像的褒衣博带装及雕刻风格与同址出土的梁大同三年（537）侯朗造单体立佛像极为相似，衣带的上端也呈蝴蝶状，仅后者没有覆肩衣〔图四〕。右肩处有覆肩衣的佛像见于同址出土的背屏式造像（川博编号3527）中的主尊结跏趺坐佛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同样出自成都地区的梁中大同元年（546）释慧影造像主佛。再来看坐佛像座束腰处的十二身护法。在同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凡足下踏有药叉者，多为护法神一类的人物。如梁普通四年（523）康胜造背屏式造像共有四大天王像，身下均有匍匐药叉。其中位于主尊左下侧的一身天王的衣着与坐佛像座束腰处的十二身人物相似，以右手托塔，应为北方毗沙门天王〔图五〕。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两尊梁朝坐姿天王像足下也有一或二身药叉。此外，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梁天监十年（511）李慧女造背屏式造像、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天监三年（504）法海造背屏式造像中的两身菩萨形人物足下也有药叉，但菩萨足下刻药叉托扛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坐佛像宝座束腰处的这十二身人物应是与四大天王同一级别的护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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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普通四年(523)康胜造释迦文石像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3577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版30-1同为万佛寺出土的造像底座（川博编号21829号、袁氏编号WSZ54）为红砂岩质，残高74厘米，最宽处105.7厘米，是一尊坐佛像宝座残存的半个束腰与底台部分。现残存底台平面呈六边形，束腰处的平面大体与之相似，表面雕有六身立姿护法神像及五身形体矮小的眷属像〔图六〕。这只是原座的一部分，完整的底座应由两件这样的六边形石雕拼接而成，构成一个平面八角形的底座，在座上安置石雕坐佛像。因此，造像底座的束腰处原来表现的应是十二身护法像，且现存的六身护法像在体型、腿姿、服装等方面均与坐佛像宝座束腰处的十二护法相似，它们无疑是在表现同一种题材，且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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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朝造像底座平面与展开图 四川博物院藏 川博21829号 采自《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39-1、 39-2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坐佛像的十二护法有的手持器物，但多不可辨识。造像底座的六身护法持物可辨者有念珠、宝铎、袋状物、杵、莲花、索等。他们有的戴冠，有的在头顶束发，均有耳铛，服装统一性强，帔帛均自双肩处分垂体侧，下身着裙，有裙腰，与坐佛像的十二护法不同。坐佛像的十二护法足下药叉可视为他们的眷属，造像底座六护法的眷属不位于他们的足下，而是立于其身后侧，基本每位护法配一身眷属。在这些眷属像中，除一身为象首外，其余均为卷发披肩，有的貌似西域胡人。各眷属着装统一，均上身袒裸，饰有项圈、帔帛，下身着齐膝裙或裤。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梁朝造像中，形象类似的矮小人物一般为金刚力士的眷属，多位于背屏式造像的侧面，如万佛寺出土的梁普通六年（525）公姥造释迦像、梁中大通五年（533）上官法光造释迦文像、梁中大同三年（即太清二年，548）法爱造官世（观世音）菩萨像，成都西安路出土的梁大同十一年（545）张元造释迦多宝像，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成都地区出土的梁中大通四年（532）僧镇造释迦像、梁太清三年（549）丁文乱造释迦双身像、四川博物院藏成都地区出土的梁中大通三年（531）李造像等，多双手握棍状杵。与之不同的是，造像底座的五身眷属像没有持杵，他们或双手合十，或以手持物。象首人身者虽头部不同于其他四身，但其身高、着装与其他四身相同，也应是其中一位护法神的眷属。综上可知，佛坐像与造像底座应都是梁朝作品。造像底座束腰处的原始设计应与坐佛像宝座束腰处相似，也有十二护法神及其眷属像。因此，造像底座的原主尊像应该与坐佛像表现同一种题材。
二 成都万佛寺药师佛像的题材坐佛像的坐姿、衣着和同时代的褒衣博带装佛像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又因其双手已佚，名目不易从佛像本身加以判断，因此，判定这尊坐佛像的题材，只能从其身下的护法神的身份入手。该佛题材的经典依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该佛必须有一群和四大天王同等级别的护法神将作为胁侍，且护法神将的数目为十二；2.该佛经必须在梁朝之前就已面世。查阅《大正新修大藏经》，笔者发现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佛经只有署名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译的《灌顶经》，佛为药师佛，有十二护法神王。据《灌顶经》卷十二记载，东方有佛名叫药师琉璃光如来，能度脱众生的生老病死苦患。他在修行菩萨道时，曾发心自誓行十二上愿，令一切众生所求皆得。药师佛国土清净无五浊、爱欲、意垢，以白银琉璃为地，宫殿楼阁悉用七宝，如同西方无量寿国一般。药师佛有二大菩萨胁侍，一名日曜，二名月净。该经鼓励众生发愿往生药师国土，因为药师佛有无量功德，可饶益众生令得佛道。如有人在命终以后，当堕饿鬼或畜生道，闻药师佛名，无不解脱忧苦。人们甚至还可以乞妻与妻，丐子与子，求金银珍宝，皆大布施，一时欢喜。信仰药师佛，不仅可以得无尽的好处，还有一个关键的功能，就是可以和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相联系。经中说，如果有人愿意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者，闻说是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在寿命欲终之日，有包括文殊、观世音在内的八大菩萨往迎其精神，不经八难，直接往生于莲华中，还有自然音乐相娱乐。此外，如果有人欲生十方妙乐国土，或是欲得生兜率天见弥勒，也应礼敬药师佛，他还可以让人们远离邪道和不遭各种厄难。为此，经中还列举了九大横死。关于药师佛的十二护法神，该经说： “座中诸鬼神有十二神王，从座而起，往到佛所，胡跪合掌白佛言：我等十二鬼神，在所作护。若城邑聚落空闲林中，若四辈弟子诵持此经，令所结愿，无求不得。其名如是：神名金毘罗，神名和耆罗，神名弥佉罗，神名安陀罗，神名摩尼罗，神名宋林罗，神名因持罗，神名波耶罗，神名摩休罗，神名真陀罗，神名照头罗，神名毘伽罗。救脱菩萨语阿难言：此诸鬼神，别有七千以为眷属，皆悉叉手低头，听佛世尊说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莫不一时舍鬼神形得受人身，长得度脱，无众恼患。若人疾急厄难之日，当以五色缕结其名字，得如愿已，然后解结，令人得福。”经中还提到了四大天王和龙神八部，可知这十二神王与之不同。从经中可知，这十二神王是统辖诸鬼的神王，他们别有七千鬼眷属作为随从，与万佛寺出土的二造像之护法神与眷属正相合。因此可以将《灌顶经》卷十二作为判定二像题材的经典依据。该经最后还说： “佛言此经凡有三名：一名《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二名《灌顶章句十二神王结愿神咒》，三名《拔除过罪生死得度》。”可知药师佛与十二神王的关系在该经中的重要性。那么，依据此经造立药师佛像，就很有必要同时造立十二护法神王像。在中国佛教史上，早期关于药师佛的经典共有四种版本，上述《灌顶经》第十二卷为第一种，也是最早关于药师佛的经典。这部经奠定了后几种版本药师经的基础，已经具备了经中必要的三种要素：十二大愿、九横死、十二护法神。对十二护法神名目的描述，后三种版本略有不同，均改称为“十二药叉大将”。隋大业十二年（616）天竺三藏达摩笈多（？－619）等人于东都洛阳翻译的《药师如来本愿经》提到十二药叉大将各有七千药叉以为眷属，共同胁助药师佛。在佛教界，最著名的药师经典是唐僧玄奘（602－664）翻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是第三个药师经版本。第四种版本是唐僧义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总体来看，后三个版本对十二护法神的译名较为相似，而慧简本的用字和读音与后三种有较大差异，但仍可看出是指相同的神灵。这四种版本的药师经，基本涵盖了药师信仰在中国发展初期所需的经典。从万佛寺出土的二像所处时代来看，它们制作的经典依据无疑应该是《灌顶经》第十二卷中的内容，二像的十二护法神应该叫“十二神王”。入隋以后，在后三种版本中才更名为“十二药叉大将”，将他们的职责具体化了，即他们都是统辖药叉众的护法神将，以药叉众为其眷属。从这一名称变更的情况看，后三种版本彼此间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似乎与为什么在第一种版本流通的时代里药师佛信仰与图像并不流行有一定的关系（详见下文）。造像底座表面一身眷属为人身象首，应为毗那夜迦，是摩醯首罗天（或大自在天）之子，多见于唐代以后翻译的密教经典。因此，陈阿曼认为该毗那夜迦护持的右侧神王应是摩醯首罗天。摩醯首罗天为护法天神，地位与药师佛的十二神王相当。在密教经典中，毗那夜迦的身份相当于药叉或鬼。如果这件造像底座确如笔者推测原有十二身护法像，是药师佛的十二神王，那么，以摩醯首罗天代替其中的一位神王，并以毗那夜迦作为他的眷属，似乎也有可能。此父子二神还出现在西魏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285窟中，也有主次关系。但目前缺乏南北朝时期关于此二神关系的经典加以佐证。
三 药师佛的信仰之源《大正藏》收录的《灌顶经》共有十二卷，译者署名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而关于药师佛的经典只是其中的第十二卷。翻阅佛教史书，可知这十二卷本《灌顶经》的署名有误，第十二卷《药师经》的作者另有其人。梁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卷五曰： “《灌顶经》一卷（一名《药师琉璃光经》，或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魅陵鹿野寺比丘慧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所以偏行于世）。”僧祐将该经归入疑伪类。这部在南朝刘宋大明元年（457）发行的《药师琉璃光经》，是关于药师佛的时代最早的经典。唐崇福寺沙门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卷一七曰： “《药师琉璃光经》一卷是《灌顶经》第十二卷，或有经本在第十一。长房等录皆云：宋代鹿野寺沙门慧译者，谬也。”可知《灌顶经》第十二卷就是慧简本《药师琉璃光经》。它最早为单行本，其后与另两卷经典及九卷本的《灌顶经》相整合。至迟在僧祐编撰《出三藏记集》时，已经形成今日所见的十二卷本《灌顶经》，慧简本被编为第十二卷。至迟在隋代，全部十二卷经已被附会于东晋帛尸梨蜜多罗的名下。部分当代学者认为十二卷《灌顶经》是慧简在不同时期编撰的。不论何种观点正确，将这十二卷经一并归于帛尸梨蜜多罗名下显然是不妥当的。关于慧简本《药师经》与药师佛信仰思想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慧简本《药师经》是依据印度佛教经典抄撰而成，但药师佛信仰并非来自印度与西域。方广锠则通过检索众经，认为现有资料难以证明在慧简本《药师经》出现以前，汉译佛典中已经出现“药师佛”及其信仰。他认为慧简接受了印度佛教思想，又受到中国道教与民间巫道的影响，组织诸种元素编纂成了这部经典。他还认为此经后来反向传到西域，经过西域民众的改造，被翻译为西域文字，由此出现了该经的梵文传本，再输回中国，其后笈多、玄奘、义净译本都是在慧简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与此观点不同，早在1959年，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Alexander Soper认为药师佛的治病功能与他的十二半人半神胁侍（即药叉十二大将与十二生肖的结合）来自耶稣的神迹及其十二使徒，十二使徒有治病救人的使命与知识，十二神将则具有击退邪恶与疾病的力量。他还认为《药师经》中的内容和近东、中东、伊朗的一些信仰相似。1931年，在克什米尔北方的西北印度吉尔吉特附近的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一批梵文佛教写本，其中包括至少三个版本的《药师经》。一些学者参照汉藏梵译本进行校释和研究，认为它们是5至7世纪的写本，从而否定《药师经》为中国人伪造的说法，认为此经应产自印度或西域。还有人认为这些梵本《药师经》反映的是印度教而非佛教思想，因此不应该是慧简本回流西域后产生的。但不少学者认为吉尔吉特发现的《药师经》梵文写本年代晚于慧简本，不能作为慧简本之前印度与西域已有药师信仰的证据。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僧祐记载“慧简依经抄撰”，说明慧简所用的参考资料虽是来自印度或西域，有可能杂揉了印度教思想，但不能就此说明药师信仰一定也来自印度与西域。学者们应暂时搁下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新材料的发现。在慧简的《药师琉璃光经》写出之前，中国佛教界已有对药王如来和药王菩萨的信仰。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绘制的壁画B4释迦立像右上角，绘有坐佛像一身，高约33厘米，左侧有榜题曰：“药王佛”。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王佛像。《萨昙分陀利经》（失译附西晋录）云：“闻药王佛，知字名者，不得愈病，自识宿命。”唐长安慈恩寺僧窥基（632－682）撰《阿弥陀经疏》说： “《法华经》云：若人得闻药王菩萨品，愿生西方，亦得往生。《药师经》云：念药师如来亦得生于西方极乐。”可知崇敬药王佛的益处和信仰药师佛有相似之处。药王菩萨、药王佛和药师佛有相似的宗教功能，三者前后出现于中国佛教界。有学者认为炳灵寺169窟的西秦药王佛壁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师佛像，此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药师佛出现以后，有关药王佛和药王菩萨的经典还在继续翻译流通。Alexander Soper认为药师佛来自他的前身药王菩萨。台湾学者傅楠梓认同此说法，并认为药师信仰很可能是从佛教内部原有的医疗概念发展而来。笔者以为此观点很有道理，这些医疗逻辑与思想都可以作为慧简撰经参考的内容。慧简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长时间被当成伪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流通与推广。在中国古代，只有自印度梵文翻译而来的佛经才被当成真经，凡是由中国信徒创作的经都会被当作伪经，虽然后者一般都假托来自佛说。僧祐将慧简本归入疑伪经类。隋法经于开皇十四年（594）撰成的《众经目录》卷四将慧简本列入伪妄类。隋大业十二年（616），沙门慧矩说： “《药师如来本愿经》者昔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门慧简已曾译出，在世流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辞杂糅，致令转读之辈多生疑惑。矩早学梵书，恒披叶典，思遇此经，验其纰谬。”那么，隋代以前的南北朝佛教界应当对慧简本有相同的疑伪认知，那时的药师佛信仰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四 南北朝的药师佛造像与信仰佛教造像的制作依赖于经典的传译与信仰的流行，药师佛造像也是如此。慧简本《药师经》出自刘宋时期的南方，那么中国信仰药师佛，当起自南朝无疑。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刘宋时期造于南方的药师佛像，但5世纪下半叶的南方应该有过造立药师佛像之举。关于这点，北方现存最早的药师佛像出现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可以作为旁证（见下文）。6世纪，药师信仰继续在南朝发展。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两件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便是这种信仰在梁朝的反映。虽然还没有发现更多的南朝药师佛像，但从文献可知，在梁陈之际，佛教界仍有诵《药师经》者，陈文帝（560－566在位）曾撰写药师佛斋忏文。这些都说明了药师佛信仰在南朝的延续。《药师经》造出不久就传入北方。敦煌研究院藏有藏经洞所出四件北朝时期的《药师经》写本，均为慧简本，最早的写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五月十五日，可见此经在487年以前即流传北方。另据其他敦煌文献记载，北魏永熙二年（533），时任瓜州刺史的东阳王元荣（？－542）仰为毗沙门天王敬造《药师》等经，愿弟子所患永除，四体休宁。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所出1276号《入楞枷经卷二》写经题记，北魏永平二年（509）比丘尼建晖曾写《药师》等经。这些抄写的《药师经》都应是慧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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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11窟西壁中部 北魏七立佛像之第四、五身之间的药师佛龛 采自[ 日] 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 云冈石窟》第11洞， 图版65A太和十三年（489）以后，由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肇始于南朝的汉风佛教艺术开始大量传入北方，并出现于5世纪下半叶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中。云冈石窟第11窟开凿于第二期，在西壁中部雕一长七米余的屋形龛，内雕七立佛像。在第四、五身立佛之间刻有几所小龛，其中有一大一小两龛并列，大龛有火焰形龛楣与龛柱，龛内刻一尊结跏趺坐佛像，施禅定印。其右侧一龛为圆拱形，没有龛楣，龛内也刻一尊相似的坐佛像〔图七〕。在二龛下部刻有题记曰： “佛弟子祁/，發心造藥師/留離（琉璃）光像一軀，/願々從心。”依其题记，该药师佛当指左侧稍大一些的龛。该像没有纪年，因它是在七立佛完成以后补刻其间的，相对年代应晚于七立佛像。七立佛像均着汉式褒衣博带装，应雕造于太和十三年以后。因此，这尊药师佛像的年代不会早于太和十三年。该佛头顶肉髻较小，面相丰满，身材健壮，头后刻有圆形头光，大有云冈一二期佛像之风。虽没有刻出身体表面的细节，但其大衣下摆没有垂下，不为云冈三期风格。所以，它应属于云冈二期的佛像样式，年代下限应在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云冈石窟的药师佛像应当是南朝药师佛信仰传至北魏首都平城，并与云冈流行的佛像样式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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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璧 北魏孝昌元年(525)S93龛 贺志军摄
南北朝时期，药师佛信仰往往是作为当时十分流行的阿弥陀佛（或无量寿）与弥勒信仰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方开凿石窟的重心从平城转移到了洛阳南部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中仅发现一例刻于北朝的药师佛像，位于古阳洞南壁，编号S93。这是一所盝顶帐形龛，高62厘米、宽55厘米、深8厘米，正龛内设坛，坛上坐一交脚菩萨像，身旁有二弟子、二菩萨胁侍。坛前两侧各雕一狮子〔图八〕。二胁侍菩萨头戴冠，面部均残。左胁侍菩萨似左手提物，右手斜举胸前〔图九〕。右胁侍菩萨双手捧物于胸前〔图十〕。二菩萨像均有长帔帛在腹前交叉，身躯消瘦，是典型的南朝创始的汉式菩萨像。盝顶龛楣流行于龙门北魏晚期洞窟，表面刻结跏趺坐佛23尊，还有文殊菩萨、维摩诘位于两侧对坐说法，莲花化生与飞天各二身。主龛两侧各凿上下二竖长方形附龛，二上层龛内均有结跏趺坐佛像，施禅定印；二下层龛内均刻立佛像，手印可识者为右手无畏、左手与愿。龛楣处的23尊佛像着印度通肩式大衣，附龛内的佛像均着双领下垂式大衣，有些汉式风格。龛下正中存四身供养人残迹，相对而立。右侧二身保存较多，前一身为比丘尼，后一身为持莲花女供养人。左侧二身似应与之对称。供养人两侧刻造像记曰：孝昌元年（525）/七月十七日，比丘/尼僧割己衣/之余，仰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四辈像/主，敬造弥勒像/一堪，观音、药师，/今已就，/达愿，以/此善/庆钟/皇家/、师僧/父母/、己身眷属，命/延无穷。禀/倾四气，行禁/积晕。思悟二空/，地狱舍刑/，离苦福存/，愿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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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 北魏孝昌元年(525)S93龛左胁侍弟子菩萨 贺志军摄


药师佛信仰起源之辩，从成都发现的南方最早药师佛像说去
〔图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 北魏孝昌元年(525)S93龛右胁侍弟子菩萨 贺志军摄由题记可知，古阳洞S93主龛内的交脚菩萨应是弥勒，龙门北魏晚期造像中众多有铭文的交脚菩萨像可作证明。题记中的观音、药师，应为正龛内的二胁侍菩萨。早在1959年，Alexander Soper就认为药师佛应为此龛中的二胁侍菩萨之一，但他没有指明是哪一位。他认为之所以用菩萨形象来表现药师佛，是因为药师佛的前身是药王、药上菩萨。龛中左侧的胁侍菩萨与南北朝观音像相似，而右侧双手于胸前捧物的胁侍菩萨则不多见，应表现题记中写明的药师佛。以菩萨形象来表现药师佛，虽很特别，但后代不久也有雕造（详见下文）。二附龛上层龛内的坐佛像似可归入龛楣表面的众坐佛像，而附龛下层的二立佛像似可与正龛内的交脚弥勒共同组成三佛题材。功德主在发愿文中特别强调了“达愿”“命延无穷”“地狱舍刑”“离苦福存”，都是药师佛十二大愿中所能达成的愿望。成都万佛寺的两尊梁朝药师佛像与龙门北魏晚期药师佛大约雕刻于同一时期。药师佛信仰在北魏灭亡以后的北朝晚期仍有迹可循。从总体情况看，东魏造像继承北魏晚期的汉化风格，继续流行传自南朝的汉式佛、菩萨装，有的体型显胖，但也有保持秀骨清像者，均是齐、梁朝曾经流行又传入北方的造像风格。在迄今发现的几件东魏药师佛像身上也有所体现。已知的东魏药师佛造像有如下四件：清代金石家陆增祥（1816－1882）《八琼室金石补正》著录有东魏杨元寄天平二年（535）造药师琉璃光像，今已不知所踪。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在东魏北齐邺南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东郭城区北吴庄村附近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了各类造像2895件（块），其中有三件药师像，东魏二件，北齐一件。其中，东魏造像之一为背屏式菩萨型药师佛立像，着汉式菩萨装，根据像座背面的铭文题记，此像为东魏天平四年（537）由清信女佛弟子梁出资发愿雕造，并祈愿无病与长寿。可以看出，这件造像的发愿针对的是慧简本《药师经》中药师佛的第七大愿——“令诸疾病皆得除愈，无复苦患至得佛道”。北吴庄出土东魏药师像之二为东魏元象元年（538）比丘尼道胜造的青石药师佛像，残高27.4厘米。这是一件背屏式造像，在一佛坛上雕结跏趺坐佛与二胁侍菩萨像。主尊头顶有磨光大肉髻，面相丰满，身躯微胖，右足露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内有僧祇支，但在胸前不束带。衣纹流畅疏简，大衣下摆在方座前垂覆三层。下坐方形束腰叠涩座。佛头后有圆形头光，内刻双层莲瓣。身后有舟形大背光，表面刻有火焰纹。二胁侍立菩萨均双手合十，身着汉式菩萨装，头后有桃形头光，足下踏有矮台。该像中的佛与菩萨服装均为南朝创始的汉族传统，或许承自北魏晚期的洛阳。佛坛前还雕有二蹲狮、二供养比丘尼、一香炉〔图十一〕。二狮子一前肢抬起，也是南朝创始的作法，见于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南齐永明八年（490）比丘释法海造的弥勒成佛石像，以及河南邓县学庄南朝狮子墓出土的世俗画像砖。造像背面有铭文曰： “元象元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尼道胜敬/造药师佛像一/区，仰为皇帝/陛下，中宫内/外，群僚百官/，七世师僧、所/生父母，法界/众生，三徒受/，咸同斯福/，成正觉。”农历七月十五是道教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以及在前者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民间鬼节。对于这些节日的历史和形成，以及它们和药师佛信仰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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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河北邺南城东郭城区北吴庄村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东魏元象元年(538)比丘尼道胜造青石药师佛像 采自《 考古》 2013年第7期， 页56另一件东魏药师佛像造于兴和二年（540），出土于山西太原市化工厂，现藏山西博物院。这是一尊结跏趺坐佛石像，头已佚，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内有僧祇支，在胸前束带不下垂。衣纹流畅疏简，大衣下摆在方座前垂覆两层。座前还雕有二卧狮与一香炉。坐佛身后有残背光，表面刻有火焰纹〔图十二〕。坐佛的方座两侧面雕有供养人像：左侧供养人身旁题记曰：“清信女郭显容侍佛时”；右侧供养人左手持灯，右手上举，身旁题记曰： “清信士庞侍佛时”。背面阴刻造像记曰： “大代兴和二年八月四日，清信女庞氏郭显容割舍余财，造药师像一区，命子愿，及今现在”。该像功德主是庞某之妻郭显容，是为她自己和亡夫作功德而出资雕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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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山西太原市化工厂出土的东魏兴和二年(540)药师佛像 山西博物院藏 采自《 法相庄严——山西佛教造像艺术精品展》 页23公元550年，北齐代东魏，药师佛信仰在北齐仍未引起广泛关注。迄今发现的北齐药师佛像约有三件。清代陆增祥记录有北齐冯珍、冯外宾等人造药师像，但此像已下落不明。北齐佛教人物形象较东魏变化很大，主要表现为身躯丰硕，服装质薄，衣纹简洁。邺城北吴庄出土的武平元年（570）比丘尼静雅造白石药师佛五尊像有统一背屏，似北齐白石造像中流行的双树形，造像均表现北齐特有风格。主尊药师佛为立菩萨形，身旁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右菩萨已佚。药师头后有圆形头光，舟形大背光已残，表面残存一身飞天。五身造像下部有矮坛，坛之背面刻有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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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河南浚县佛时寺北齐武平三年(572) 四面造像碑右侧面 河南博物院藏 采自《 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将药师佛融入丰富内容的作品是原存河南浚县东6公里酸枣庙村东北佛时寺的四面造像碑，现藏河南博物院。该碑通高232厘米、宽55厘米、厚51厘米，每面均刻上中下三所佛龛，龛内雕一主尊并众胁侍像，碑座正面刻有武平三年（572）月八日发愿铭记。自上而下，正面刻交脚弥勒菩萨、释迦、阿弥陀佛，左面刻弥勒观世音二菩萨并坐、骑象菩萨、无量寿佛，背面刻释迦诞生立像、太子半跏思维像、释迦多宝，右面刻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对坐说法、释迦涅槃、药师佛〔图十三〕。可知此碑表现着众多南北朝时期佛教界流行的信仰与艺术主题。根据题记，药师佛位于该碑右侧下层龛内，此龛外左右两下角处刻有题记曰： “药师佛主/汲、/比丘道法/、比丘尼头妃/、息文邕/、孙汲子伾/妻/、上官。”该龛呈圆拱形，龛两侧各刻一株树，上有树冠，树身有龙缠绕，大有河北地区北齐流行的龙树背屏式造像的意味。龛内主尊药师佛结跏趺坐，出露右足，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似前朝药师佛，面部已残，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下坐束腰重瓣仰莲座，头后有圆形头光。药师两侧各有二胁侍立菩萨，各立于一朵莲花之上，最外侧的立菩萨莲台下有药叉承托，这种造像组合与样式见于成都商业街出土梁天监十年（511）李慧女造释迦及胁侍像，唯后者主尊为立佛，可见南朝直接或间接对此龛的影响。五尊主像上方正中雕一莲花化生，两旁各雕二供养菩萨立于仰莲座上，似乎表现着药师佛具有能帮助众生往生西方的宗教功能。在主佛宝座下方正中刻一香炉，香炉两侧各刻两身相向蹲坐的供养人像，中间两身似为比丘或比丘尼，外侧两身似戴冠，腰间束带，为俗人形象，对应着两侧题记中的四位主要功德主。综上所述，北魏、东魏、北齐的药师佛像在样式上还没有达到成熟与固定。北魏的药师佛或为禅定坐佛像，或为捧物立菩萨像。东魏与北齐的药师佛仍表现为立菩萨或坐佛，一般施无畏、与愿印，如同释迦的手印。成都万佛寺的药师佛是施无畏印的结跏趺坐佛，说明了这种药师佛样式的南朝之源，但却没有药师佛图像的独特之处。万佛寺的两尊药师佛与其护法神相配，与慧简本《药师经》中的描述更加密切，是迄今发现的南北朝时期唯一能够与文献匹配的药师佛图像。这种图像虽然迄今还没有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发现，但不能因此确定当时的北方一定没有过。将药师佛表现为菩萨形，是否和由有已久的药王菩萨传统有关？或是药师佛真的源自药王菩萨？另外，从上述九件药师佛像的发愿文可知，有五件造像的功德主是比丘尼或清信女，还有一件有比丘尼参与，再加上前文所述北魏永平二年敦煌的比丘尼建晖曾写《药师经》，比例如此之高，令人思索那时的药师佛是否很受女佛教信徒们青睐？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有趣课题。迄今还没有发现西魏、北周的药师佛造像，但可以确定当时仍有药师佛信仰。根据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西魏大统二年（536），比丘尼建晖两次为七世父母、先死后己写《药师经》等经，祈愿“使得离女身，后成男子”。西魏废帝元钦元年（552），辛兴升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妻子亲眷敬写《药师》等经，愿其儿女得还家相见。据藏经洞S.1945写经可知，北周保定五年（565）比丘洪珍写《药师经》等经，普为尽法，一切众生，登弥勒初会，一时成佛。这些《药师经》都应该是继续流传于北方的慧简本。偏远的敦煌尚且如此，西魏、北周的首都长安地区想必也有药师佛的信仰与造像活动存在。五 药师佛信仰在隋朝的改观手捧药钵是药师佛图像入隋以后最重要的特征。早期的捧钵药师佛像可见于敦煌莫高窟隋开皇四年（584）开凿的第302窟南壁前部立佛说法图壁画，以及隋代第305窟西壁北侧坐佛说法图壁画。隋代莫高窟第394、417、433、436窟各有一幅《药师经变》壁画，药师佛有八大菩萨胁侍，还有手捧燃灯、胡跪供养的十二神王像，均着菩萨装〔图十四〕，与成都万佛寺梁朝药师佛座下的十二神王像服装相近，反映着一定的南朝传统。那时，笈多本《药师经》还没有据梵本译出，这些药师壁画所依据的经典仍然是慧简本。根据敦煌藏经洞出的隋开皇元年（581）石元妃写《涅槃经》题记，石元妃曾于是年请《药师经》两部。另据日本三井八郎右卫门家藏敦煌本北魏延昌二年（513）《华严经》写经，卷后有隋开皇三年（583）宋绍演读经题记，武侯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丧，停私治服，发愿读《药师经》等经，愿亡母托生西方天寿国，常闻正法。可知隋代初年的敦煌仍在传抄慧简本《药师经》。在唐代的新疆库车地区，慧简本《药师经》仍在流行，有人抄写该经，在库木吐喇石窟还有依据该经绘制《东方药师净土变》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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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甘肃敦煌莫高窟隋代第394窟《药师经变》 壁画中的十二神王之六隋初在敦煌出现捧钵药师佛图像当是6世纪药师佛图像的一个飞跃，奠定了后代药师佛像样式。那么，这种图像是否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时期？2014年，在成都下同仁路发现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共发现石造像127件，包括佛、菩萨、力士、天王、罗汉，四件有梁朝纪年，分别为天监十五年（516）、普通五年（524）、中大同二年（547）、天正三年（553）。另有北周天和三年（568）杨解造观世音菩萨像，与该菩萨像装饰相似的立菩萨像还有不少，可知这个埋藏坑中的造像很多属于梁朝和北周。其中有一尊结跏趺坐佛像（编号H3：34）为青砂石质，残高20厘米，头颈和右胸、右手已残，原似施无畏印，左手于腹前托钵，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呈向上的圆弧形，大衣下摆垂覆于台座前两层〔图十五〕。具有相似服装和衣纹的梁朝佛像可见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四川博物院藏113517、113524号立佛像，该坐佛大衣下摆在座前垂覆的风格则与成都商业街出土的约造于梁朝的两件背屏式造像（成考所90CST5：4、90CST5：5）主佛大衣下摆相似。因此，这尊坐佛像很可能造于梁朝，当然也有少许可能造于北周，只是继承了更多的梁朝风格。由于缺乏铭文题记，该佛的确切题材尚难以辨明。无独有偶，四川汶川县文管所收藏的一件梁朝背屏式造像主尊三佛中的右佛也以手捧钵。它们虽然同隋代以后流行的捧钵药师佛像相似，但还不能断言一定是药师佛，因为成都西安路出土的一件梁朝背屏式造像（成考所H1：6）三尊主佛中的两尊均于腹前捧钵，显然不可能都是药师佛了。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成都下同仁路这尊捧钵佛像为药师佛的可能性，因为隋唐捧钵药师佛图像的形成很可能有南北朝之渊源。这一问题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
药师佛信仰起源之辩，从成都发现的南方最早药师佛像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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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坐佛像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编号H3:34 采自《 考古》 2016年第6期， 页66从隋代中期开始，由于梵本的传入，人们对慧简本《药师经》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药师佛信仰开始流行。隋代慧矩在《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序》中说： “开皇十七年（597）初，获一本（梵文《药师如来本愿经》）。”说明那时已有梵本《药师经》传入中土。同在开皇十七年，费长房在撰写《历代三宝纪》时，已经用梵本对慧简的《药师琉璃光经》作了校勘，发现只是小异，明显开始信任此经。隋大业十二年，笈多等又依新传入的梵本译出新版《药师经》。入唐以后，又有了玄奘的新译。因此，道宣（596－667）在《大唐内典录》卷九说： “《药师琉璃光经》（十三纸未广寻者，多以为疑经）宋鹿野寺沙门译出。右一经，三译，与隋笈多出《药师本愿经》同，又与唐玄奘所出者不异。”《大唐内典录》卷十说： “《灌顶药师经》，宋孝武世惠简出之，今勘隋唐二录，具重翻正，非疑。”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730）的《开元释教录》卷十八曰： “祐录又有《灌顶药师经》一卷，云宋代慧依经抄撰，今以此经本出《灌顶》，新旧已经四译，所以伪录除之。”唐贞元十六年（800）长安西明寺僧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八又说： “《药师琉璃光经》，亦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出《大灌顶经》，祐录注为疑经者，非。”综上可知，由于慧简本与隋唐间翻出的三种《药师经》版本大同小异，隋唐佛教界因而相信其为真经。因此，药师佛信仰与造像在入隋以后迎来了真正发展期，药师佛样式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表现为捧药钵或同持锡杖的佛形象。另外，至迟从隋代开始，药师佛便流行以十二神王（后改名为十二药叉大将）作胁侍，成为了造立药师佛图像的新标准。这十二护法神还经历了从菩萨装到武将装束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成都万佛寺出土的药师佛与十二神王像是当之无愧的药师佛及其胁侍标准形象的先驱，说明南朝创始的图像对以后同类题材艺术的制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六 结语依据刘宋僧人慧简于大明元年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尊梁朝坐佛并十二护法神像应为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一发现，说明在南朝（至少在万佛寺）曾有药师佛信仰，并依慧简本《药师经》造出了药师佛及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也是迄今发现的南方最早的药师佛像。慧简本《药师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药师经典，它不仅引发了南朝的药师佛信仰，还在传入北方后造就了北朝佛教界的药师佛信仰与相关图像的制作。这部南北朝时期唯一可供僧人阅读的药师佛经典，却被当时许多人认为是伪经或有可疑之处，从而限制了药师佛信仰及其艺术的发展。迄今发现的梁朝、北魏、东魏、北齐药师佛像，或为立菩萨像，或与一般释迦像相似，除万佛寺药师佛与十二神王的组合有特点之外，药师佛基本没有自身的独特形象。这也是药师佛信仰发展缓慢、不太流行的反映。慧简本的内容应有来自诸多佛典的因素，但是否有印度与西域之源，还需新材料印证。入隋以后，药师佛信仰迎来了真正的发展期，捧钵佛像成为药师佛的标准形象。随着后三版《药师经》在隋唐被翻梵为汉，药师佛的胁侍十二神王改名为十二药叉大将，并在后代成为判断药师佛题材的标准之一。从这个发展来看，成都万佛寺出土的萧梁药师佛与十二神王像可作为药师佛信仰标准图像形成的先驱之一。附记：本文在写作与资料收集期间，曾得到美国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图书馆舒悦女士、山东大学考古系唐仲明先生、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姜雨孜女士、龙门石窟研究院贺志军先生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作者单位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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