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性本善”——
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却认为“性本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而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有好声色…主张化性起伪，以礼治欲。韩非子的观点是“性本贪”，认为人“恶劳而好逸”。告子则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杨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还是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最中庸。释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王阳明则认为人人皆有良知。那么，人性到底是“善”，是“恶”，还是“无善无恶”？
人性是自然我、当然我和超然我的三我一体。我们可以用“存在模式”及“三我一体”理论来分析和判断人性的善恶。“自然我”表现为人性中本能的一面，无所谓善恶；“当然我”表现为人性中“恶”的一面；“超然我”表现为人性中“善”的一面。所以，善恶是基于“当然我”的价值判断。人性是“自然我+当然我+超然我”的三我一体。孟子将“超然我”与“自然我”混为一谈，荀子将“当然我”与“自然我”混为一谈，而在他学生韩非眼里只有“当然我”的一面。法家的治国逻辑正是以人性本恶作为起点。人性善恶这个争论了二千多年的问题，现终于在“剩余智慧”和“三我一体”理论平台上得以解决。
本论的“朴”理论是判别人性善恶的标准，一个人的“善”或“恶”应与其是否“朴”相对称。从不同年龄阶段来看，人之初只有生存智慧，所以只知求存求活，此时智慧与生存平衡——“朴”，此时的人性既非“善”，亦非“恶”。随着年龄长大并出现剩余智慧后，人之本性趋于求名求利，从而就有了“善”或“恶”之分。本论认为，“自然我”性为“朴”——自然而然求生存；“当然我”性为“贪”——因贪而恶；“超然我”性为“慈”——因慈而善。所以，人性也是“朴+恶+善”的三我一体。人有贪念才分善恶，贪名贪利才有恶。
王阳明将他的心学凝成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无善无恶者是无智无欲的“自然我”，有善有恶者是有智有欲的“当然我”。知善知恶者是有天理良心。为善去恶者应当属于超然物欲的“超然我”。所谓“格物”就是超然物欲，人只有“格”出“物”欲，方“致良知”。从37岁龙场悟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再到57岁临终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说的“心”应是天人合一的“超然我”之良心，对
人性是自然我、当然我和超然我的三我一体。我们可以用“存在模式”及“三我一体”理论来分析和判断人性的善恶。“自然我”表现为人性中本能的一面，无所谓善恶；“当然我”表现为人性中“恶”的一面；“超然我”表现为人性中“善”的一面。所以，善恶是基于“当然我”的价值判断。人性是“自然我+当然我+超然我”的三我一体。孟子将“超然我”与“自然我”混为一谈，荀子将“当然我”与“自然我”混为一谈，而在他学生韩非眼里只有“当然我”的一面。法家的治国逻辑正是以人性本恶作为起点。人性善恶这个争论了二千多年的问题，现终于在“剩余智慧”和“三我一体”理论平台上得以解决。
本论的“朴”理论是判别人性善恶的标准，一个人的“善”或“恶”应与其是否“朴”相对称。从不同年龄阶段来看，人之初只有生存智慧，所以只知求存求活，此时智慧与生存平衡——“朴”，此时的人性既非“善”，亦非“恶”。随着年龄长大并出现剩余智慧后，人之本性趋于求名求利，从而就有了“善”或“恶”之分。本论认为，“自然我”性为“朴”——自然而然求生存；“当然我”性为“贪”——因贪而恶；“超然我”性为“慈”——因慈而善。所以，人性也是“朴+恶+善”的三我一体。人有贪念才分善恶，贪名贪利才有恶。
王阳明将他的心学凝成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无善无恶者是无智无欲的“自然我”，有善有恶者是有智有欲的“当然我”。知善知恶者是有天理良心。为善去恶者应当属于超然物欲的“超然我”。所谓“格物”就是超然物欲，人只有“格”出“物”欲，方“致良知”。从37岁龙场悟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再到57岁临终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说的“心”应是天人合一的“超然我”之良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