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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星佛寺始建于公元4世纪的东晋，曾是晋唐时期焉耆国的佛教中心，沿用至13世纪的元代，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七个星佛寺遗址是佛教东传西渐过程中的一处重要佛教遗存，亦是印度佛教文化、回鹘文化、汉文化融合发展的最好见证。是新疆仅有的佛塔、佛殿、讲经堂和僧房生活区并存的佛教建筑群遗址。据介绍，该遗址出土了焉耆文书写的纸质文书——《弥勒会见记》等一批罕见文物，对于研究古代焉耆史乃至西域社会发展史、佛教史、戏剧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其中焉耆文《弥勒会见记》，见证了古焉耆国佛教的兴盛，以及古焉耆国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整个佛寺遗址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窟建筑两部分组成。地面寺院遗址分布于山梁和坡地上，一条自然泉沟湿地将建筑群分为南北两区(即现在所称的南大寺和北大寺)，寺院残存大小建筑93处，总面积约40300平方米。洞窟残存有11窟，残存佛像基座，窟内有乐伎、朵云纹、飞天等壁画遗存，出土了泥塑佛、菩萨、天王，供养人等头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各国探险家纷纷进入新疆，寻找古迹、挖掘遗址，盗走文物。先后来到七个星佛寺遗址的有斯文·赫定、格伦威德尔、斯坦因、奥登堡等人，他们盗走大量可移动文物，并切割壁画，使该佛寺遗址遭受严重破坏。
下面照片是七个星佛寺遗址的入口，近处带头纱的是我们的地导，身穿当地回族服装。
遗址入口的招牌制作得很有气派。
展厅里这张新疆佛教遗址分布示意图标出了新疆现在已知的佛寺遗址28处，基本上分布在古丝绸之路的南、中两线。
这里出土的唐代泥塑婆罗门像（照片），一幅胡人模样，可见当年这里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情况。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祭司（相当于佛教的主持）被称为婆罗门。婆罗门教是早期的宗教门派，现代印度教就是由婆罗门教发展而来的，佛教是由婆罗门教衍生出来的分支。
七个星佛寺是古焉耆国最大的寺院，历代求法高僧，如法显、玄奘、慧超等都曾来过这里，他们都描述了焉耆国的崇佛盛况。下面三张照片摄自展厅的展板。
下面照片是七个星佛寺遗址游览路线图。图左下侧的粗斜线是游览主干道，一直通往千佛洞遗址。图中间注有“泉沟”的部分是一小块湿地，北侧是北大寺，南侧是南大寺。我们先是沿着主干道前行至泉沟处，然后按箭头所指岔路前行至南大寺北侧，向南游览了南大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是眺望了一下北大寺，没有走过去。千佛洞距离泉沟岔路口还有1公里，自然更无法去参观了。
走到了泉沟岔路口，有一个路牌指示方向。
包尔海乡东归博物馆
焉耆县包尔海乡是焉耆县、甚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内，蒙古族居住最集中的乡镇。特别是这里有许多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后裔居住，所以在这里建了巴州首家乡镇级东归博物馆，并向游客开放。
包尔海乡东归博物馆占地面积800平方米, 以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壮举为脉络、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重要节点，利用东归历史事件中的重要环节全面展示了其悲壮而光荣的历史足迹。详细地记录了从公元1625年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畔的生存繁衍、与卫拉特各部及当时清政府的往来联系、公元1771年东归的壮举、现在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后裔在包尔海乡的幸福生活等六个部分内容。
我们到达包尔海乡时，受到了当地蒙古族村民的热情欢迎。照片那座白色建筑物就是包尔海乡东归博物馆，大门的蒙古包造型非常别致。
对土尔扈特部历尽艰险，回归祖国的壮烈历史我早有耳闻，特别是反映这段历史的30集电视连续剧“东归英雄传” 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后，更加引起我的注意。我对东归英雄们非常敬佩，所以我在东归博物馆里比较详细地看了展览，拍下了有关土尔扈特部西迁、东归的文字展板。根据这些展板内容，结合网上搜集到的资料，我对此段历史进行了梳理，弄清楚了大致的脉络，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说明。
土尔扈特部的由来：历史上的蒙古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即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蒙古为主）。我们过去了解的主要是东部蒙古，也就是中央蒙古，即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而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已走进历史，是一个历史概念，所以我们知之甚少。据资料介绍，卫拉特蒙古有着悠久的历史，元代称“斡亦剌”、“外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厄鲁特或卫拉特。所居住主要区域是变迁的，最早居于叶尼塞河上游（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部及相邻的俄罗斯部分）， 13世纪初归附（东部蒙古）成吉思汗。15世纪中叶形成了强大的卫拉特联盟，其首领也先汗（1407~1454年）曾短期统一东西蒙古各部，建立了卫拉特人统治的国家组织。势力范围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至巴尔喀什湖、葱岭，北起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南抵大漠（今塔克拉玛干沙漠），成为元朝灭亡（公元1368年）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最后一股强大势力，它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1449年夏，也先借口出兵进攻大同、宣府、辽东、甘肃。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诱明军至大同，破其前锋。紧接着，也先又聚军于土木堡，歼灭明军主力，俘明英宗而去，史称“土木堡之变”。
后来，卫拉特蒙古范围缩小，主要游牧于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南北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卫拉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百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四部间建有联盟。在明清两代，卫拉特蒙古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不仅促进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邻近亚欧大陆各部族历史的进程。我国学术界认为，卫拉特史是元朝蒙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国际学术界早已瞩目于卫拉特，把它视作元朝蒙古的一部分。前苏联、日本、德国的专家都曾先后出版发表探索卫拉特历史之谜的专著和文章。
从下面这张东归博物馆展出的卫拉特蒙古四部分布图可以看到，卫拉特蒙古当时所居的地区就是今天的北疆和哈萨克斯坦部分领土。现在新疆的许多地名，特别是北疆的地名都是由蒙古语翻译过来的，包括乌鲁木齐，可见当时卫拉特蒙古的影响。
土尔扈特部西迁原因：据资料介绍，土尔扈特部西迁之前游牧于雅尔地区的厄什尔努拉（今新疆塔城之西北）。17世纪初，随着经济、人口的发展，生存空间受到限制，卫拉特蒙古各部之间为争夺牧场冲突不断。公元1625年，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掌控了四部联盟，而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与之长期不和，两部关系因此而恶化。为避免更大的冲突和保持部族的独立性，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部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
下图是土尔扈特部西迁路线图
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与祖国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西迁以后，一直和卫拉特蒙古各部保持密切联系。公元1640年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卫拉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东部蒙古）各部会议，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他的几个儿子从遥远的伏尔加河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调整了相互关系，缓和了各部的矛盾，加强了蒙古各部族的团结。
土尔扈特部在与卫拉特各部加强联系、改善关系的同时，还不断遣使前往清中央政府朝贡。公元1646年书库尔岱青随和硕特部顾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此后又有多批贡使前往京城。后来由于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等民族分裂势力的阻挠破坏，经天山南北到京城的路线被阻断。公元1709年，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派遣萨穆坦使团假道西伯利亚，由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到京城朝贡。萨穆坦一行历尽艰辛，用了两年多才到京城。公元1753年，土尔扈特部又派出吹扎布使团前往京城，受到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清政府也多次遣使到伏尔加河下游探望，使他们感到无比温暖，这种往来进一步激发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们的回归信念。
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后，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是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土尔扈特部刚到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时，沙俄势力尚未控制到那里。土尔扈特部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俄国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极力扩张的沙俄一直想将土尔扈特人控制为自己的属民，要求他们俯首称臣。在政治上，沙俄政府强行控制土尔扈特汗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架空汗王；甚至在土尔扈特内部寻找代理人，与汗王相对抗，分化瓦解土尔扈特部，进而控制土尔扈特汗国。在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使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蒙古各部崇信藏传佛教，共同的信仰在各部之间起到了连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沙俄政府为了断绝土尔扈特人与蒙古各部及内地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宗教联系，以种种手段诱迫土尔扈特人改宗俄罗斯的东正教，引起了土尔扈特人强烈的反抗。在军事上，沙俄政府强迫征调大量土尔扈特人充当士兵为自己对外侵略战争服务，致使土尔扈特汗国人口减少、经济衰退。17世纪末，在土尔扈特汗国达到顶峰时，包括阿玉奇汗的臣属诺盖人在内，土尔扈特人总共有7万帐。到18世纪60年代,土尔扈特人仅剩41 523帐。如果长此以往，土尔扈特汗国将不复存在。这是酷爱自由，不畏强暴的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能接受的，他们宣称“我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我们不怕任何人。”
土尔扈特部东归过程：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土尔扈特首领敦罗布喇什去世，由其子渥巴锡承袭汗位，时年仅十九岁。渥巴锡是土尔扈特部的著名首领，为了摆脱沙俄政府的压迫和奴役，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乾隆三十六年冬（公元1771年1月17日），他率部众十七万人离开居住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踏上了东归祖国的征程。在他的领导下，在“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的口号激励下，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百折不回。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河草原时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也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了生命。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支流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7月17日，渥巴锡、舍楞率大队人马抵伊犁河畔。至此，土尔扈特蒙古人民完成了武装反抗沙俄奴役，东返祖国的伟大壮举。
回到祖国后，渥巴锡等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热情接待了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首领，册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当时正值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上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土尔扈特部东归壮举的领导者渥巴锡因积劳成疾，返回祖国后不久就身染疟疾，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公元1775年1月9日），渥巴锡逝世，终年33岁。他在弥留之际，还对其部众留下了“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的遗言。
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英雄壮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其19世纪出版的《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18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土尔扈特人创造的英雄壮举，光耀史册。
整个佛寺遗址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窟建筑两部分组成。地面寺院遗址分布于山梁和坡地上，一条自然泉沟湿地将建筑群分为南北两区(即现在所称的南大寺和北大寺)，寺院残存大小建筑93处，总面积约40300平方米。洞窟残存有11窟，残存佛像基座，窟内有乐伎、朵云纹、飞天等壁画遗存，出土了泥塑佛、菩萨、天王，供养人等头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各国探险家纷纷进入新疆，寻找古迹、挖掘遗址，盗走文物。先后来到七个星佛寺遗址的有斯文·赫定、格伦威德尔、斯坦因、奥登堡等人，他们盗走大量可移动文物，并切割壁画，使该佛寺遗址遭受严重破坏。
下面照片是七个星佛寺遗址的入口，近处带头纱的是我们的地导，身穿当地回族服装。
遗址入口的招牌制作得很有气派。
展厅里这张新疆佛教遗址分布示意图标出了新疆现在已知的佛寺遗址28处，基本上分布在古丝绸之路的南、中两线。
这里出土的唐代泥塑婆罗门像（照片），一幅胡人模样，可见当年这里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情况。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祭司（相当于佛教的主持）被称为婆罗门。婆罗门教是早期的宗教门派，现代印度教就是由婆罗门教发展而来的，佛教是由婆罗门教衍生出来的分支。
七个星佛寺是古焉耆国最大的寺院，历代求法高僧，如法显、玄奘、慧超等都曾来过这里，他们都描述了焉耆国的崇佛盛况。下面三张照片摄自展厅的展板。
下面照片是七个星佛寺遗址游览路线图。图左下侧的粗斜线是游览主干道，一直通往千佛洞遗址。图中间注有“泉沟”的部分是一小块湿地，北侧是北大寺，南侧是南大寺。我们先是沿着主干道前行至泉沟处，然后按箭头所指岔路前行至南大寺北侧，向南游览了南大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是眺望了一下北大寺，没有走过去。千佛洞距离泉沟岔路口还有1公里，自然更无法去参观了。
走到了泉沟岔路口，有一个路牌指示方向。
包尔海乡东归博物馆
焉耆县包尔海乡是焉耆县、甚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内，蒙古族居住最集中的乡镇。特别是这里有许多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后裔居住，所以在这里建了巴州首家乡镇级东归博物馆，并向游客开放。
包尔海乡东归博物馆占地面积800平方米, 以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壮举为脉络、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重要节点，利用东归历史事件中的重要环节全面展示了其悲壮而光荣的历史足迹。详细地记录了从公元1625年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畔的生存繁衍、与卫拉特各部及当时清政府的往来联系、公元1771年东归的壮举、现在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后裔在包尔海乡的幸福生活等六个部分内容。
我们到达包尔海乡时，受到了当地蒙古族村民的热情欢迎。照片那座白色建筑物就是包尔海乡东归博物馆，大门的蒙古包造型非常别致。
对土尔扈特部历尽艰险，回归祖国的壮烈历史我早有耳闻，特别是反映这段历史的30集电视连续剧“东归英雄传” 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后，更加引起我的注意。我对东归英雄们非常敬佩，所以我在东归博物馆里比较详细地看了展览，拍下了有关土尔扈特部西迁、东归的文字展板。根据这些展板内容，结合网上搜集到的资料，我对此段历史进行了梳理，弄清楚了大致的脉络，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说明。
土尔扈特部的由来：历史上的蒙古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即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蒙古为主）。我们过去了解的主要是东部蒙古，也就是中央蒙古，即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而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已走进历史，是一个历史概念，所以我们知之甚少。据资料介绍，卫拉特蒙古有着悠久的历史，元代称“斡亦剌”、“外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厄鲁特或卫拉特。所居住主要区域是变迁的，最早居于叶尼塞河上游（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部及相邻的俄罗斯部分）， 13世纪初归附（东部蒙古）成吉思汗。15世纪中叶形成了强大的卫拉特联盟，其首领也先汗（1407~1454年）曾短期统一东西蒙古各部，建立了卫拉特人统治的国家组织。势力范围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至巴尔喀什湖、葱岭，北起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南抵大漠（今塔克拉玛干沙漠），成为元朝灭亡（公元1368年）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最后一股强大势力，它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1449年夏，也先借口出兵进攻大同、宣府、辽东、甘肃。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诱明军至大同，破其前锋。紧接着，也先又聚军于土木堡，歼灭明军主力，俘明英宗而去，史称“土木堡之变”。
后来，卫拉特蒙古范围缩小，主要游牧于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南北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卫拉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百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四部间建有联盟。在明清两代，卫拉特蒙古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不仅促进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邻近亚欧大陆各部族历史的进程。我国学术界认为，卫拉特史是元朝蒙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国际学术界早已瞩目于卫拉特，把它视作元朝蒙古的一部分。前苏联、日本、德国的专家都曾先后出版发表探索卫拉特历史之谜的专著和文章。
从下面这张东归博物馆展出的卫拉特蒙古四部分布图可以看到，卫拉特蒙古当时所居的地区就是今天的北疆和哈萨克斯坦部分领土。现在新疆的许多地名，特别是北疆的地名都是由蒙古语翻译过来的，包括乌鲁木齐，可见当时卫拉特蒙古的影响。
土尔扈特部西迁原因：据资料介绍，土尔扈特部西迁之前游牧于雅尔地区的厄什尔努拉（今新疆塔城之西北）。17世纪初，随着经济、人口的发展，生存空间受到限制，卫拉特蒙古各部之间为争夺牧场冲突不断。公元1625年，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掌控了四部联盟，而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与之长期不和，两部关系因此而恶化。为避免更大的冲突和保持部族的独立性，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部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
下图是土尔扈特部西迁路线图
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与祖国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西迁以后，一直和卫拉特蒙古各部保持密切联系。公元1640年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卫拉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东部蒙古）各部会议，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他的几个儿子从遥远的伏尔加河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调整了相互关系，缓和了各部的矛盾，加强了蒙古各部族的团结。
土尔扈特部在与卫拉特各部加强联系、改善关系的同时，还不断遣使前往清中央政府朝贡。公元1646年书库尔岱青随和硕特部顾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此后又有多批贡使前往京城。后来由于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等民族分裂势力的阻挠破坏，经天山南北到京城的路线被阻断。公元1709年，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派遣萨穆坦使团假道西伯利亚，由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到京城朝贡。萨穆坦一行历尽艰辛，用了两年多才到京城。公元1753年，土尔扈特部又派出吹扎布使团前往京城，受到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清政府也多次遣使到伏尔加河下游探望，使他们感到无比温暖，这种往来进一步激发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们的回归信念。
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后，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是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土尔扈特部刚到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时，沙俄势力尚未控制到那里。土尔扈特部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俄国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极力扩张的沙俄一直想将土尔扈特人控制为自己的属民，要求他们俯首称臣。在政治上，沙俄政府强行控制土尔扈特汗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架空汗王；甚至在土尔扈特内部寻找代理人，与汗王相对抗，分化瓦解土尔扈特部，进而控制土尔扈特汗国。在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使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蒙古各部崇信藏传佛教，共同的信仰在各部之间起到了连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沙俄政府为了断绝土尔扈特人与蒙古各部及内地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宗教联系，以种种手段诱迫土尔扈特人改宗俄罗斯的东正教，引起了土尔扈特人强烈的反抗。在军事上，沙俄政府强迫征调大量土尔扈特人充当士兵为自己对外侵略战争服务，致使土尔扈特汗国人口减少、经济衰退。17世纪末，在土尔扈特汗国达到顶峰时，包括阿玉奇汗的臣属诺盖人在内，土尔扈特人总共有7万帐。到18世纪60年代,土尔扈特人仅剩41 523帐。如果长此以往，土尔扈特汗国将不复存在。这是酷爱自由，不畏强暴的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能接受的，他们宣称“我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我们不怕任何人。”
土尔扈特部东归过程：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土尔扈特首领敦罗布喇什去世，由其子渥巴锡承袭汗位，时年仅十九岁。渥巴锡是土尔扈特部的著名首领，为了摆脱沙俄政府的压迫和奴役，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乾隆三十六年冬（公元1771年1月17日），他率部众十七万人离开居住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踏上了东归祖国的征程。在他的领导下，在“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的口号激励下，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百折不回。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河草原时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也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了生命。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支流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7月17日，渥巴锡、舍楞率大队人马抵伊犁河畔。至此，土尔扈特蒙古人民完成了武装反抗沙俄奴役，东返祖国的伟大壮举。
回到祖国后，渥巴锡等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热情接待了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首领，册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当时正值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上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土尔扈特部东归壮举的领导者渥巴锡因积劳成疾，返回祖国后不久就身染疟疾，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公元1775年1月9日），渥巴锡逝世，终年33岁。他在弥留之际，还对其部众留下了“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的遗言。
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英雄壮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其19世纪出版的《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18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土尔扈特人创造的英雄壮举，光耀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