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北京纪事24：七位诗人及其作品:一份个人阅读与言说
2013-11-19 14:04阅读：
11月19日上午，鲁迅文学院举办高鹏程、吕天琳、王彦山、贺颖、李云、孙大顺和聂勒希顾诗歌研讨会。让我准备发言。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人，尽管我老是重复去做一些事情。细读七位诗人作品之后，也有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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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而谈，竟有了4000多字。也算是对七位诗人的敬意吧。可读者只是读者，只是对某一些感兴趣的作品妄加非议，不考虑作者意见，亦不囿于他人之说。我只是说自己的话，与任何人无关。另外，就本人心性而言，对于这类文章，我向来无意。好在，他们都是很好的诗人，又从四面八方汇在这里几个月。是缘分也是情分，是同学也是同道。在如此年代，以文字欣赏一些人及其作品，想来也是奢侈和百无一用的。
全文如下：
高鹏程的诗歌生活质感强烈，也还有一种向上的能力。这种轻与重，内心和尘世的有效结合，使得他的诗歌让人读出了一种沉重之间的舒朗和俊逸，自由之中的某些灰色调的不安与怀疑，也可以说是抗争、无奈、焦虑，或者说是一些颗粒型的、有触觉感的光亮和碎屑。他书写县城建筑和海边生活的篇章尤其动人。我在读的时候，能够明确地感到一种忧郁的自在，源于灵魂的呼吸，感觉到他把诗中事物拿到心里摩擦和把玩之后，书写的那种贴切和自如。如他《海边的女人》：“这些海边的女人/幽蓝、宽阔/她们有潮水般的情欲/她们身体里藏着秘密的港湾……一生中，男人从她
的嘴边/不断取走水族和爱情/她们乳峰上的灯塔……”，还有《石浦的教堂》中：“目前，它肯定不在/坐标的中心。它尖顶上的十字架，和上帝的位置/稍稍有些偏离。而它弧形的穹顶和我们/黑压压的头颅/多么接近。它粗大的拱柱正在努力支撑我们生活/缺失的部分。”
这样的诗句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迎面而来，海边是一个宽阔的所在，也是一个聚集了人和汹涌自然之物的现实场域。这种场域在诗人的笔下，俨然是带有浓郁的人的味道和欲望的。高鹏程诗歌中所表现的，正是人及人群的本质和本性所在。高鹏程用略显粗粝的语言将之书写出来，又内化为精神层面的诗歌表现，显然是充满张力和精神向度的。在《石浦的教堂》中，高鹏程用一种仰望和俯瞰，进而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的书写方式，用“粗大的拱柱”来抵达我们现实生活最坚硬和脆弱的一面，其实是信仰和灵魂层面“缺失的部分。”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我们的生活信仰正在变得有形，或者必须借助有形的东西得以安慰和持续，这种普遍性的，具有悲剧色彩的“世俗现场”便成为了每个人“心中”最不可缺乏的必要性的存在物，恰恰映射了人在大多时候的仓促与无助，不安与虚弱。
诗歌写作是要有精神向度的。今天研讨的七位诗人，共性的一点，即，在形而下被广泛接受和传承的年代，他们依旧是形而上，并且把自己的心灵触角或者说“利刃”深扎于现实和精神之中，在纷繁中体悟与开掘，在安静中修炼与呈现。吕天琳是一个成名很早的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厚度与锐度的诗人。他的诗歌，有着繁复的意象，紧密的节奏，畅快的感觉与隐形、多唯度的抒情与表达。他这次的诗歌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刀锋》。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冷峻和审慎，对人存在及其现实境遇，尤其是他对“突然暴力”的理解和书写，尤其叫人刮目相看。他说：“这时候一阵凉风袭来，那股冷意/掠过我的脖颈，感觉有血瞬间涌出/你立时有了被宰杀的恐惧，我们都能/感觉到刀锋上藏匿的暴力，特别是/人到中年，此时我正在水龙头下/洗一把水果刀，生活中的冷兵器/帮助我们消化平淡和甜美，寄身到/一场和自己决斗的战争里。”这种忽然宏阔，忽然切身的书写方式，让我再一次感到，时间和技艺等等东西是消灭不掉的，尤其是诗人的那种敏感的力度，那种忽然而至，忽然沉潜与荡开的诗歌本能。
从另一首叫做《芍药》的诗歌当中，我发现的是吕天琳，一个东北爷儿们的那种柔软，还有一些哀伤。“爱一个人真累，我承认/虚弱是爱情的本质，我到达你时、已极度衰老，以至于/无力帮你拔下一根白头发。”这首诗是可以叫人潸然泪下的，那种爱着的沧桑与隐忍，痛的内质和无法言说的情感，表现得非常动人。也投射出吕天琳另一种内心的丰富与精神亮度。
诗歌可能是近些年发展和创作最丰沛、最自由，也最成功的文体，诗人们的诗歌成就也空前整齐，迥然于八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后。特别是近期出现的一些男诗人，虽然年纪不大，但都过早地透露出少年老成和阅尽世事的沧桑，还有诗歌文本的成熟与思想上的敏锐。王彦山即是其中之一。这一次，他的诗歌当中，我最喜欢的，读之后有所触动的，当属《我的秋天》和《七月》。他说：“到了，三十岁出门远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迷途即正道，蟋蟀在房檐下/叩响我们的门。请进/蟋蟀先生，让我们一起拉动/秋天这架悲怆的大提琴。三十岁。”人在时间中不自觉地被裹挟，被世事浸灌，使人过早地产生了某一种基于生命在时间之中无助与无奈。这首诗歌，其实是放大了的时空，同时也将一个人放大并置于突兀的位置，让人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同时还有一种针刺般的、秋风横渡的疼痛和寂寥。
“将尽未尽，我并没有成为八大山人/在不知道该哭还是要笑的时候/一场起自太平洋的台风/在安慰一个内陆省份/顺便安慰了我。”（《七月》）这首诗歌，我读后，立马想到的是一个世俗中人，既想逃离和隐遁，又无法实践的尴尬境遇。人总是矛盾的，在现实生存当中，很多人找不到切实安慰，尤其是在当下这一种急速变异又急速扬弃，无法命名的时代。王彦山写出了多数人的共同感受。寄希望于安慰的，未必如愿，而最可能与自己心有共鸣，惺惺相惜的，或许只有一场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和“平地而起”吧。我始终觉得，诗歌虽然短小，但承载量完全可以足够丰厚。以上三位诗人的作品，就有效地证实了这一点。
相对而言，孙大顺的诗歌则总是有一些肆意的、丰富的意象，像森林浮土之下的纠缠的根，那种密集与交错，体现的是他发达的触觉和感觉能力。他的诗歌，我读到并且最喜欢的当属《丘陵书》和《本命年》。前者是一首长诗，他写到傍晚、夜里、斜坡、村庄和河流，当然还有童年、雨、耕作、一封江南的来信、村庄的喜事等等“人间消息”与“大地烟火”。这种流程式的、类似叙事散文一样的书写方式，一度也是我所喜欢的。一个人对一片大地形状的熟稔程度，显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无可辩驳的关系，即地貌和自然本身的影响显然超过其他人生阅历。在《丘陵书》中，孙大顺说：“一条河流，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千万个人的命运，苍茫大地的源头/她不认识贫穷，也不在意富贵。她照看着/人世的善良和清白，倒影着空中的雁阵/临水而居的村庄，映亮我沉默的亲人。”
这种朴素的，或者说揭示朴素真理的诗歌写作，是人和大地关系的再一次密切。对诗人孙大顺来说，这种关系和情感再自然不过。对大地众生亦如是。孙大顺的这种诗歌书写方式，有很大的接续八十年代诗歌写作方式的能力。也是基于现实体察，并且有精神向度的诗歌道路。他的《本命年》一诗信手拈来，举重若轻，一如既往地与世间生活联系起来。“这一年的海浪，并没有/被我拉直。但返暮的钟声/急不可待的敲了三下/这一年的油价总是溜在时间前面/好在粮食没减产，蔬菜的价位/约于江水持平。”事实上，本命年只不过一个人生符号，生命又结实地挨了一刀。孙大顺驾驭了时间与世间，个人与庸常生活的关系，并很好地处置它们，让这首诗歌有了一种扩至更远的张力。
法国批评家丹纳说，要考察一部作品，必然要联系它诞生和所处的年代所具有的各种因素。这句话放在文学鉴赏也当然适用。聂勒希顾是一位佤族诗人。这必然要成为阅读和鉴赏他诗作的首要出发点。他的诗歌，我觉得也有两首写得圆润成熟又沉实无比。一首叫做《迷途》：“是啊，我们似乎都迷路了/每个人都迷茫在人生的街头/像我一样低头找路举头寻月/在偌大的北京城不小心迷路了/像一个孩子举目无亲
惊慌失措/来来往往的行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在偌大的北京城不小心迷路了/像一个孩子举目无亲
惊慌失措/来来往往的行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这三句开头如此，结尾也是如此。这种重复猛然给人一种错列和错愕感。
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完全可以把聂勒希顾看做是一个王子，一个在山间草野，竹海清风中自由来去，心地单纯的流浪者。他诗歌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纯净和简单，是模仿和装不来的。再如他的《喜鹊》一诗：“我小时候见过这种鸟儿/在小村庄边的树上呼喊它的伙伴/后来它仿佛随着童年去了远方/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我的乡村早已将它忘记/在美丽的北京我看见它了/它像一份惊喜掠过惊惧的天空/它似乎想告诉我什么却欲言又止/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想知道什么秘密/我只想知道我的童年去了哪儿。”一个在北京看到喜鹊的乡下诗人，他或许发现了喜鹊为什么消失的重大秘密，但他却不想追问，而“只想我的童年去了哪儿。”这话，这诗歌，完全是一个抬头看天，内心里翻涌童年场景和天真无邪的孩子形象。聂勒希顾的这种可爱姿态，有一种叫人心疼的感觉。
任何艺术都是有性别意识的，或者是艺术自身都带有某种激素，让阅读与观者自发的靠近，并被之诱惑或陷落。女性诗歌写作或许是性别意识最明显的。女性诗歌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女人以情为生甚至喂养灵魂的特殊性。贺颖的诗歌在这方面表现得或许更充分一些。对于她的诗歌，我的一个典型阅读感受是，一切以情出发，反之以灵魂的垢污和纯净，自陷和拯救来完成。似乎她就是想借用一些情诗的外衣，来包括和展示她所认知的世界及万物万事。《在美好的汉字之内》一诗算是不怎么明显的一首，但很能看出贺颖诗歌的一些取向，即“我”总是被触碰和遇到，而且是神秘的，具有某种隐喻性、神性和光亮度的，“我”才会从而镀上一层令人目眩的釉彩或者说“神性”。最终，要么就此沉沦，要么就此上升。如她诗中所说：“要么满足于被俗欲摆布/要么在午夜修行。”
这种极端相向的态度或者“结论”，有时候极容易被人误解。也就是说，如此对立的诗歌姿态和意识取向，两者之间总是带有锋芒且会自伤的。这可能也间接而隐晦地体现了贺颖本人的一种生活和生命理念。相对于她其他作品，《甜品》一诗则显得温和温驯，“而我爱上了甜品，这些舌尖儿上的小妖怪/绵软香腻——/像你在暗暗亲我。”则有一种无限的亲和感，一个女人的可爱与天真也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温暖与怜爱的亲近之心。
其实诗歌有很多“不可解”，诗歌当中“不可解”不仅是读者的事情，还是作者的事情。作者自写时候，或许是不受控制的，语言如流沙泄地，惊鸿掠水，无意当为有意，反而偶然天成。李云的《养虎者言》我很喜欢，那种隐晦的干脆，无意的快捷，微小和宏大的搭配，都使得这首诗呈现出一种很强的可辨识性。全诗如下：“不过是冰凉的雨水/敲打着头盖骨，不过是危险的符咒把妖精/还原成美女。天生的通灵者/什么都不必说出。年复一年/我在内心修筑栅栏，不过是为了豢养一头猛虎。”
从雨水冰凉到头盖骨，符咒还原的妖精，谙熟一切的通灵者，内心修筑栅栏，豢养猛虎，这一路下来，意象结实，自由洒脱，读后好像是飞越了一道天堑后那种如释重负的畅快感。但要切实地解读这首诗，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我觉得李云的诗歌当中有一些灵异的成分在内，或许是她自我的一种感知，读她的某些诗歌，我觉得有一种凉意慢慢袭上身体。我也或许知道李云的诗歌究竟为何如此。但又觉得，对于李云及其相当一部分诗歌而言，不解或者不去解释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解释。如她《入画》一诗中所说：“她喜欢穿上婚纱，满花园里走动/月光下，她裸着脚/没有影子/甚至，也没有年龄。”
任何写作都是不完美的。不完美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不断去写，并且试图超越的根本动力。高鹏程的诗歌语言非常柔韧，有弹跳力和发散力。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加快速度？吕天琳的正好与高鹏程相反，速度过快了一些，倘若再慢一点，会如何？王彦山的诗歌总是给人删繁就简、剥皮见骨的感觉，是不是可以再多一些细致、细微甚至残碎的的东西？孙大顺的诗歌语言还需要强化，尤其是在个人的气味和气息，尤其是个人的标示性上，是不是可以再多下一些功夫？聂勒希顾的诗歌应当向汉语的更深处掘进。贺颖的诗歌个人情绪化，或者说对情绪和感觉的依赖性是否可以降低一些，转而向更广阔的诗歌现场回归和出发呢？李云的诗歌我觉得需要再敞开一些，向内的封闭，很多时候需要外在的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