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道义经济学》读书笔记

斯科特的论证逻辑的起点是乡村的农民时刻处在“齐脖深的水中”，随时面临着农作风险带来的生存危机，生存成为农民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追求，“安全第一“构成了其”生存伦理的经济和社会学”。在第一、二章中，斯科特详细的阐述了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形成的乡村经济和社会伦理。如果没有长期延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下产生并进而固定了的关于安全感的心理态度，便不会有农民只关注剩下多少，剩下的是否足够其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在乎被拿走多少的情况；也不会有放弃有更多收入可能性机会，而宁愿做有保障的被剥削的佃农的可能。这就是斯科特提炼出的农民“生存伦理经济学和社会学”。处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或者说作为群体的农民除了维护自己的最低生存限度的安全，并未有更多选择，获得生存的可能，规避生存风险，是农民的最大理性选择。
斯科特在描述（阐述？）了一个农民孜孜以求最低生存限度的生存状况后，继续描述（阐述？）农民在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社会关系。在家庭的“自救”之外，有一整套的“网络和机构”，而其中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农民和农民之间（主要是近亲属、朋友间）的；一组是作为弱势者的农民和作为强势者的地主和政府之间的。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银行存款”式的“互惠”互助，然而这种农民间的互助在普遍性的处在“齐脖深的水中”农民来说，应该同样是不稳定的，不完全可靠的（当然也是出于自利需要的）。显然，两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是农民和农民之间，而是农民与“剥削者”之间。强势的收租人、收缴赋税的人出于1、防止影响获得稳定“收入”的非正常劳动力减员；（书中没有提及，但此点个人认为不难推论而出，特定的小规模社会条件下，维持相对稳定的劳动力资源是强势者所需要的。）或者2、出于乡村中非正式的“声誉”压力（防止受到人格的攻击与侮辱，只有这一点也许是出自“道德感”的考虑，但也是被动的、消极的），或者出于3、防止农民掉到“最低限度生存”线下做出的集体性反抗打破既定的社会秩序（后面对农民的几次反抗与起义可以推论出这一点），等等，这些考虑，会对农民有一种“机制性”的“社会保险”。所以，这种关系中的关键一方其实是在那些收租的剥削者、收税的政府等乡村的强势的活动者。村民只有对“最低限度生存”的选择，而“道义”与否的决定权恰恰在剥削者的手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