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姨是张瑞芳。
这句话在我小时候是被禁止说的，同样被禁止提及的还有我父亲的名字。当然也没有明令禁止，只是我们很小就被大人们反复教育要低调低调低调，虽然那时并不知道有低调这个词。
但是名人效应确实锐不可当。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遇到人们当面或背后的议论。只提我父亲的名字还好，因为只有关心文化界的人知道，反应也很平常，无非是代问你爸爸好啊之类的话；可是如果提我二姨的名字呢，那就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而且反应也与听闻前者截然不同：他们会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我一番，好像是非要找出我和二姨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可。可惜我与父亲更相象一些，所以结果总是令观众和我自己失望。
在我心里是颇以二姨为骄傲的。小时候住在北影宿舍，与崔嵬田方于蓝等明星为邻，胡同里的邻居也看惯了他们。可我二姨一来就轰动多了。记得有一次二姨来吃饭，我家的玻璃窗外上上下下都趴满了胡同里的孩子们。我气呼呼地去拉窗帘，心里却很是得到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感。
不过在儿时的我看来，二姨的角色就是一个自家长辈。三四岁时，我的保姆阿姨带我去看电影，二姨在里面演一个受气的童养媳。我看到她被婆婆打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边哭边问为什么打我二姨。阿姨连忙把我带出去，告诉我这都是演的。我听了似懂非懂，散场时不停地回头看，想知道二姨会不会从银幕后走出来。直到坐上三轮车，还在问为什么不等二姨一起走。
这件事被我家人当作笑谈，只有阿姨夸我：“这孩子多厚道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姨常来北京出差或开会，每次来全家人都欢聚一堂。她不管叙述什么都是边说边演，特别生动，又极富感染力。在我的印象中，我家来来往往那么多演员，像她这样＂演说＂的几乎没
有一个。
文革结束后，二姨又常来北京了。一次她在客厅里绘声绘色地讲她被关在监狱中的事，说她和狱友常用写纸条的方法聊天。因为狱室中只有马桶那儿是外面监视不到之处，她们就把写好的纸条放在那里，再咳嗽一声，另一个人就过去看。
我在厨房边做饭边听，不知为什么流了一脸泪。这应该是我第二次为二姨而哭了，好在家人都没发现。
1996年我从新加坡回国看病重的父亲，在家里见到了来京开会的二姨。她一上来就激烈抨击我的脸色，说我太不注意保养了。我抗议道：“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二姨反驳说：“我演李双双时就四十多岁，也没像你这样！”接着她一边抱怨在北京说话太多累死她了，一边教我做一套脸部的保健操，好像是有八节之多，我不情愿地学了，却从来没做过。
然后我陪她去北京医院看望我父亲，那时父亲已经骨瘦如柴，话也说不出来了。我跟二姨坐了一会儿，在父亲的病榻旁合了一张影后走出来，准备去另一个病房看曹禺。
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们痛哭失声。二姨一定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见我父亲了。
我们边哭边不断地说：“不行不行，咱们不能这样去曹禺那儿！”于是我们站在那儿稳定情绪，把眼泪擦了又擦，再重新调整呼吸，直到哭过的痕迹看不太出来了为止。
2010年我去上海看世博会，到医院去看二姨。她眼睛已经很坏，记忆力也很差了。我几次红了眼圈，都强忍住了。我向她自我介绍：“我是好梅。”二姨点点头：“哦，好梅。”我担心她想不起我，又说：“我是小妹。”二姨又点点头：“哦，小妹。”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你儿子叫凡凡，你从北京来？”我高兴极了：“对啊对啊，不过我现在住在成都。”接着解释我为什么在成都。可是过了一会儿，二姨又问：“你从北京来？”我只好又解释一遍。
第二天第三天，二姨都用同样的话问我，我也就不再解释了。
2011年5月，我们从伦敦回成都，在上海转机。因为只有五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一下飞机就立刻坐地铁去医院。二姨的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一听到有人走进病房就立刻对着人微笑。我之前听家人说她记忆已经模糊了，所以不得不重演去年的那一幕：“我是好梅。”“哦，好梅。”“我是小妹。”“哦，小妹。”接着她突然问：“你在成都？”哈，去年她无论如何都记不住的事，今年却记起来了！后来她知道我们在上海转机，还问我们行李呢。最后她竟然问我：“你们以后去哪儿？”原来在她心中，是知道我这些年到处漂泊的。
临走前，我让老公给我们拍一张合影。二姨听到马上问：“我的衣服怎么样？”我帮她整理了一下病服，才握着她的手拍了照。（后来我很后悔没有好好地拥抱二姨，因为听家人说她很喜欢和大家拥抱。一次跟大家抱后，她问还有谁？听了我姐夫的名字后问：＂是咱们家人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就说：＂那也抱一下吧。＂）
在医院的走廊上我又一次痛哭失声。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二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