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散记4.散户知青的活路
2017-03-06 07:42阅读：
上篇发出后，好多兵团知青或集体户知青都认为我们当时挺苦的，可是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我们这些散户知青比他们舒服（除了吃的很差以外）。
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行动相对自由——每年冬天都可以请假回家不说，平时出工与否也全凭自觉。如果你哪天想偷懒了，或者不舒服了不高兴了去串门啦去赶场啦，等等等等，都可以不去上坡。
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力。我和同学在学校时都算是好学生，虽然我在文革中长了点儿自己的脑子，这一点比她的全盘接受洗/脑教育强，但是多年以来的红色教育可不是白受的。再说大家也知道自己的“表现”如何很重要，不管是招工还是后来推荐上大学上中专，你“表现”不好就可能通不过去，这点儿利害关系连傻子都明白。
而表现如何，主要就在于你的“活路”（下地干活儿在我们那儿叫做“做活路”）做的如何。现在想来，我们那儿的“活路”真不算重，比起北大荒来应该只是小菜一碟吧。只是刚去时，我们连山路都走不了，锄头也扛不动。有一次刚刚出门走了一段路就坐在锄头把上休息，农民看了很诧异：“这就歇气了？”第二年我上山已是如履平地，再看当时的歇气地点自己也觉得诧异——那简直就等于还没有开始走呢！
还有，虽然山区中各个生产队的田土情况千差万别，但是跟北方农村比，至少不会有那么广褒无垠的土地让你感到绝望——住黑帮屋的某年，我去北京郊区参加过拔麦子，北方大平原的一望无际实在太可怕了。
我们那儿的情况是酱紫滴：我们的寨子地处山脚，生产队的水田和岩坷地（山坡上的零碎土地）各占一半左右，它们大大小小依山就势地被分为一块一块的，这样做活路时，可以做完一块再换一块，给人心理上的感觉比较好。
水田里的活路主要是插秧打谷和犁地什么的，这些都由壮劳力（包括后生家和妹仔家）负责，我们三个知青始终混在大嫂伯娘和刚学做活路的十四五岁的细伢之中，从来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重体力活儿（男知青则不同，不少人后来都可以作为壮劳力使用）。
只有下水田薅秧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活路做起来非常富有美感和节奏感，远远看上去简直是一种曼妙的集体舞——七八个人在田里站成一排，腰身扭来扭去，动作一致地向前推进——将双脚轮流地插进松软的泥土里，一转一翻，就把杂草压在了下面，还护住了秧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活路之一，不但不累，还赏心悦目。当然前提是要在阴天或山沟里晒不到的地方进行，如果天上“背时太阳”烤着，水田里热气蒸着的时候就比较惨了。
说到插秧想起来一件事：每年的插秧季节，农民们都会按户分配到四两酒用来解乏，这叫做“插秧酒”——那时候物质匮乏，什么都是计划经济，平时你是买不到酒的。
这些酒被装在一个大的容器里运到公社（我们大溪公社就在大溪镇上），再分给各家各户。因为知青不喝酒，有一次我就被指定参加分配工作，这样杜绝了徇私舞弊的可能性，大家觉得很放心。
现在已经记不得细节了，只记得我和另一个人在区上的街上站着，各家各户拿着瓶瓶罐罐来买。我也忘了自己是负责收钱和记名字呢，还是负责拿竹舀子往瓶瓶罐罐里灌酒，只记得最后的结果是钱数对不上，差了一块钱左右。我觉得很抱歉，自掏腰包付了差价。后来有人笑我：“分斤少两你都不晓得？你硬是苕（傻）呀苕！”
回来说旱地里的活路。我觉得这些活路中最没有意义的是“薅坎坎”——用薅锄把田坎上的杂草都薅下来，以确保每道田坎看起来都光秃秃的。我曾经质疑过这样做的目的，答曰是为了看起来“乖（好看）的乖”！现在想来我们那儿地少人多，也许没那么多活路提供给大家天天忙活吧（如果分田到户一个人也就不到一亩地，那点儿活路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之不已），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得靠挣工分吃饭，那就只能没事找事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田地也是农人的脸面，如果杂草丛生的，看起来就像一个人胡子拉碴不修边幅一样太不“乖”了？
薅苞谷则不同，除了很有必要以外，还是最苦最累的活路之一。薅头道草时还好，玉米苗不高，天也不太热；等到薅二道三道草时已是夏天，苞谷已经密密麻麻地长得一人高了，你得钻进地里，顶着大太阳干活儿，在汗如雨下的同时还得全副武装地穿着长衣长裤戴着斗笠，不然被锋利的苞谷叶子一划，皮肤上就是一道火辣辣的口子。
在最热的季节，我们的出工时间会变成三段，天蒙蒙亮时先起来“打早”，两个多小时以后回家吃早饭，往往到了十点多甚至十一点来钟才又出工。这下我们散户知青的劣势凸显出来了——农民家里都有人做饭，回家就能吃上，我们却不行。后来我们也想了些办法，比如早上起来先垫补一点儿吃的（也忘了有什么可垫补的），再比如骗一骗队长——那时全生产队只有我们有个闹钟，队长很喜欢来问时间，我们就告诉他时间还早。不过这个法子很难奏效，人家在二十几年的生活中早已练出了看天知时节的本事，你那点儿小伎俩不能频繁过度地使用。
当然，队长面临的不只是我们的小伎俩。有几回吃过很晚的早饭，他站在家门口的坝子上喊了半天也没人出来，他只好再喊一声：算球了！吃了晌午再做！我们听了真是心花怒放，有如犯人得到了大=赦。
说到这儿想起，我们那儿的农民还真是挺能磨洋工的，公有制嘛，就是养懒人的制度。可是聪明人却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公有制带来的弊端，那就是“砍战”（不知道这两个字合适与否，其实就是分组竞争，先做完的先收活路回家）。你别说，每当引进这个竞争机制时，效果都好极了，本来预计一个下午的活儿，常常一会儿工夫就能做完。
“砍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岩坷地都是沿山开拓出来的，整面坡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土地，最小的只能种两三棵玉米，那么分组时划分地界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件事姑孃家（已婚妇女）和女子家（未婚妇女）是弄不成的，只有后生家在场才有可能。每次“分战”，都是生产队长和另一个能干的后生家先看着山坡讨论一番，然后高声宣布，从我们站的山脚下算起，以哪里哪里为界，就把这些零零散散的岩坷地分成了大概相等的两边。
然后要把出工的人分成两队。这个很容易做到公平：他们两个领导者轮流叫名字就是了。这样先被叫到的肯定都是最精壮能干的劳动力，然后从男到女从年轻到年老依次叫下来，到了最后，双方的阵容自然不会相差太远。
我们几个知青永远是垫底的。同学的妹妹比我们俩粗壮些，过了一两年后还能荣幸地被点个名（她的对手一般是初做活路的妹仔细伢），到了我和同学简直就没人要了。那么如果正好剩下我们两个，那就随便你们，一人去一边好了，如果剩下三个人呢，那就那个人一边，我们俩另一边。有一次只有我一个知青出工，有幸剩到最后一个，大家就说，你欢喜在哪边就在哪边吧，冇得来头的（不要紧）！
毫无自尊心的我们对此一点儿也不难受，还挺高兴的呢，因为只要一分战，那天就可以早早收工了。有一次薅草，我两边的人拼命往前赶，只给我留下一锄头宽的地界儿，就连这样我都跟不上。后来他们索性把我前面的地儿都包了，我提着锄头往山上跑都追不上他们！
还有一种活路，我记不得名称了，问了同学，才想起它叫做“砍火焰”，不知是否因为做过这个活路，我经常做的挫折梦里才加上了困在山上既上不去也下不来的内容。
这常常是在小雨绵绵的时候，没什么别的活路时才做的——人人手执弯刀排成一排，从一面荒坡的山脚下开始往上攀爬，一路上真的是披荆斩棘，见啥砍啥，最后爬到某个地方结束（那或者是山顶，或者是一条山间小路）。那些被砍下来的荆棘杂草都不收，过些日子晒干了，一把火放上去，整面坡都被烧得黑黑的，然后就撒些小米种子，到了秋天就可以爬上去收小米。这样过上两年，人们有空了就拾掇拾掇，垒垒田坎什么的，慢慢地这些刀耕火种出来的坡地就被改成熟土了。
这个活路不在于累，在于险。有一次我姐在她们队参加“砍火焰”，快要爬到尽头时，上面的人踩落了一块石头，从她的身旁滚落下去。她说当时她一点儿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可是抬头一看，上面所有的人脸都吓白了！
对于我们没有走惯山路的人来说，这事儿跟现在的攀岩运动有一拼——那些从未开垦的处女地在我们眼里根本就是无路可走的悬崖峭壁，你有时得贴在山崖上，一手抓住草根一手东砍西杀，还得随时找好下一步踩踏攀爬的落脚点。最令人感到害怕的是，在“砍火焰”时，你的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也许农民们知道，不详），而且别人都自顾不暇无法帮你，哪怕只剩下一两步了，你也只能独立完成。这让我们这些须臾离不开“贫下中农”帮助的“背时知青”情何以堪呢？
所以，这个活路让我们闻风丧胆望而生畏，去过两次就不敢再去了，一听队长喊大家砍火焰就视为自动放假一天。
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后来在讨论我入团的会上（什么时候共青团又恢复了？好奇怪啊！我虽然活路做得不咋样，但是为人“耿直”这一点还是得到其他知青和农民们的认可的，所以后来我还当选过公社的优秀知青代表，甚至被生产队的农民们推荐过上大学呢），我们队长就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我“挑活路做”，他举的例子就是“砍火焰”！
现在想起来很可笑的是，后来我当搬运工时也还是挑活路做，一听到某种活路就立刻转头回家。看来这个毛病是根深蒂固了，跟江阿姨一样“改也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