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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中的包公形象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和传说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很圆满的家庭，有在双亲照顾呵护下成长的童年。他的父亲包令仪，字肃之。进士及第，授朝散大夫，行尚书虞部员外郎，出帅南京（今商丘），上护军。死后被朝廷赠刑部侍郎。
包拯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走科举之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满29岁那年终于中了进士。朝廷已经任命他为建昌县知县，可他却以父母年老、家中无人照顾为由，辞不就职。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有兄弟。从他考取进士不愿意出任官职来看，家里没有其他能够侍养父母的兄弟，他应该是个独子。
包拯在家一呆10年，直至父母病逝、3年守丧完毕，他才在乡亲们的劝勉之下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出任天长县知县。这一年是仁宗景祐四年（1037），他已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
包拯的宦途非常顺利，除了因“失保任”（被他保荐升职的官员犯罪而受连带处罚）被降级一次，包拯的官阶一直向上。他担任了10年的地方官，后来转到朝廷监察系统任3年，主持过谏院、代理过御史中丞，在这段经历中，包拯建立起自己的嫉恶如仇的名声。弹劾了很多的朝廷重臣，包括当时的宰相宋庠、宋庠的弟弟宋祁、名臣张方平等人。
皇祐二年（1050），宋仁宗决定任命自己宠幸的张贵妃的堂伯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另外三个官职意义不大，而宣徽使来源于唐代，主持朝廷朝会，北宋初年往往以宣徽使兼枢密使，掌握军事指挥。到了仁宗朝，这个官职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朝廷礼仪上，位次仅次于宰相、枢密使。包拯当时主持谏院，率领谏官上谏，认为按照宋朝惯例，后妃亲属不得担任宰相及军职，这次是皇帝恩宠贵妃过度，宰相未能及时阻止，“反复数百言”，包拯自己言辞激烈，以至于溅了仁宗皇帝一脸的唾沫星，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
至和三年（1056）阴历十二月，包拯被任命“权知开封府事”，嘉祐三年（1058）阴历六月解任，实际上包拯在开封只有18个月多一点而已。刚到庭，书吏们要检验一下包拯的能耐，故意一起围上来、捧着公文汇报事情。包拯一一听取阅读，当场处断几十起。未能了结的，几天后一一催问，没有完成的立刻严究。书吏再也不敢糊弄长官。原来民间起诉要到衙门口的书吏把持的“牌司”，包拯下令打开大门，直接由自己受理案件。包拯在开封任职期间还整治了沿河的违章建筑，执法不避权臣。
包拯的个人人品绝对无可指责，他为官廉洁，六亲不认。他为人极其严肃，史称他“不苟言笑”，开封民众称包拯“笑比黄河清”，自诩“未尝伪色辞以悦人”。他极其节俭，做再大官，“奉己俭约如布衣”。
后来包拯主要担任财政系统的官职，当了4任转运使（地方最高财政长官），最后被任命为三司使，这个官职是北宋特创的，号为“计相”，主管财政审计，其地位仅次于宰执（宰相和枢密院）。
包拯最后的结局是进入到“宰执”之列。宋仁宗在1060年任命包拯为枢密副使，包拯开始正式进入朝廷的决策班子，可是这时包拯的身体却开始出状况了，枢密副使一职他基本没有到任，拖了一年多时间就去世了。
包拯的个人家庭生活也很平淡。他娶妻董氏，也是官宦之家出身。长子包繶，出任潭州通判，死于任上。包公中年丧子，伤心欲绝。包繶已经成婚，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崔氏不顾包拯的劝导和母亲的威逼，坚持要在包家守寡。在包拯死后，崔氏听说当年被包拯赶出家门的包拯的妾，在回娘家后曾生育一子，于是崔氏将那个孩子接回包家，取名包，作为包拯的后代。
在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法官，莫过于宋代的包拯了。几乎所有的国人都知道“包公”。包公名气这么大，和传统戏曲有极大的关系。包公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凡是和案件、法律有关的剧目，主角多是包公。
包拯事迹被传奇化，首先是因为政治因素。包拯所处的宋仁宗时代，是北宋历史上社会最平稳的时代，被以后的人们追记为一个“盛世”。包拯得益于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追忆，并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北宋都城汴梁——开封府，是历史上少有的商业城市首都。唐代开始，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位于当时南北交通运输线干道的汴梁迅速成为商业大城市，梁晋汉周都在此建都，北宋沿袭作为都城，持续繁荣二百多年。城市人口达到上百万，有着繁荣的市民文化。
商业大城市存在数量巨大、居住集中、有闲暇的市民受众，就成为说唱艺术的肥沃土壤。而说唱艺术中的故事，最能吸引受众的，是广为人知的近当代人物。而历任开封府官员大多敷衍塞责，浑浑噩噩，反衬出包公的敢作敢为，“明不可欺，刚不可挠”。这样包公就成为说唱艺术故事的主角，被一代代民间艺人们口口相传，不断加工。
北宋灭亡后作为对北宋盛世的纪念，包拯的传奇在原来的宋朝都城开封以及南宋首都临安（今天的杭州）继续流传，和历史上的包拯的关系也越来越远。南宋开始有文人将民间说唱艺术记载下来，包公也就开始成为话本小说的主角之一。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北宋以后，在被少数民族皇朝长期统治的北方地区，包拯故事作为对汉族皇朝的民间记忆，以及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进一步在民间扩大影响。尤其是汉族士大夫在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期间无法得到原有的政治权利，很多汉族士大夫转而对少数民族皇朝持批判立场，通过对民间说唱包公故事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专门的包公戏剧目。
元代是中国戏剧艺术大发展的时期，元杂剧的名目约有六七百种，保存到今天的剧本也有162种，其中包公戏就有《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无名氏）、《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郑庭玉）、《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李潜夫）、《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曾瑞）、《叮叮当当盆儿鬼》（无名氏）、《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鲠直张千替杀妻》（无名氏）等11种，是已知元杂剧中最多的个人故事剧目。
明代的包公戏，没有元代那样兴盛，现在有目可查的有8种，保留到今天的剧本有《胭脂记》（童养中）、《袁文正还魂记》（欣欣客）、《桃符记》（沈璟）、《高文举珍珠记》（无名氏）、《观音鱼篮记》（无名氏）等5种。
清代包公戏保存有9个剧目，现存其中《乾坤啸》（朱佐朝）、《双钉案》（一名《钓金龟》）（唐英）、《正昭阳》（石子斐）三个剧目的剧本。
晚清民初是包公戏的爆发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包公戏剧目，至今仍然在各种地方戏曲中上演的包公戏就有几十种，其中的《狸猫换太子》、《秦香莲》、《乌盆记》、《铡包勉》、《赤桑镇》、《铡判官》、《打龙袍》、《打銮驾》、《黑驴告状》、《双包案》、《花蝴蝶》等等剧目真可谓是家喻户晓，常演不衰。
包公戏的传播及故事演变有着很鲜明的特色，总的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戏剧故事的本身的传承性不强，元代的11个包公戏剧目，到近代依然经改编演出的只有《乌盆记》一出。明清两代的包公戏剧目，保留到晚清民国的只有《双钉案》（《钓金龟》）。也就是说每一代的包公戏创作并不是在前一代剧作基础上进行的。文人不屑于重复改编，而戏曲创作具有很浓重的草根性质，不识字的优伶戏班难以直接演出文人创作的唱词对白较为古雅的剧目。事实上包公戏的剧目往往取材于当代民间说唱艺术。晚清民国时期的包公戏故事大多来源于根据民间说书改编的小说《三侠五义》，而其中的故事又绝大部分来自于明代安遇时编著的小说《百家公案》（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朱仁斋与耕堂刊本），但是该小说的直接来源，又是明代的说唱词话本《包龙图公案词话》。因此可以说，包公戏剧作之源在于说唱艺术。
其次，包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由“神化”而“圣化”。在元代的包公戏里，包公直接出入阴阳两界的情节还不多见，而且在包公审理案件的时候，总是要提到朝廷皇帝的权威，或者是批准、或者是追认包公的判决。但是到了晚清民国时代的包公戏剧目里，包公能够自由来往阴阳两界，甚至可以将阎王殿玩法的判官判处死刑（《铡判官》）。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演出的剧目里，包公的执法权力已是没有了边际，哪怕是处死皇亲国戚也不用报请皇帝批准（《铡美案》），包公俨然已成为神圣法律的化身。这个由“神化”进而“圣化”的过程，反映出社会观念的发展。
再次，戏剧故事中的推理破案情节越来越淡薄。明清的包公戏剧目中推理破案的故事已不多见，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包公戏剧目基本上都是情感戏。尽管推理破案的情节在原来的说唱艺术以及根据说唱艺术改编的小说中占的比重相当大，可是在改编成戏剧时，包公破案都是极其直截了当，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推理过程，直接就断定是非曲直。剧作者将原来故事中有关破案情节基本剪裁一净，应该是为了适应当时的中国剧场效应的结果。晚清民国时期的戏曲演出场所往往比较嘈杂，并不刻意营造观众深入剧情的环境，剧情推进也较为松散，不适合进行推理破案的情节交代。观众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情感得到释放、获得满足感的结果，至于这个结果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法律，实际上并不重要。（根据戏剧资料整理）
戏剧《追鱼》真假牡丹、真假老包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故事情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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