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中国女性文学
2013-05-30 20:24阅读：
文学与文化·二〇一一年 第三期
萧红与中国女性文学
———纪念萧红百年诞辰
乔以钢
摘要：萧红的创作启示我们，中国女性文学的内涵并非仅限于“性别书写”。它无疑具有“性别”特质，但这“特质”并非来自任何抽象的理念，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生存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人类个体或隐或显的性别意识对文学活动的渗透。特别重要的是，它从来不是“惟性别”的，而是注定同阶级、民族、时代政治乃至个体精神倾向等多重因素融会在一起。
关键词：萧红；女性文学；性别
今年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诞辰百年。多年来，研究者从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地域文学以及诗化小说等方面，对她的成就和贡献进行了探讨，而只有当“性别”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时，萧红及其创作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意义才得到人们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撰写收录了包括萧红在内的众多女作家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
学史》。当时“女性文学”这一提法还令许多人感到费解和陌生，现代女作家的出版物和相关资料也颇难寻觅。然而，越是走近那些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研究者们就越是深切地感到，在众多文学女性中，呼兰河的女儿萧红是多么独特、可贵。她满怀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悲悯，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为文坛奉献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质的作品。其中的优秀之作堪称“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民族文学瑰宝，也是成长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里绽放的奇葩。
这位女作家的命运充满悲剧色彩，长久地引发人们痛惜，为她的无尽不幸，也为她自身性格的弱点。萧红执著地追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哪怕这天空很低。终其一生，她始终在奋力挣扎，挣扎在冻饿贫病的苦海，挣扎在家的冷漠、国的沦亡之中。她四处飘零，流离失所，饱受人世间的侮辱与损害，最终客死他乡。萧红的情感深沉、浓郁而不盲目，因为与对传统文化的痛切反思、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刻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萧红的人生中，灵魂的孤高、文学成就的非凡与肉身的卑微、现实最基本生存的困窘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赋予她的创作极大的张力。
身为女性，萧红真挚地关注生活中的同类。从最早的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她就把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她忠实于底层女性的身份和感受，倾心书写她们的苦难，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一系列作品中，铺展开一幅幅撼动人心的女性生存画卷。从小姑娘、小学生到老妇人，从产妇、母亲到寡妇，萧红以深浓的颜色描绘女人们的生活遭际，含泪感叹她们的善良、诚实、痛苦和不幸。在她笔下，众多女性蝼蚁不如的屈辱生活，不仅源自外族的入侵，同时也源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迫害，源自男权文化传统笼罩在女性命运上的看不见的网。这是一张“吃人”的网。萧红借助作品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从一个个网眼里透出“人类的愚昧”。
然而，萧红并非仅仅瞩目于某一性别群体。社会的衰败、个人的悲苦困扰着萧红，同时也促其清醒。底层生活的场景震撼着她，召唤她笔下绘出“血淋淋的现实的缩影”（许广平语）。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无论男女，一起进入她的视野。她对“穷人”的关切充满人本主义色彩。穷人，作为外视角落在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故事上；作为内视角则熔铸了她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立场的倾向性。萧红深知，在乡村的农夫农妇中间，生存高于一切。她自觉地站在受难者一边，控告社会的黑暗、世道的不公；与此同时，清晰地洞察到在历史传统的长期运行中所产生的人性的萎顿和文化的衰落。这种悲剧性的民族弱点在萧红笔下得到无情的剖露。在《马伯乐》等作品中，她对造成民族危难的内在因素和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思考，对保守退让的懦弱国民性格作出了严厉的批判。
萧红的创作成为文学宝库中的精品，离不开高超的审美表达。她的艺术才能赋予作品打动人心的力量。无论篇幅长短，萧红的写作始终保持饱满的“原始激情”。她特别善于刻画世界的衰败和死亡，尽管不曾乞灵于西方现代主义，却近乎无师自通，创作出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生死场景。生活原本就是敞开的，呈现为多元、无序、庸常和无数断片，没有封闭自足的结构，也不存在单一的情节发展因果链，支配的力量唯在于多重因素的复合，唯在于命运造就的逻辑本身。萧红的作品呈现给人们的正是如此。她把文学交还给生活，交还给赤裸裸的生命感觉。在创作中，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通过想象和联想，将个人感受融注其间，散发着生活的质感。为了赢得写作的自由，萧红摆脱情节之类的沉重外壳，放弃文学创作中通常使用的手段，告别一切羁绊灵感的技艺。她让写作回归本原，让心灵最大限度地和生活一道，呼吸、对话、吟唱。她的创作没有闺秀气，也从不浮金焕彩刻意渲染，而总是出自本能般行云流水地写作，语言具有诗性的肌质，不张扬、不扭捏，真情真趣，一派天然。
当年，鲁迅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作序，称赞它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及“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之为“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他们的高度评价，给了年轻的萧红非常宝贵的支持。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鲁迅和胡风主要是将萧红的小说置放在社会历史、阶级和民族斗争的大框架中加以评说的，而他们所指出的小说叙事结构的散漫和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出自萧红有意打破小说固有程式的自觉选择。因为她对小说创作有自己的理解，认定“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似倾诉与慰藉、痛苦与救赎，就仿佛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与上帝之间，没有中介，没有隔膜。毫无疑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萧红接受了左翼文坛的影响，她的社会活动也与时代政治密切相联；但与此同时，综观一生可以说，萧红的文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忠实于内心的自由写作，她的卓越才华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释放和展现。
萧红的创作告诉我们，中国女性文学的内涵并非仅限于“性别书写”。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植根于广袤的土地。女性文学无疑具有“性别”特质，但这“特质”并非来自任何抽象的理念，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生存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人类个体或隐或显的性别意识对文学活动的渗透。特别重要的是，它从来不是“惟性别”的。女性文学承载的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进程的透视镜。女性体验、女性立场赋予萧红的创作鲜明的特征，但这并不足以概括她创作的全部。她的作品以立体化的生活场景和复杂深邃的人性启示我们：性别问题绝非单一的存在，而是注定同阶级、民族、时代政治乃至个体精神倾向等多重因素融会在一起。那么，当我们面对萧红以及其他女作家，围绕“女性文学”展开种种探讨时，眼界是否应当更开阔一些，思考是否可以更深入一些呢？
曾经，由于种种原因，逝去的萧红是寂寞的。然而，真正的作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萧红的名字终因她的才华和创造铭刻在文学史上。31岁的萧红凄凉离世时一无所有，中国的女性文学却因她的存在而增添夺目的光彩。如今，在纪念她百年诞辰之时，我们比以往更加确信：萧红将伴随一代又一代读者，拥有未来。
（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