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雅”与国风中的怨刺诗之比较

2012-03-05 20:5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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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的“怨”指怨刺上政。西周中叶以后，至于王道矣，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残俗，而变“风”，“变雅”之作。大量的针砭时弊，指斥昏君，感叹自身遭遇的不平。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可见其所言所咏的内容也存在着差别。从内容体裁上，风为“是以一国事，系一人之本”；而雅为“言天下事言，四方之风”。《毛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因内容体裁有异，所作之诗大体出自身份较高的公卿列士，抑或是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
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指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
可见，音地位不同，所包含的感情激昂度，言辞的激烈度，以及表达怨愤时的情绪也有不同。
大雅中的怨刺诗，大多数来自地位较高的作者。例如，在《民营》、《荡》中，旧说是召穆公谏厉王的诗。而《板》旧说是凡伯刺厉王之诗，《桑柔》是厉王是大夫苪良所作，《抑》为卫武夫刺厉王所作。大雅中的诗人因地位较高，进言规谏箴戒是，有一定牵绊；同时，讽刺君王时有一定的节制，更多地带有规劝进谏之意，试图将国家前途黯淡的现实扭转。另一方面，对颓废已定的局面充满着无可奈何的凄凉。
以《大雅•民劳》为例。诗的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够辛苦了。应该可以稍作喘息。五个“民亦劳止”打开视野，铿锵有力。姚际恒评曰：“开口说民劳，便已凄楚”，“讫可以康”，亦安于时运而不敢过望之辞。曰：“可”者，观唯此时可为，他日恐将不及也，亦危之之词。”（《诗经通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开头便将君王的要害抓住。紧接着，五个“无纵诡随”，“式遏冦虐”，“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劝谏君王不要受奸狡诡诈之辈欺骗，应该安抚四境。诗人围绕民苦、恤民、保国，防止动乱五个方面重点阐述。而诗人将“无纵诡随”放在“以谨惛伮之前”，实乃讽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因不便直斥君王，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口。严桀说：“无良、惛伮、罔极、丑历、缱绻，皆极小人之情状，而总之以诡随。盖小人之媚君子，其始者皆以诡随入之，其终无所不至。”（《诗解》）此乃明则保身之法，但诗人内心更多的还是希望君王听劝谏。不要让国政颠倒。试图力挽狂澜。希望民汔可小安。毕竟民犹水也，囯尤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的世代，必然昌盛；而失却民心，必然灭亡，千古一辙。
论笔锋集中点，大雅将其集中在统治者身上，因此，在言辞上，多体现民本思想。如《大雅·板》中诗人将民众比作国家城墙，并提出惠师牗民主张。另外，多用叠句，重复起强调作用；多用正言直说，表现作者心胸坦荡，今之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只叹当时诗人感情之激切。
简而言之，因为大雅中怨刺诗作者地位之高的限制，使得在讽刺的程度，怨愤程度，以及感情激烈度上都有一定的节制。同时，打压中的怨刺诗也呈现出诗人关心国家命运，却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地。
小雅中的怨刺诗的作者，没有大雅作者身份地位高，权利高。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是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至受压抑的地位。如《节南山》是家父所作，末章“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从畜万邦。”《正月》是失意官吏所作。《十月之交》是王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雨无止》是御官所作。《巷伯》是诗人孟子遭人馋毁后抒发愤懑之作，《北山》为一位士子所作。小雅中的怨刺诗的作者地位没有大雅的作者地位高，以及自身遭遇的不济，因此诗人情绪表现得更加激愤，而小雅中的怨刺诗表达得愈是怨愤，则从反面表现出是忍受压抑的程度愈深愈烈。另外由于地位关系，他们身为朝廷一员，不仅有忧国爱民的爱国之情；但又由于等级较低，他们又感叹自身遭遇。他们也是一个多面体。从《正月》为例，《毛诗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一方面，诗人从自身遭遇陈铺。统治阶级当权者对作者“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写出了统治阶级对人才的不重要。另一方面，诗人面对“民之讹言，亦孔之将”的苦愤境遇的“哀我小心，癙哟忧以痒”的无可奈何。这两个方面是诗人身心交瘁。而是人又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不容于世的孤独的士大夫的知识分子形象。面对谣言四起的现实，危在旦夕的国家，无辜受害的百姓，作者感叹“夕母生我，胡悔我癒？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的生不逢时，又对不重用人才，扰乱天下的统治者的愤慨，而这两个方面正是由作者所处的地位，身份所直接促成的。另外，小雅中的怨刺诗作者没有大雅中的地位高，因此在讽刺诗就少了一些限制，呈现更加严厉地指责君王对百姓危殆，社稷不保的现实的毫不觉悟以及只顾后人解梦。更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矛头直接指向君王。全诗以诗人忧愤，孤独，愤懑的情绪为主线。一气呵成，感情充沛，充斥着诗人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大愤慨。
而论笔锋集中点，小雅中的怨刺诗将其集中在奸佞倖者身上。因此，在言辞上，直言抒写，喷涌而出，有用反语和冷峻的讽刺怨愤感情更加激烈。另外语言质朴，层层揭示，反复咏叹，写出了作者明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忧心忡忡，悲痛，无可奈何，更有那个时代的呐喊和哀怨。
综上所叙，因为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身份地位“不高不低”，受了限制少，同时受了压迫太大。因此在他们这个阶级中所发怨愤之情格外强烈，但也透露着诗人自身境遇的凄凉与无奈。
国风中的怨刺诗的作者。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处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无功受禄者甚为愤慨，提出质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揭露剥削者的寄生本质。《魏风·硕鼠》则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直指他们贪残，《鄘风·相鼠》讽刺在位者无礼仪。国风中的怨刺主要针对具体人，具体事，直接揭露恶行者的鄙陋之习。因此在感情上更具嘲讽，怨愤程度为大雅，小雅之首，更具辛辣，更犀利。
《魏风·硕鼠》为例，今人多认为是反对剥削，向往乐土。诗开头两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直呼剥削者为'硕鼠',并用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诗人用老鼠的形象：丑陋又狡黠，性喜窃食，来喻贪婪的剥削者。可见诗人对其愤恨之情的强烈。《毛诗序》认为老鼠“贪而畏人”，重敛者“蚕食于民”，“若大鼠也”。全诗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以抒发诗人的怨愤。全诗从“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中可看出国风中的怨刺诗已不再像大雅，小雅中还对君王力往狂澜以及直言劝谏的痕迹存在了，而是由衷的憎恨剥削者，并且向往美好的生活，这些乐土，乐郊，乐国也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从另一方面，标志着当时的人们的觉醒。在感情上与“二雅”相比，有更大程度上的飞跃。
观国风，由于作者所受压迫更大，所发怨恨之情相较于“二雅”的怨刺诗更加强烈。另外，国风中怨刺诗寓意较直，喻体与喻指基本一一对应，而且所用手法较“二雅”更为丰富，这些手法使感情得到了自由，而充分的抒发。

大雅，小雅，国风中的怨刺诗受作者地位身份的影响，受被压迫程度的影响，受所针砭时政时感情激昂度也呈现各异，笔锋集中点也有不同。因此，观“二雅”与国风中的怨刺诗应分作者的地位来读，即背景。

【关键字】怨刺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或讽刺不劳而获，或讽刺贪得无厌，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在讽刺中又蕴含着强烈的怨愤和对自身的不平待遇。虽然都是针砭时政，但在小雅、大雅、国风中，怨刺诗也呈现着某些差别，或细微、或激烈、或具体等等。
【关键字】怨刺诗大雅小雅国风

参考文献
【1】《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页；
【2】朱熹《诗集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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