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际，言辞或抵十万兵——烛之武辞令析读
2014-03-11 17:19阅读：
国有古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尽管其间不乏夸张之处，但我国自古即有视言辞乃关系国家兴亡之传统，也确是事实。作为我国史籍中记言典范之《左传》，可谓开一国之先声，“吾国史籍工於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钱钟书《管锥编》）有鉴于此，《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学习之核心当为“记言”之言辞，其特殊之处乃于国家危亡之际，郑国君臣不是求诸于国民军队，也不是求诸于外援，而是寄大希望于一七十老朽之“三寸舌”，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最奇处：位卑而胸怀全局，老朽可制人于无形。在秦晋围郑的紧要关头，七十老朽只凭125字的辞令，就成功的打动了秦伯，完成了“退秦师”的国家使命。究其原因，无非是“邻之厚，君之薄也”“阙秦以利晋”和“若余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而已，说穿了只是为了一个“利”字！
若仅读至此地，倒也是平淡无奇了！
细品之，可以发现烛之武言辞立论是基于秦晋争霸的高度之上的。把郑国的存与亡摆到了秦晋两大国争霸的天平之上，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春秋时期，在天下纷争的混水中，烛之武能不拘于一时一地，反而能洞穿时局，掌握天下大势，对秦晋历年来的矛盾了然于胸，述说分明，使身处局内的秦伯听后大有豁然开朗之效。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烛之武言辞的智慧所在。如果再联系一下烛之武的遭遇，他的奇特之处就益为彰显了。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这是《左传》中，烛之武的托辞，其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完全是一位似尘埃的小人物。
考城人也，姓烛名武，年过七十，事郑国为圉正，三世不迁官。
这是《东周列国志》中佚之狐对烛之武的介绍，其中“为圉正”和“三世不迁官”，足以说明烛之武的境遇之凄惨。再看烛之武的出场，“见其须眉尽白，伛偻其身，蹒跚其步，左右无不含笑”，更强化了烛之武的惨象。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不随波逐流，反而能守其身，禀其志，处低位而揽天
下，如果把他的这番说辞与诸葛亮初遇刘玄德时的“三分天下”之气势相较，未必有多少的逊色。烛之武的这种胸怀天下，眼光犀利，语势温而善，却有着不尽的力量，彰显着一位“士人”的气节，千秋之下，令人追慕向往不已！在烛之武的巧舌下，很能让人相信：
亡郑，秦国得不到好处；存郑，却能使郑国成为秦国在东边的“东道主”，也就是说，秦国不需花费气力，就得到了郑国的归附，而这对于晋国而言，却在腹背之处多树了一个敌国。这一友一敌，一增一减，秦国收获的何止百倍于晋国。
与《史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的记载相比，这不仅点出了“非秦利”，还看到了更深远的“秦利而晋弊”，烛之武的说辞之力可谓是一针见血，目光如炬！
最巧处：句句谋秦利却字字存郑心。把握大势，明白道理，可从思想到行动，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在两大强国的围困之下，烛之武可回旋的余地不多，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消除两军对阵的敌对情绪，使秦伯降低对他的戒备心理，并最终听取他的意见这一问题。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烛之武一开口就把自己国家放倒了：你们来了，我们肯定完了。如此的开场白，很能取悦人的。在战争敌对状态下，如果有一方彻底地服软，作为战胜方的头，那种心理上的享受可还真不是一般的美。以退为进，烛之武的策略很明确：先把自己放低，直躺到地上，随便对方处置，而对手自然会放低对你的戒备，也就容易对你起了轻视之心，这时，机会就来了。细读，还可发现一个特点：烛之武叙述的人称，他满口的“君”，而非“郑”或“吾”。在125字中，他连用了7个“君”，最终以“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作结，句句直指秦君，最终的决定权也交与秦君。从他的说辞中，我们可以读出烛之武的用意：
我只是把道理说出来而已，正确或错误，接受或拒绝，关键还是您来决定吧。
代对方立言，从对方利益出发，为对方争取最大好处，可最终坚守的的却是尽可能地保有自己的权利：这是烛之武说辞的最巧之处，非常人所能及也。
最悲处：老骥在枥，驽骀目笑，英雄气短时。烛之武洋洋洒洒百来字，洞烛时局，大有掌控一切之势，但反复诵读，却另有一番滋味。正如学生所说，“烛之武是保存了郑国，虽说他处处谋秦利，可最终是为了郑国，这我倒是清楚，但我就是感觉他这翻说辞，很令人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其实源于弱国子民的无奈与尴尬。
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犹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某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日甲午之战后，李鸿章代表中国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梁启超的一段感慨很能揭示其中三味。正所谓，弱国无外交，烛之武的际遇，可悲可怜亦可叹。尽管郑国所处历史环境与当下略有不同，可虽不中，亦不远矣！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郑国的出路只能是，“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如果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的缘由，“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其实也是为形势所迫，郑是情非得已，可说是情有可原的。而烛之武面对秦伯，身为郑使，却只能处处维护秦国，尽心尽力地替秦国谋利益，以此最大程度地心自己存郑的一分心力，也是困境中无奈而明智的选择了。所得非其时，所处非其所，英雄气短，真真令人徒呼奈何，奈何！
最难处：疏不间亲，非常之行而难成。秦晋的关系很是特殊，至今我们还流传着“秦晋之好”、“秦晋之匹”、“秦晋之偶”、“
秦晋之盟”和“
秦晋之约”等语，这两个渊源颇深的国家在分分合合中，世为婚姻的关系却一直保持着。不说别的，这时的晋候与秦伯就是“甥舅”关系：秦伯的女儿是晋候的妻子。作为一个外人，烛之武要干的就是离间的活，所谓疏不间亲，若无非常手段，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在烛之武的舌底下，晋君忘恩负义，以德报怨，反复无常，心怀祸胎的形象呼之欲出，秦伯此时恐已汗湿衣襟矣。当然了，有明白人看出了破绽，彼“晋君”非此“晋侯”。
晋惠公——晋文公的哥哥，他因害怕晋文公巨大的名望，曾于公元前644年伐翟，欲捕重耳(晋文公)，重耳事先闻讯才逃得性命。而仅过了8年，即公元前636年，继惠公位的太子圉(晋怀公)也因惧怕晋文公重耳居秦，囚杀了晋文公五贤士的家人。也就是说，尝受秦穆公之赐的晋君与当前这位与秦穆公联手攻郑的晋君有着极大的仇隙，根本就是两个人，可烛之武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用一个模糊的属概念替代准确的种概念，把当年的晋惠公移花接木成了当前的晋文公，让秦伯产生了晋文公毫无信用的疑虑。
此论初看有理，实则不懂行文之道。以《史记》有名的“发愤著书论”为例，其中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吕不韦、韩非著书，都是在被“迁”、“被囚”之前，而《诗》三百又岂均为圣贤所作？此种文法其实是史迁为了说道理而颠倒事实的时间顺序而为，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更是再也寻常不过的事，只要稍翻翻《战国策》，看各路策士的论辩即可得证。如此看来，与其说烛之武偷换概念，还不如说他在造声势，以大量事实提醒秦伯，晋国国君的种种不良之举，也进一步揭示了在君与国“利益”面前，所有的关系（包括婚姻）都可以一概抹去的。这最难之处，在烛之武精心编织的非常言辞中，成为了一个言论典范。后人对此事有过诗评：甥舅同兵意不欺，却因烛武片言移。为贪东道蝇头利，数世兵连那得知？当郑国危急之时，烛之武的说辞成为了救国的最后稻草，其智高、其辞美，其情可悯，其行可赞，郑国所托得人，烛之武三寸舌足可抵百万师，一语兴邦之谓也；但若是所托非人，那就不知道会是如何个结局了，恐怕一语丧邦也非夸大之辞了。此外，还需要注意，“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钱钟书先生对《左传》中言辞现象的这一见解真有醍醐灌顶之效。
一兴一丧，一得一失，当言辞成为国家救命的稻草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件幸事了，无奈之举，被迫之事，还是少点为好。烛之武所胜者在于智，身居下位，却胸怀天下大局，洞烛大势；烛之武所利者在于柔，身陷危局，却能娓娓道来，以柔克刚：言辞中，他处处利于秦，然存郑却是利秦之出发点，正所谓句句护秦而字字存郑，实为言辞之典范。《左传》“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世亦未殆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真是值得我们去细揣摩，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