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剖析》及原型批评在批评学上的意义
2012-03-19 12:01阅读：
《批评的剖析》及原型批评在批评学上的意义
——《批评的剖析》读书笔记
摘 要：加拿大文工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部析》中提出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其历时态的演变规律的批评视野，有助于研究者从众多作品的差异性之中寻求到一种结构上的同一性和连贯性。我国已经有一些学者将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较为成功地引入文学批评领域。
关键词：弗莱；批评的剖析；神话—原型批评
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的文学批评专著《批评的剖析》（1957）[1]，被欧美学术界公认为“当代经典著作”。弗莱在该书《论辩式的前言》中，弗莱首先阐明了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探索一下关于文学批评的范围、理论、原则和技巧等种种问题”，并强调批评也是一种创造艺术，具有“从它所接触的艺术中独立出来的特性”，强调批评也是一门科学，它必须“基于整个文学的实际”，需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1]弗莱自己正是以《批评的剖析》实践了他的理论构想。他从西方文学传统出发，通过自古希腊神话和《圣经》直至当代的文学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与概括，构建起一个自足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书由论辩式前言、四篇相互关联的专论和探索性的结论组成。在《论辩式的前言》中弗莱首先为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辩护，他认为文学批评一方面是整个文理知识、文化或人文研究的基础的部分，它是可以“讲话”的，而其它的艺术都是沉默的[P1-4]，文学批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其次，弗莱提出应该到文学内部去为批评找到一个概念框架[P6]，强调“批评家也能够构造并居住在一个他自己概念的宇宙中（本文所有着重号由笔者所加）”[P14]。弗莱提出了构造这个概念框架的借鉴方式及其可行性，“像任何科学一样，这种归纳飞跃的第一个基本原理是对全部的连贯性（coherence）的假定。”[P20]“全部文学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套式的复合，这组套式（formulas）可以通过对原始文化的研究而获得。随后我们又意识到……这类原始的套式在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中不断重现，……我们开始想我们是否应
该认识到，文学不但随着时间的演进日益复杂化，而且可以就中找出中心点，批评就可以在这个中心点立足，并由此展开其概念的空间。”[P21]从这种基本思路出发，弗莱通过大量文本分析和精细的理论梳理，确立了以“神话—原型”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的理论框架。
弗莱第一篇论文《历史批评：模式理论》从历时的角度建构其“文学模式”理论。他把所有文学作品分为虚构型（fiction）和主题型（thematic）两类，需要注意其分类思想的辨证性，他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单纯虚构型的或单纯主题型的文学作品，……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一个虚构的方面和一个主题的方面”。[P35-36]对于所有的虚构型作品，他认为有两种倾向，一是让主人公和其社会结合的“喜剧”倾向，二是把主人公孤立起来的“悲剧”倾向。他提出的文学模式在喜剧倾向型和悲剧倾向型的虚构型作品中的呈现方式是一致的。弗莱的文学模式理论借鉴了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依据主人公水准来讨论作品种种区别的看法，认为虚构型作品可以根据主人公“行动的力量”的大小划分为五种文学模式：神话模式（myth），浪漫故事（romance），高模仿（high
mimetic），低模仿（low
mimetic），讽刺。[P3-5]在不同模式中的主人公的活动力量各有不同，这五种模式分别在悲剧型虚构作品和喜剧型虚构作品中按顺序循环。由此他强调，“欧洲的虚构作品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间，其重点一直沿着上述五项的顺序下移”[P5-6]。对于主题型作品，弗莱则运用其模式划分的理论来分析各种主题型作品的插曲型主题，譬如在神话模式中，他认为典型的插曲型产物是神谕，而浪漫故事的插曲型产物则被描述为意识边缘的主题等等。[P40-48]总体上，弗莱认为欧洲文学发展的形式框架（modes）呈环状运动结构，表现为五种基本模式分别在虚构型（又分为悲剧型虚构和喜剧型虚构）和主题型作品中周而复始地循环演变。
[P19]弗莱通过大量文本研究发现，在这种模式循环的过程中似乎总有一种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神话。神话成为分析不同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的重要元素。弗莱说：“顺着历史的顺序阅读作品，我们会发现可以把浪漫的、高模仿的和低模仿的模式看作一系列移位的神话，或者说是一系列情节套式（mythoi或plot-formulas）相继向与神话相对立的一极即真实转移，一直变为当代反讽样式，然后再开始往神话回流。”[P33]由此可以看出，弗莱的模式理论一方面具有一种文学整合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以神话的位移为循环发生的内在动力的观点。在第二篇论文中，弗莱几乎是水到渠成地把“神话相位”抬到中心的位置，以及第三篇充分深入地展开神话—原型象征理论的探讨，都是基于第一篇对“位移的神话”的功能的认识。事实上，原型批评的立足点就是“神话的位移”，其它的相关理论几乎全部建立在此之上。
第二篇论文《伦理批评：象征理论》提出了在不同关联域适用的象征理论。所谓象征（symbol），弗莱在《引论》中解释为“指的是任何可以被分离出来而为批评所注意的文学结构的单位。以某种特殊的参照方式加以运用的词、语或意象都是象征（参照就是象征通常所指的意思），它们是批评分析可以加以剖析的因素。”[P60]他认为，“按照这个定义，批评从总体上看将始于文学象征的系统化，而且很大程度上也由把这种文学象征加以系统化的工作所构成的。由此可见，其它词语必须被用来为不同类型的象征系统分类。”[P60]基于象征的多重意义的原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弗莱认为应该承认多义的原则，并试图进一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若干数量有限的有效的批评方法可以被一种单一的理论所容纳。”在弗莱的设想中，这一理论可以使批评者从不同的层面理解象征的意义，那个不同的层面，不带有等级特征，而是呈现为不同的“关联域”或“关系”，它就是“相位”。弗莱强调“最好不要单单只考虑一系列的意义，而且要考虑整个文学艺术作品可被置放于其中的一系列关联域或关系，每一个关联域（context）既有其自己的意义或思想，也有其独特的密托斯和依托斯。我称这些关联域或关系为‘相位’（phase）。”[P62]基于这种思想，弗莱认为批评应从文字相位、描述相位、形式相位、神话相位、总解相位等五个关联域来发掘象征系统的意义，每一个相位与某种批评程序以及某种文学有一种特别紧密的联系。弗莱认为文字和描述相位是作为母题和符号的象征，形式相位是作为意象的象征，神话相位是作为原型的象征，而总解相位是作为单体的象征。在这五个相位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他认为最适合于对文学进行本质意义分析的是第四个相位神话相位。在“神话相位”一节中，弗莱阐述了其原型批评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可以说我们的这第四个相位是把诗歌看成为文明的技巧之一。因此，它涉及诗歌的社会方面，涉及诗歌作为社会共有的焦点。在这个相位中的象征是可交流的单位，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原型（archetype）：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而且鉴于原型是可交流的象征，原型批评主要关注作为社会事实和交流模式的文学。通过研究程式和文类，这种批评试图把个别的诗篇纳入作为整体的诗歌体。”[P99]必须注意的是，弗莱在构建其文学理论时把心理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进行了移位，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弗莱说：“鉴于原型批评家关心仪式和梦，他们很可能会对当代人类学关于仪式的研究成果和当代心理学关于梦的研究成果感兴趣。特别是，弗雷泽在《金枝》中以素朴戏剧的仪式为基础所作的研究，荣格和荣格学派以朴素浪漫故事的梦为基础所作的研究，对原型批评家具有最直接的价值。”[P112]通过对人类学和精分析学派的原型理论的文学转化和运用，弗莱把一部作品构织成一个由意象组成的叙述表层结构和一个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原型的零乱提示去发掘作品的真正意义。弗莱提出其文学原型论，是基于对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的思考。他试图用原型理论来描绘西方文学发展中基本的结构原则的规律。但他认为，这种论述不能简单地套用人类学或心理学的原型理论，而必须从文学自身内部的结构要素出发来描述和推导。文学中的结构原则，应从神话原型和宗教解释中引申出来。他以普遍意象“海”和“森林”以及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传统为例，对其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论证。[P99-100]他强调，“我们只要抓住一首程式化的诗篇，然后追究其伸展进文学的其它部分中的原型，就可以把握一种整个的文理知识。”[P100-101]弗莱以此预言，“原型批评有其广阔的天地，我这是指把那种如今只限于在民间故事和民谣领域内进行的比较的和形态学的研究扩展到其余的文学中去的可能性。”[P106]这正是原型批评的意义及价值所在。
第三篇论文《原型批评：神话理论》是对第二篇论文提出的象征理论之意象相位、神话相位和总解相位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入。在引论中，弗莱认为，“文学的结构原则要得自原型批评和总解批评，因为这两者为整体的文学提供了范围更广阔的关联域。”[P147]为了获得对“原型组织结构”更全面的观测，弗莱提出了著名的“向后站”的批评视角，以观赏绘画为例，他说，“我们越往后站，那么我们就越能意识到它的组织结构。……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许常需要从诗歌‘向后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组织。”[P156]由于文学的结构原则同神话和比较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弗莱以希腊神话和《圣经》的象征系统来描述文学原型的基本特征，从大量古代神话故事及其在不同模式的作品中的种种置换变形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中，得到了文学中神话和原型象征的三种组织形式，“首先，文学中存在着非移用的神话，这种神话通常是关于神祗或魔鬼的，……我们把这两种形式的隐喻结构分别称为神启示的和魔怪式的。其次，是我们称为浪漫性的一般的结构倾向，它所暗示的含蓄的神话定式是处于与人类经验更接近的世界里。第三，我们有‘现实主义’结构倾向……，它强调故事的内容和表现，而忽视故事的形式。富于反讽色彩的文学始于现实主义，然后转向神话……”[P155-156]在这三个神话和原型象征的组织形式中，“神话可谓文学构思的一个极端，自然主义则是另一个极端，而在两者之间是浪漫故事之广大的区域。”[P151]三个模式中，后两个均为对前一模式的“置换变形”，从神话，到浪漫故事，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演进线索按比喻的结构原则贯穿其间，即由隐喻，到明喻，到不明显的明喻，而这一贯穿线索中，其基本的动力是原型模式的不断置换变形。以此为基础，弗莱在以下三节中，充分论述了神话原型的意义理论，由神话的两个对立的隐喻世界出发，推导出五种原型的意象结构，即神启意象（apocalyptic
imagery）[P159]、魔怪意象（demonic
imagery）[P167]、天真类比的意象（analogy of
innocence）[P174]，自然和理性类比的意象（analogy of nature
and reason）[P178]和经验类比的意象（analogy of
experience）[P178]。前两种意象直接来源于非移用的神话的两个隐喻世界，分别对应于宗教中的天堂和地狱；后三种意象由前两种类比推演出来，根据它们趋向于理想或现实的不同程度而且分别对应于浪漫故事、高模仿和低模仿。弗莱的考察结果是文学的结构是神话模式的展开与置换变形。不同类型的文学构成“一个中心的，统一的神话”的不同方面，而在各类文学的具体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原型和模式。通过梳理，他把整部西方文学发展史描述为原型象征意象不断置换更替的，有规律的演进过程。可见，弗莱所谓的“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较稳定的结构单位，它们以意象、主题、人物、情景等多种形态，在不同时代、体裁的作品中作为象征或象征群反复呈现，形成并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并借助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使大多数人依靠约定俗成而得到理解。这与弗雷泽、荣格等人所说的原型已有了很大区别，是完成了文学移位的原型。这种经过了文学移位的原型，是弗莱独创的文学史观念的理论基础。
弗莱在第三篇中还阐述了叙述结构理论。他在五个原型意象结构的静态分析中概括出七个意象范畴，对七个范畴分别从叙述的动态转换角度，分析了它们的循环运动特征，这七个范畴分别是神明世界、天体中的发光世界、人类世界、动物世界、植物世界、文明社会、水的象征。在分析了七个文学意象和范畴中的循环运动方式后，进一步归纳出它们共同的循环特征，即“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如一年中分四季，一日分四个时辰，水的四形态，人生四阶段，西方文化四阶段等，并认为这是整个宇宙的循环形式。他得出了四个“比一般的文学体裁更为广泛，而且在逻辑上先于体裁的文学叙述范畴，”即“传奇的、悲剧的、喜剧的、反讽和嘲弄的”，反讽和嘲弄的属于经验文学要素，代替“现实主义”一词，弗莱称四个范畴为四种“叙述程式”（Mythoi），它们分别对应和代表着神话（原型）运动的方向，喜剧对应于春天，述说英雄的诞生或复活；传奇对应于夏天，叙述英雄的成长和胜利；悲剧对应于秋天，讲述英雄的失败或死亡；反讽对应于冬天，叙说英雄死后的世界。其中，喜剧和传奇是向上运动，悲剧和反讽是向下运动，反讽至极又会出现喜剧色彩，冬天又会转到春天，它们连在一起构成由春至冬又回到春的循环往复运动，四个叙述程式范畴被内入了共时性循环运动的框架。弗莱批评理论的系统性由此可见，但这种叙述结构理论无疑又显得十分机械。
在第四篇论文《修辞批评：文类理论》里，弗莱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亚里斯多德所列举的构成诗的六个成分中的另外三个：韵律（melos）、词藻（lexis）和场景（opsis）。这是弗莱原型理论的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研究者通常把它给忽略了。事实上，第三篇论文是对第二篇论文之形式相位、神话相位和总解相位的展开，而第四篇则是文字相位和描述相位的展开。在本篇《引言》中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审视文学的这第二方面或者修辞方面。它是使我们回到叙事和意义的‘文字’（literal）层次的一个方面……”[Ｐ304-305]他说，“可以把文学描述为语法和逻辑的修辞组织。文学形式大部分特点，如押韵、头韵、韵律、对照平衡、运用事例，也都是修辞手段。”[P306]弗莱同时又认为，诗人的创造力表现为具有包容性的形式，这种创造力是由主题、意象、格律等等组成的复合体。关于主题和意象的选择，弗莱已在前一篇中涉及了，剩下的任务就是进一步讨论文类和使文类成为整体的格律。[P307]在本篇前面四节内容中，弗莱以大量文本的具体分析为例，深入探讨了使不同文类（这里包括口传史诗、散文、戏剧、抒情诗）成为一个整体的修辞规律，口传史诗是循环节奏，散文是连续节奏，戏剧是合式节奏、抒情诗是联想节奏，重要的是弗莱在探索这些修辞规律时，并非是纯形式的探讨，而是使韵律、词藻、辞语定式的规律都指向意义，譬如他在分析口传史诗的循环节奏时就说：“音乐的词藻更适合于怪诞和恐怖，或适用于抨击和诋毁。”[P324]文类分析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不同文类的形式规律的探讨，在本篇后五节中，弗莱视野极为宽阔地对不同文类的程式（包括戏剧的、抒情诗和口传史诗的、散文虚构作品的、特定的百科全书型的、非文学散文的）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在每项种文类的分析中都保持着原型象征批评的意图，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围绕原型置换的思路在认识不同文类的程式。只不过是从形式规律的角度在探讨罢了。
总之，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其历时态的演变规律的批评视野，有助于研究者从众多作品的差异性之中寻求到一种结构上的同一性和连贯性，其象征系统的相位理论，为研究设想了一种从不同层面研究文学原型的象征意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由于其研究立足于文学模式的大观念，使用这种理论进行原型批评很容易导致把某种结构、模式或原型教条化，而且对于不在这种模式框架或原型结构内的作品，它就可能失去理论力量，譬如对于写实类的作品，这种批评方法的适用性就显得差强人意了。另外，弗莱的原型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神话的移位与原型的置换而形成，它们都是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这在一方面确实为文学批评打开了新视角，使文学批评得以进入到更深远的人类文化和心理背景中去进行，但是，这种观点把人类的一切非原始的经验排除在外了，与人类的新的经验相关的作品也就不可能进入原型批评的理论视野了。再次，弗莱在该书中体现出的循环论思想，虽然揭示出文学发展的一定的规律，但由于它是一种自我封闭式的文学内部的循环理论而非螺旋式上升的循环理论，无形中取消了文学及批评指向未来的可能性。最后，对于受宗教神话影响较深的西方文学而言，弗莱建构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有着很大的适用性，但是，对于缺乏系统的神话背景和宗教背景的其它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例如中国文学来说，纯粹的原型批评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在中国，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母题而非原型上。
然而，作为一种自足的、转向文学内部研究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我们的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正如弗莱在该书的《探索性的结论》中提出的那样，“现有的批评纲领已经足够有效的了。本书无意抨击任何一种批评方法，只要它的课题是明确的：本书所要推倒的是这些方法之间的围栅。”[P448]“批评的任务之一是发现作品的功能，……要在新的关联域内对其功能进行再创造。”[P454]推倒方法之间的围栅，在新的关联域内进行再创造，这种开放的批评思想鼓励起我们对原型批评“拿来”进行改造的勇气。中国虽然缺乏更为完整的神话体系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是中国的神话故事是以其它的形式转移了的，其讲述故事的最简单的结构以母题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神话故事中的形象也转变为意象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呈现，找出它们呈现的规律，从而挖掘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正是对弗莱的原型理论进行中国化的途径。经过改造的原型理论，有可能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事实上，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将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成功地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例如郑振铎的《玄鸟篇》，闻一多的《说鱼》就是成功之作。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未能深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原型批评的理论探讨才重新获得重视，叶舒宪先生于1987年编译了《神话——原型批评》一书，中国文学批评界从此开始了对原型批评进行理论改造的“中国化”进程，与这种理论改造同步，批评实践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原型批评在中国的使命并未完结，相反，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如果得到进一步改造和充实，它还大有用武之地。
注释：
[1]
[加]诺思洛普·弗莱著《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引用原文处皆出于此版本，只注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