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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古渡与走西口贾学平/搜集整理

2023-10-22 12:31阅读:
西口古渡与走西口
贾学平/搜集整理
西口古渡与走西口贾学平/搜集整理

西口古渡
西口古渡,位于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城水西门和内长城之外,黄河东岸之上。沿岸巨石垒砌,顺河而下百余米长。河面宽约三里,彼岸右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渡,左是陕西省府谷县之大汕渡,当为出河套之进口。西口古渡本名水西门渡口,历史上可追溯至汉。据旧志载,汉桓帝时有大贾资金行至此死,津长埋之。其子寻父至此,津长悉以金还之,帝闻之曰,君子也,遂名“君子津”。 西口古渡位于黄河东岸之上。沿岸巨石垒砌,顺河而下百余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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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
彼岸右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渡,左是陕西省府谷县之大汕渡,当为出河套之进口。西口古渡本名水西门渡口,历史上可追溯至汉。据旧志载,汉桓帝时有大贾资金行至此死,津长埋之。其子寻父至此,津长悉以金还之,帝闻之曰
,君子也,遂名“君子津”。隋唐一直沿用。宋庆历间曾设榷场,直接与契丹、辽、夏进行通商贸易活动,为时所重,极为繁华。金大定间东胜州在此设宣差,总管鹰坊打捕渡河船只河道等事务。元明清以来,经济贸易更为频繁,西接宁夏陇右,北通阴山草地。清圣祖康熙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淮河民垦蒙古地。其时水旱码头,丝绸之路,商贾辐辏,渡河船只云集,五方杂处,兵民繁错,万家烟火于斯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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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历史
渡口有禹王庙(俗称河神庙),创建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位于西口古渡之中段,坐东面河,平面布局为长方形。主体建筑正殿及抱厅,附属建筑戏台,其结构形制相仿,斗拱为五铺作双下昂。
据道光十三年(1833)禹王庙重修碑记云:“河邑自建其庙宇,斯土居民饮撰久蒙其泽,黄河之水自东北而下,狂澜之发而无泛滥之忧,成胜境矣。”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为祭祀日,七月十五日为古庙会日。当晚夜幕中会首棹船于河中,投放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于水中,以求神禹一年之保佑。古会期间,禹王庙张灯结彩,香客成千上万,盛况空前。蒙陕毗邻边民一衣带水摆船而来。山门外戏楼锣鼓喧天声遏三省。凭栏临风,右挹塞外鄂尔多斯大漠之风,左盼陕北大汕之古渡,迢迢千里丝绸路,不禁发思古之幽情,缅想汉桓帝时之君子津。“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惟栏外白云悠悠,黄水滔滔,逐鹿台巍然在望。
号称雄关古塞。西口古渡和禹王庙墨彩纷呈,与蒙陕隔河相望,素以鸡鸣三省而闻名遐迩,吸引来中外游人,成为塞北一大人文自然景观
新中国诞生后,晋、蒙、陕边地交通发展很快,从60年代起,河曲人走河套到宁夏不复徒步。然而沿河西边墙(指明长城)跋涉二千里丝绸之路的日子,毕竟成为历史,留给我们以无尽的遐想。


西口古渡与走西口贾学平/搜集整理
走西口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历史背景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具体含义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走出山西杀虎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社会价值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2]
移民活动
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是指黄河渡口“西口”,山西二人台《走西口》中明确说到走西口路线,晋西北的河曲等地渡过黄河“西口”,从陕北府谷(古城),走入内蒙。后来“西口”指长城口,由于“走西口”的人群极为庞大而繁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确切所指其实并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实际上也泛指秦晋各地至内蒙的各个通道隘口。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及至明清时代,因地狭人稠,加上天灾频临,不少下层民众荡析离居,动辄流移。而自地理环境视之,晋、陕北部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当地人出于各种需要,主动招募内地民人垦种,而清朝政府则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逐渐放宽政策,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于是,晋、陕民众遂呼朋引类,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上述诸种因素的合力,遂导致了清初至民国时期,“走西口”之风愈煽愈炽。
经济文化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以来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所谓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雁门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为山西冲要三关之冠。归化亦即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归化为商贾辐辏之地,对于山西经济的影响极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发生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归化一带发生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当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极大的依存度。
而对口外蒙古地区而言,内地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将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而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则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譬如蒙汉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汉族的信天游、山歌、蒙古族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状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孙玉莲,与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离开爱妻,外出走西口。该剧刻画了一对被迫分离的恩爱夫妻,在离别之际凄苦缠绵的情景。《走西口》剧种的流行很广,所见,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涵义一样,《走西口》主人公玉莲的籍贯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陕西的《走西口》,就说孙玉莲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在《走西口》中,对情爱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咛万嘱咐,让“哥哥”记住眼前的土窑洞、热炕头,牵肠挂肚又无可奈何的温柔与烦躁,伴随着起伏跌宕的音乐旋律,穿越了时空,闻之令人动容。这首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将男女至爱、离情别绪与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揭开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饱含着时代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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