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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厦门】玉屏书院：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2016-02-12 15: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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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玉屏书院

【走读厦门】玉屏书院：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图 1：玉屏书院图（来源：《道光厦门志》）
玉屏书院得名于玉屏山。
玉屏山位于厦门城东。山有巨石，“屹立如削，晶莹可爱”，其状如屏风，故名。明万历间自号“石痴”的岛上名士林懋时，于山间开挖石穴，山之东北麓有“稜层洞”，西南麓则有“宛在洞”。后人又在山间陆续建庙，东北麓即为“虎溪岩”，西南麓即为“白鹿洞”。并有“虎溪夜月”、“白鹿含烟”之胜景传世。
山以虎、鹿为名，无不显古人“追星”癖好。东晋时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大师，深藏山间，送客散步，绝不越过溪，否则有虎啸警示。一日陶渊明偕道士陆修静来访，释道儒三教交洽无嫌，其乐融融。别时不觉谈过虎溪桥，闻虎啸，三人恍然大笑止步，遂有“虎溪三笑”之典。厦岛远离庐山，而山名以“虎溪”，寺称以“东林”，洞藏猛虎塑像，岩镌“三笑”石刻。可知
慕庐山名之甚。而白鹿洞，则牵扯至南宋大儒朱熹。朱熹为官江西，曾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又是亲订学规，置田建屋；又是延聘名师，充实图书，并莅临讲学，问疑解难。书院遂扬名天下。同安为朱熹首簿之地，厦岛又是夫子过化之区，后世士大夫对此位先哲自然感激得紧。如此别样之情，便在玉屏山间催生出旷日持久的释儒争地之战。
明时玉屏山麓设有义学，后毁于清初的“迁界”。康熙33年（1694年），威略将军吴英为水师提督，兴学倡教。在山间建造文昌殿、萃文亭，增置学舍为教学之所。不久，学堂渐虚。康熙44年（1705年），苇老和尚借此地创建白鹿洞佛宇。
康熙58年（1719年），户部郎中雅奇任职海关，“仍设义学于其中”，并捐资修“集德堂”。这一时期释儒共济一堂，“前之旧宇与僧梵修课诵，后之新堂与诸士子会文”。并“塑菩萨以普济群黎，文昌以呵护人文，朱子以敦厚风化”，使之既“有益于人”，又“有光于神”（雅奇《集德堂碑记》）。又向漳州垣泥乡购买水田若干亩用作学田，收获供士子学习之需。不久，学宫又“生徒寥落”，僧人遂占有屋舍，学田租税也被寺庙占作香火之资，学舍也借外人作为寓所。

【走读厦门】玉屏书院：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图 2：乾隆辛未年白瀛题匾
乾隆16年（1751年），南澳总兵倪鸿范代理水师提督，偕兴泉永道白瀛、海防厅许逢元，召集乡绅名士黄日纪、林翼池等人共谋兴学。于是驱逐僧徒，迁走佛像，拆毁殿宇，扩建楼舍。“左为文昌殿，右为讲堂”，“上为集德堂，新朱子之像而祀焉。东偏为仙真祠宇，增而新之；西架萃文亭，中植魁星碑，巍然高踞，俯视一切。由亭而下，迥廊斋庑用舍，师徒庖湢厩库，无不备具”。因讲堂之后，有“巨石屹立如削”，故命名玉屏书院。时人有诗赞道：
玉屏书院倚城开，扫尽前年旧劫灰。
柏署真逢骢马至，将军忽驻彩旌来。
雨润玉笋凌霄汉，云鱣护堂彻斗魁。
孤岛虽悬沧溟外，海邱从此尽奇才。
“海邱”即海瑞和邱浚，合称“海南双璧”。言下有此书院，海岛此后尽出济世奇才。
玉屏书院的兴办无疑是岛上的一大盛事。当时在书院任事的张锡麟以《二月二十日阖岛绅士恭迎朱子大像进院敬赋》记录了其时之盛况：
雨霁崇朝信有神，百年遗像迓兹辰。
冠裳肃穆存儒素，奇遇冲和俨笑嚬。
凤历正颁黄道日，雷车初净六街尘。
花明紫陌香烟绕，柳拂芳洲綵仗新。
十里笙歌喧晓骑，一方珠履拥雕轮。
共知海国斯文振，尤喜山陬夙志伸。
蔼蔼晴云瞻北郭，瞳瞳瑞旭指东闉。
祠门辟处欢声沸，祀事还同泗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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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旧日白鹿洞的朱熹像（来源：“西洋文化与鼓浪屿”照片展）
在此期间，张锡麟又有《二月祠日玉屏书院释奠朱子恭纪》、《八月四日玉屏书院释奠朱子即事恭纪》等长诗，记录书院的朱子祭典。明清时的厦门仅是同安县的一个辖区，按例不能设孔庙。文人士绅便将文运寄托给与厦门颇有渊源的朱老夫子。书院的“集德堂”也做朱子的祭奠场所，故又称“朱子祠”。朱熹奉祀一直沿袭至民国。如今白鹿洞祖堂后岩石上存有一幅民国6年（1917年）的捐款石刻，题为《重建白鹿洞朱子楼记》。捐款发起人为厦门商会会长叶崇禄，捐款人中有林尔嘉、黄秀烺等商界名流。其序曰：
鹿洞之名沿于宋之子，朱子为讲学之所，天下宗之。厦之白鹿洞旧有楼，亦祀紫阳于其中，厦旧隶于同，乃其过化地，祀之者宜也。楼久圮，后建为室三楹，以仍祀紫阳，亦不忘所自始之义。乙卯厦（夏）梁栋垂颓折，复有将塌之患。禄思廓而大之，去室后巨石，重建一楼，以复旧观，存古迹。我厦人亦得于春秋佳日，游息其中。是又隐寓公园之意也。按志洞于明时与虎溪岩为一，大观楼、宛在洞、接因亭诸胜皆湮没不可考。然登临纵目，则鹭江如带，樯帆往来，历历可数，市廛庐舍，栉比鳞次，收于一览，亦厦中之名胜地也。斯楼之成，又恶可缓哉？希同人各题巨款，山川有灵，应喜为之生色矣。是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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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位于白鹿洞祖堂后的《重建白鹿洞朱子楼记》石刻
自然佳景有人文胜境相辅，玉屏山、白鹿洞自然为人所称道。其“鹭江如带，樯帆往来，历历可数，市廛庐舍，栉比鳞次，收于一览”的景况，在大诗人赵翼的诗中也被提及。乾隆52年（1787年）赵翼因台湾林爽文乱，随闽浙总督李侍尧寓厦，曾寄居玉屏书院近一年，有《移寓玉屏书院作》一诗为证：
武夷游未成，先遍鹭门境。
涵园住连旬，复迁玉屏岭。
楼阁依岩转，屈盘斜不整。
聊喜占地高，立脚万人顶。
俯瞰爨烟浮，了了见闾井。
百雉难目遮，四山与身等。
苍茫浔尾海，一掬水在皿。
斋前榕三株，密叶蔽日景。
林木何与人，爱此浓绿影。
披襟得晏坐，豁落意界迥。
已觉炎瘴消，转嫌风力猛。
离地才几丈，便逼霄汉冷。
始知天非高，再上头必打。
夜深灯火明，蠡壳映窗耿。
下方遥望处，疑有红妆靓。
谁知白发翁，摊书寸烛炳。
远观沧溟如水在皿，俯瞰市井炊烟缭绕，绝非坐于厦门城中所能见。风高天冷，头与天齐，也只有绝高处才能品味。其实，在赵翼之前本土诗人也有过类似描写。如叶廷梅的“万井迷濛烟火市，半窗缥渺小云乡”，薛起凤的“一迳烟霞通鸟道，千家楼阁类蜂房”，都是登玉屏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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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世纪末从白鹿洞俯瞰厦门一隅（来源：《画说厦门》）
薛起凤与张锡麟等相友善，结为“云洲诗社”，号“云洲八子”。一干人等时常“登临山水，唱和无虚日，岛中称风雅焉”。虎溪岩、白鹿洞底蕴十足，自然时作登临。诗社虽盛，却总有风流云散的一天，诗社中人林遇青后来有诗《玉屏山书院寄怀诸同志》：
老榕盘郁玉屏里，金风瑟瑟空中起。
非帘入户不可当，感旧怀人独隐几。
忆昔初开绛帐时，二月晴和遍红紫。
良朋共入春风座，担囊负笈兼遐迩。
讲堂济济列诸生，执经辨难穷至理。
诵歌鼓箧互相闻，子夜灯光透纸窗。
梧桐叶落秋风来，百卉摧残从此始。
萧萧气象难为情，旅客束装归故里。
自春徂秋曾几何，庭院无人凉似水。
空阶伫立久怅望，顾影徘徊惟一己。
闲步偶到萃文亭，遥见夕阳在山耳。
云根屹立存瘦骨，霜叶如霞红彻底。
忽见飞鸿天际去，叮咛为报同学子。
双丸跳转逝难留，应念门墙培桃李。
双丸（日月）跳转，物换星移。时至今日，山中书院的痕迹大部业已消逝，幸有重修朱子楼石刻还在。石刻不远的高处有双石，如屏风直立，亦留有石刻：“亦庐”、“鹿洞书声”。前者为光绪时期本土书法家、谜坛长老柯荣试（字硕士）所题，后者为民国初年浙江临海人、军旅书画家朱以德所书。在往上另有民国23年厦门工务局局长杨廷玉摹仿朱熹笔迹，题写的“天风海涛”。总算留下一点往日的记忆。
当道光4年（1824年），僧人逊修集资“换柱托梁”，“添碑补壁”，重修白鹿洞大观楼的时候，白鹿洞的释儒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在道光19年（1839年）刊行的《厦门志》中，也言明玉屏书院在“城内东北隅”。其址位于玉屏山山脚，属“靖山头”地界。而靖山头之名，源于“上山头”方言中“上”与“靖”近音，因而雅化（至今仍有靖山路），此处即为玉屏山上山起始处。书院所择地址，原名“仙殿”，即是占卦扶乩的“卖诗店”。清初有人经柳仙柳真人指点而母子团圆，为答谢真人择地建祠，真人降乩择地于此。数次扶乩，真人只选择偏东小屋，而留中殿供祀观音大士。成了书院之后，中殿也就成了奉祀朱子的“集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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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白鹿洞题刻
从乾隆末年到道光时期，书院有过几次的内部整顿。乾隆53年（1788年），兴泉永道道尹胡世铨莅任，见书院董理所任非人，“几致经费无著”。于是令厦防同知黄奠邦“清查追比，革除积弊，重定章程”，并将朱熹的《白鹿洞学规》和当朝宰相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桂林人）的《学约》十则，与书院章程一同刊印成册，以约束学子。朱子的“学规”包含了人们熟知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以及种种修身、处事、接物之要。陈宏谋的“学约”，则有“立志向”、“明义利”、“立诚敬”、“敦实行”、“培仁心”、“严克治”、“重师友”、“立课程”、“读经史”、“正文体”十项。另选董事、斋长，规定院长的薪酬、学生的津贴、奖学金；并委派石浔司巡检监理书院，“稽查出入，专司收发”；又捐资购置经史子集和“九通”（唐《通典》、宋《通志》、元《文献通考》，以及清代《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等书籍万余册，“存贮书院，编号记簿，以备披阅”。
嘉庆18年（1813年），多麟代任道尹，查见书院“因费用浮滥，厅胥挪移，亏银一千两，书籍散失”，便饬令厦防厅予以清厘。叶绍棻、薛凝度二任同知又先后劝捐，所得款项除用于修理书院外，交典当行生息。嘉庆19年（1814年）接任道尹的觉罗庆善又重定章程，并对学生的膏火银（助学金）等和教学常规加以改革，如“禁止抽卷私出”，“除逐期翻考（随堂考）之习”。
不过书院的最大变化还要在周凯任上。道光11年（1831年），周凯莅任兴泉永道道尹，见“其屋敝漏不能栖”，原有积蓄六千金，也已耗尽。书院每月仅有两次课程应付，等同虚设。周凯曾建议另谋地再建，但“绅士狃（拘泥）于择地之说，终无成”。到了道光15年（1835年）春，书院董事请求重修屋舍，周凯许之。于是会同提督陈化成带头捐资，“士绅踊跃”。此次的书院重修，周凯采用“各捐各修法”，即谁捐款谁负责。新法减少书吏经手环节，避免中间克扣，保证工程质量。三月后竣工。此时的书院规模，中间为文昌殿，“由殿而东为御山阁、崇德堂、潄芳斋、芝兰室、卖诗店，殿后为朱子祠，亦曰集德堂。祠西为萃文亭、三台阁、静明轩、仿胡斋，下为讲堂。皆书院斋舍及游览处也”。内部管理，则选举公正者负责出纳，将官府所得民间罚款充实书院金库。书院由此日渐恢复。周凯又时常“至院与诸生讲习，诸生住院者数十人，弦歌不绝。公兼授古文义法，于是厦门有古文之学”。厦门士民感周公“教养之成，足垂久远”，将书院的崇德堂设为周凯生祠。
道光16年，周凯延聘高澍然（雨农）为书院山长。高澍然，光泽人，为闽中古文大家，周凯誉为“今之宗匠”。“方三月，士皆知古学。受业者日益众，学舍亟不能容”（《民国厦门市志》）。日后成名的吕世宜（金石家）、林树梅（诗人）、林焜熿（方志家）、叶化成（书画家）都是此时的门生。林树梅有诗称道书院：
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师门笑我闲桃李，曾向春风沐浴来。
这大概是玉屏书院最黄金的时代。是年六月望日，诸生长吕世宜率同学十一人在书院崇德堂举办夜宴，招待周高两先生，“各举所知相启发。诸生欣欣然，多会悟意。饮酒乐甚”（周凯《玉屏书院夜宴记》）。宴后，周凯嘱门人作画以记之。画成，周凯题跋曰：
书院在厦门城东南隅玉屏山，予隅绅士新之，不数月而成。延光泽高雨农舍人主讲，舍人博学善文，为世所宗，与予为故交，士子鼓箧（背负行李）以从者，院无虚舍。丙申六月之望，诸生夜宴，舍人与予崇德堂皆各有记，谓厦岛二百年来无是盛也。今予将东渡，爰属门下士黄荆山作十二图以纪胜。道光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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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玉屏夜宴”（《闽南纪胜十二景》）
席终人散。是年八月二十日，周凯奉命调任台湾，高澍然亦请辞，“诸生远送，有泣下者”（《民国厦门市志》）。道光17年（1837年），周凯卒于台湾任上。厦人为之悲悼，有《公祭周芸皋先生文》，其中言及书院事：
玉屏书院，在城东隅。
榱崩栋折，庭宇荒芜。
公以廉倡，人争乐输。
乃穹其宫，乃葺其庐。
公为作记，教与戒俱。
士为端士，儒为真儒。
其时高公，以古自命。
公谓诸生：今之人镜。
延以为师，既忠且敬。
宾嘉主贤，一孔一郑。
循循善诱，文学德行。
数十年来，于斯为盛！
光绪31年（1905年）废除科举，书院随之停办。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光绪32年4月4日，在玉屏书院的旧址上开办了新的学校，名曰“官立厦门中学堂”。
【走读厦门】玉屏书院：广厦千间亦壮哉，玉屏还为育英才
图 8：玉屏书院碑亭
【注】引文主要见《道光厦门志》之分略志、艺文志及列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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