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旧址”
图 1：大北旧照（陈亚元提供）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鍼应邀赴美。新大陆的异邦文明洗眼洗脑，给了这厦门学子极大的刺激，其中就有现代的光声电技术。林鍼在《西海纪游草》中用“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 [1]
图 1：大北旧照（陈亚元提供）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鍼应邀赴美。新大陆的异邦文明洗眼洗脑，给了这厦门学子极大的刺激，其中就有现代的光声电技术。林鍼在《西海纪游草》中用“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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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说电报的迅捷便利。对此，他还有更具体的解说：
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 [2]
几根木杆，数条铁线，就能让消息驿传千里，顷刻知之。1844年新鲜问世的有线电报，为新派的中土人士打开了一扇大窗。台湾雾峰林家林朝崧曰：
通信遐荒顷刻间，泰西电学盖区寰。
铁绳横海神龙避，铜线传声驿马闲。
问答全非凭笔墨，往来似不隔河山。
钟杯路管工夫巧，从此欧洲有鲁班。 [3]
图 2：大北旧址
有限电报的成功，对感振奋的是寓居中国的西洋人，“虑中国舟车迟滞，欲以外国之铜线诸法试行于中国”。但提议甫出，立遭中方反对。同治九年（1870年）英国使臣威妥玛变通一法，提议将原先电线的陆路明设，改为海底暗设，“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各海口水底暗设铜线，通至上海”。电报线的“线端一头在船只内安放，即在湾船埠口海面停泊”，不登陆上岸，不影响民生，而且“安线之处如有民人损伤，地方官无须追偿修费”。 [4] 这单生意，看来不好拒绝。
同治帝明白中国“内洋外洋绵亘数万里，轮船往来，络绎不绝。倘伊不告中国，暗设铜线，势亦无从禁止”。既然洋人有此许诺，就不如从之。自然同治也不傻，他告诉臣下，“洋人得步进步，诡谲万端。经此次允办之后，难保不藉端扩充。由海而江，由江而河，由河而陆，骎骎乎渐入内地，不可不豫为之防”。他饬令通商大臣和沿海各督抚，督促各级地方官吏“先事豫筹，严密稽察。遇有洋人安设通线之处，止准在沿海洋面水底。其线端止准在船只内安设，即在沿海埠口向来停泊各洋船码头之外近海处所停泊。倘有将线端牵引上岸不遵定章办理者，即照会领事官立时查禁，以杜将来流弊，而绝他国效尤之渐”。 [5]
同治帝金口一松，英国“大东”、丹麦“大北”立马行动开来。同治十年（1870年）大北公司在鼓浪屿岛上设立分公司，以之作为沪港海线的中间站。报称：
电线之通信息，至便且速。向者，中国通电线之处，唯上海与广东耳。今闻上海电信公司方，在福建厦门地方分设公司。将由厦门海底走外国之电线，以小线连接引之厦门。不数月间，申浦榕城数千里之远，顷刻可通消息。固可不必藉鱼鳞雁足之劳矣，岂不美哉。 [6]
图 3：大北外景
大北电报公司，冠名“丹国”，却是跨国经营，多家合股：
大北电报公司是丹麦国际电报公司在中国开设电信公司使用的名称。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三家组成，总公司设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股东绝大部分是英国的资本家和沙俄的皇室。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大北电报公司名义来华开业，敷设香港—上海、上海—长崎、长崎—海参崴海底电缆。同年5月，大北公司与英商中国海底电报公司（英商大东电报公司的前身）订立合同，划分双方在中国经营电报业务的势力范围，议定：大北公司的水陆电报线，不能延伸到香港以南，中国海底电报公司的水陆电报线，不得延伸到上海以北，上海、香港间定为双方共同营业的区域：大北公司可以先在沪港间独自设一水线，中途在厦门、汕头登陆，此线收入，由该两公司平分。 [7]
不出同治所料，大北公司并不安分。安设鼓浪屿海线时，“私将线端登岸，由水沟引入洋楼。我国屡与交涉，令其拆除，未经照办”。英国的大东公司有样学样，“在福州口安设海线，欲引线端至川石山登岸。我国阻之，则以大北鼓浪屿线为词”。 [8]
图 4：大北一角
安设在海中的电报线，叫“海线”“水线”；架设在陆上的，叫“陆线”。看着海线好使，闽省的新派人物很快也有了安设陆线的想法。《申报》探听得消息：“顷闻福建督宪，已延上海电线公司主人带同本公司船名“亚士德”，装载电线迅赴福省。……或欲在厦门、福州之间，于陆路另悬设电线”。而此事“于台湾军务颇相维系”，如果成功，那么“福建总督衙门与上海一隅，可顷刻之前互相通达。其有益于军机大事，岂浅鲜哉”。 [9]
同治十三年（1974年），日人借“牡丹社事件”欲兵犯台湾。军情紧迫，御史大夫沈葆桢呼吁朝廷，“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建议开设有线电报，“由福州陆路至厦门，由厦门水路至台湾”。同治帝允准所请，“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并确定“所有福建设立电线均归中国自办，一切费用官为筹给”。 [10]
图 5：大北走廊
经费中国官方筹办，但工程还须洋人代劳。福建通商总局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议定，由大北承造福厦电线，中方付给工程款银洋15万4千5百元，分期付清。消息传出，在闽洋人皆大欢喜，“寄居闽地各西商皆切盼其早日竣工，不胜延颈企踵之至。因欧洲电线业已通至厦门，今更由厦门直达福州，则该西商等有事邮传者，霎时间而音信已径抵欧洲矣，岂不深喜其便捷哉”。 [11]
福厦民人大多却不乐见其成。福州传来消息：
福建设立电线事，近日经屡次出难。兹据本月十三日之新报，则民人已大滋事，将电信公司所设之电线及每三十里路所分设之西房尽为拆毁，又乘便抢去电线，而与西工用武。幸西工虽身畔带有火器，亦耐心相让，以故彼此无性命之虞云。于是西报论之谓，乡民滋事，实由官员所使。盖民人皆声称官员经准其抢电线，各科作也。然此言无乃太冤乎？ [12]
厦门传出的消息是：
厦门新造电线突被民间毁断，且有谣言，谓毁折电线之民人有官所使，却未知其实否，但无论有官所使否，终恐因此滋生事端。 [13]
而各级官吏反对者更不乏其人，其中工科给事中陈彝最为代表，其有奏章曰：
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事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 [14]
北边的俄国人，也趁势搅局。早先，俄人要求从自家通商口岸拉条电线直达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否决之，却承诺“日后中国内地有设立电线之举，则贵国之请，本国唯命是听”。如今，丹麦大北竟独享福厦电线好处，俄人何曾肯服，遂照会总理衙门，“既准丹国公司在中国内地设立电线，则敝国之前所请料想无复有延缓”。话虽委婉，但内中杀气总理衙门自然明白。于是一面装糊涂道，“若果有其事，则为福建总督擅专”；一面通知地方，“此举断不可行，且重责以专行之咎”。 [15] 福厦工程就此搁浅了。
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 [2]
几根木杆，数条铁线，就能让消息驿传千里，顷刻知之。1844年新鲜问世的有线电报，为新派的中土人士打开了一扇大窗。台湾雾峰林家林朝崧曰：
通信遐荒顷刻间，泰西电学盖区寰。
铁绳横海神龙避，铜线传声驿马闲。
问答全非凭笔墨，往来似不隔河山。
钟杯路管工夫巧，从此欧洲有鲁班。 [3]
图 2：大北旧址
有限电报的成功，对感振奋的是寓居中国的西洋人，“虑中国舟车迟滞，欲以外国之铜线诸法试行于中国”。但提议甫出，立遭中方反对。同治九年（1870年）英国使臣威妥玛变通一法，提议将原先电线的陆路明设，改为海底暗设，“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各海口水底暗设铜线，通至上海”。电报线的“线端一头在船只内安放，即在湾船埠口海面停泊”，不登陆上岸，不影响民生，而且“安线之处如有民人损伤，地方官无须追偿修费”。 [4] 这单生意，看来不好拒绝。
同治帝明白中国“内洋外洋绵亘数万里，轮船往来，络绎不绝。倘伊不告中国，暗设铜线，势亦无从禁止”。既然洋人有此许诺，就不如从之。自然同治也不傻，他告诉臣下，“洋人得步进步，诡谲万端。经此次允办之后，难保不藉端扩充。由海而江，由江而河，由河而陆，骎骎乎渐入内地，不可不豫为之防”。他饬令通商大臣和沿海各督抚，督促各级地方官吏“先事豫筹，严密稽察。遇有洋人安设通线之处，止准在沿海洋面水底。其线端止准在船只内安设，即在沿海埠口向来停泊各洋船码头之外近海处所停泊。倘有将线端牵引上岸不遵定章办理者，即照会领事官立时查禁，以杜将来流弊，而绝他国效尤之渐”。 [5]
同治帝金口一松，英国“大东”、丹麦“大北”立马行动开来。同治十年（1870年）大北公司在鼓浪屿岛上设立分公司，以之作为沪港海线的中间站。报称：
电线之通信息，至便且速。向者，中国通电线之处，唯上海与广东耳。今闻上海电信公司方，在福建厦门地方分设公司。将由厦门海底走外国之电线，以小线连接引之厦门。不数月间，申浦榕城数千里之远，顷刻可通消息。固可不必藉鱼鳞雁足之劳矣，岂不美哉。 [6]
图 3：大北外景
大北电报公司，冠名“丹国”，却是跨国经营，多家合股：
大北电报公司是丹麦国际电报公司在中国开设电信公司使用的名称。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三家组成，总公司设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股东绝大部分是英国的资本家和沙俄的皇室。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大北电报公司名义来华开业，敷设香港—上海、上海—长崎、长崎—海参崴海底电缆。同年5月，大北公司与英商中国海底电报公司（英商大东电报公司的前身）订立合同，划分双方在中国经营电报业务的势力范围，议定：大北公司的水陆电报线，不能延伸到香港以南，中国海底电报公司的水陆电报线，不得延伸到上海以北，上海、香港间定为双方共同营业的区域：大北公司可以先在沪港间独自设一水线，中途在厦门、汕头登陆，此线收入，由该两公司平分。 [7]
不出同治所料，大北公司并不安分。安设鼓浪屿海线时，“私将线端登岸，由水沟引入洋楼。我国屡与交涉，令其拆除，未经照办”。英国的大东公司有样学样，“在福州口安设海线，欲引线端至川石山登岸。我国阻之，则以大北鼓浪屿线为词”。 [8]
图 4：大北一角
安设在海中的电报线，叫“海线”“水线”；架设在陆上的，叫“陆线”。看着海线好使，闽省的新派人物很快也有了安设陆线的想法。《申报》探听得消息：“顷闻福建督宪，已延上海电线公司主人带同本公司船名“亚士德”，装载电线迅赴福省。……或欲在厦门、福州之间，于陆路另悬设电线”。而此事“于台湾军务颇相维系”，如果成功，那么“福建总督衙门与上海一隅，可顷刻之前互相通达。其有益于军机大事，岂浅鲜哉”。 [9]
同治十三年（1974年），日人借“牡丹社事件”欲兵犯台湾。军情紧迫，御史大夫沈葆桢呼吁朝廷，“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建议开设有线电报，“由福州陆路至厦门，由厦门水路至台湾”。同治帝允准所请，“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并确定“所有福建设立电线均归中国自办，一切费用官为筹给”。 [10]
图 5：大北走廊
经费中国官方筹办，但工程还须洋人代劳。福建通商总局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议定，由大北承造福厦电线，中方付给工程款银洋15万4千5百元，分期付清。消息传出，在闽洋人皆大欢喜，“寄居闽地各西商皆切盼其早日竣工，不胜延颈企踵之至。因欧洲电线业已通至厦门，今更由厦门直达福州，则该西商等有事邮传者，霎时间而音信已径抵欧洲矣，岂不深喜其便捷哉”。 [11]
福厦民人大多却不乐见其成。福州传来消息：
福建设立电线事，近日经屡次出难。兹据本月十三日之新报，则民人已大滋事，将电信公司所设之电线及每三十里路所分设之西房尽为拆毁，又乘便抢去电线，而与西工用武。幸西工虽身畔带有火器，亦耐心相让，以故彼此无性命之虞云。于是西报论之谓，乡民滋事，实由官员所使。盖民人皆声称官员经准其抢电线，各科作也。然此言无乃太冤乎？ [12]
厦门传出的消息是：
厦门新造电线突被民间毁断，且有谣言，谓毁折电线之民人有官所使，却未知其实否，但无论有官所使否，终恐因此滋生事端。 [13]
而各级官吏反对者更不乏其人，其中工科给事中陈彝最为代表，其有奏章曰：
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事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 [14]
北边的俄国人，也趁势搅局。早先，俄人要求从自家通商口岸拉条电线直达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否决之，却承诺“日后中国内地有设立电线之举，则贵国之请，本国唯命是听”。如今，丹麦大北竟独享福厦电线好处，俄人何曾肯服，遂照会总理衙门，“既准丹国公司在中国内地设立电线，则敝国之前所请料想无复有延缓”。话虽委婉，但内中杀气总理衙门自然明白。于是一面装糊涂道，“若果有其事，则为福建总督擅专”；一面通知地方，“此举断不可行，且重责以专行之咎”。 [15] 福厦工程就此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