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衡潭
孔子讲君子要知“天命”。关于“天命”，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总的来说，他把“天命”作了一种哲学化的解释，变成一种抽象的理论本体。实际上，孔子心目中的天与“天命”是具有强烈的人格性的。
汉董仲舒去孔子不远，他的解释也与孔子相近：“命者，天之令也；”（《举贤良对策一》）“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举贤良对策三》）
台湾哲学史家劳思光先生对古代中国思想中“命”观念有过一番梳理：“‘命’观念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有两种意义：一指出令，一指限定。前者可称为‘命令义’，后者可称为‘命定义’。就‘命令义’说，此一词义应为‘命’字之本义。盖‘命’字从口从令。且就古代文献观之，则《尚书》及《诗经·雅》、《颂》中常见之‘天命’、‘受命’以及相类诸语中，‘命’字皆是‘命令义’。故就时间先后而论，取‘命令义’之‘命’观念，出现应极早。此种‘命’观念，以意志性为基本内容。无论就人或就天而言‘命令’时，皆常假定一意志之要求。故‘命令义’之‘命’，在古代资料中，大半与‘人格天’观念相连，……‘命定义’之‘命’，以‘条件性’或‘决定性’为基本内容，此处不必然涉及意志问题，而必涉及一‘客观限定’之观念。由于如此意义之‘命’并不涉及意志问题，故亦可不涉及价值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