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掇论｜从《渔樵问答》看文人精神的变迁
2017-02-06 12:08阅读：
魏晋时文人意识的高度觉醒，唐代文人精神的转折，都在失却了文人意趣的清末，张明山的《渔樵问答》中，得到了体现与复活。
——题记
张明山作品《渔樵问答》 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虽然一向以素雅的风格著称，相对于张明山的其他作品来说，《渔樵问答》还是显得太朴素了些。主色是赭石与普兰，服装是束发、短衣、短裤，简洁到没有任何纹饰，樵夫甚至还袒露着肩膀，粗俗之气却是没有的，相反地透出一种真实的健康感。而流畅的线条勾勒出的服饰垂坠的感觉却是一贯的优美。
主题仍是四大名著中的故事，《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的“渔樵攀话”一节，取材于《大唐西域记》。
看似乡野的渔樵问答场景，为何会被有着文人情怀的张明山选为主题？
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言：“一个人的面目中，藏蕴着一个人过去的生命史和一个时代文化的潮流。”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二人背后的历史与潮流。
《西游记》第九回中的“渔樵攀话”，发生在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故事的主角据传是人们口中尊称的贤人，职业却是渔夫和樵夫。一天的劳作过后，这二人在酒馆中喝得心满意足，各抱一瓶酒，顺着泾河岸边，慢慢地走着，留下散乱的足印。
河边的夜风吹着两人的面颊，渔夫张稍不由得眯了眯眼，先开了口：“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去。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
樵夫李定不甘示弱地回到：“张兄说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
张稍反驳：“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
于是二人就此而辩。
渔夫张稍先言：“烟波万里扁舟小，静依孤篷，西施声音绕。涤虑洗心名利少，闲攀蓼穗蒹葭草。数点沙鸥堪乐道，柳岸芦湾，妻子同欢笑。一觉安眠风浪俏，无荣无辱无烦恼。”
樵夫李定驳曰：“云林一段松花满，默听莺啼，巧舌如调管。红瘦绿肥春正暖，倏然夏至光阴转。又值秋来容易换，黄花香，堪供玩。迅速严冬如指拈，逍遥四季无人管。”
樵夫以山居的任逍遥，驳渔夫所描述的渔居无烦恼。
渔夫不服，再驳曰：“仙乡云水足生涯，摆橹横舟便是家。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青芦笋，水荇芽，菱角鸡头更可夸。娇藕老莲芹叶嫩，慈菇茭白鸟英花。”
从仙境盎然的居家环境，到丰盛绝美的饮食，渔夫将渔居生活的美好描绘到了极致。
而此时樵夫四两拨千斤道：“崔巍峻岭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腌腊鸡鹅强蟹鳖，獐豝兔鹿胜鱼虾。香椿叶，黄楝芽，竹笋山茶更可夸。紫李红桃梅杏熟，甜梨酸枣木樨花。”
樵夫所吟之诗，分明暗示与其坐拥仙境的海市蜃楼，不如畅享美好的人间之乐。
整场辩论以两首“蝶恋花”开场，再以“鹧鸪天”“天仙子”“西江月”“临江仙”等为词牌展开自由辩，最终以七言排律一首做结。
从“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的饮食之乐，到“稚子山妻欣笑接，草床木枕敧捱。”的居家之趣，整场辩论共用了十支曲子，四首诗歌。几番词牌唱和，虽有入仕之才，却甘于乡野之乐。
整个过程类似魏晋时期的清谈。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权更迭往复，十分频繁。被裹挟在朝代变换之中，不堪其苦的魏晋文人，却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解放。因为更迭频繁的朝代无法将一种中央集权的形制维持太久，人们在思想上所受的束缚也降至最低。
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所言：“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的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不求入仕，退而谈玄。
与那个朝代崇尚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造型如出一辙，文人们的洒脱不羁也到达了一个极致。服食各种散药是魏晋的潮流，服散后身体发热出汗，所以时人衣服多为宽袍广袖，更需要走路运动行散，“散步”一詞便源于此。而竹林七贤的轻狂之言，坦胸露乳的逾矩之举，都成为被纷纷效仿的美谈。
魏晋，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人意识觉醒的时期，影响着后代文人精神的传递。
这一点，在《渔樵问答》樵夫袒露的右肩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显粗俗，是因为延续了魏晋之风。
但从二人的面相来看，显然不属于秀骨清像的魏晋名士之列。圆润的面容，裸露的肩膀显出健康的肌肉，既符合唐朝的繁盛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也与唐朝的审美标准相合。
在这个中国文人精神历程的转折时期，文人尚侠风气浓厚，文化上的三教融合与开放的社会风气造成了文人思想的自由与兼容并包。诗这一文学形式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文人意态风发，不同于魏晋的愁苦之态，更多地可以从主观意愿上选择远离庙堂的隐逸之自由。人的思想与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展。
也难怪《渔樵问答》中的二位，可以瞬间在远离庙堂、甘于淡泊上达成一致，然后酣畅淋漓地谈论水秀或山青哪一个更好了。从作品的神态上，可以看出，樵夫的眼角带着笑意，老年渔夫精神矍铄，嘴角上扬，足见清谈之中的兴高采烈与酣畅淋漓。
然而以上的这一切，在张明山先生所处的清末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曾有学者很形象地形容了文人之于清代：文人的脊梁在清朝被折断。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曾说，顺康雍乾时期，针对文字狱的风格各不相同，顺治帝为“放任政策”，康熙帝为“怀柔政策”，雍正帝为“调和政策”，乾隆帝为“压制政策”。总体来说，文字狱历朝皆有，但次数之多，程度之重，没有比清朝更厉害的。
直至晚清，肃杀之气尚存，致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叹。
在文字狱盛行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掀起了大规模查封著作和藏书的浪潮，前后持续了十余年，对文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清朝借修纂《四库全书》之机，大规模销毁了许多图书。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实际被销毁的书目数量更是无法统计。
作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清代对文人思想束缚的力量也是空前巨大的，文人下笔之前总是思虑再三，深恐引来杀身之祸，然而祸患还是猝不及防。痛定思痛之后，唯有进行精神的自我阉割，再于世俗载体白话小说中找一点慰藉。
脱离文人世界，隐入艺匠行列的张明山，一直将自己的文人理想诉诸于艺术创作，所以他的斋号叫“溯古斋”，取追溯古代人文精神之意。这也是他个人的矛盾之处：在文人和通常意义上的匠人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渔樵问答》中二人顾盼的神采，布衣草鞋之下旷达高远的文人情怀，跨越了时空，在文思凋敝的清末，化为了那一时代文人的慰藉与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