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刊发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2年第2期，页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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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极具个性与张力、才华横溢的作家郁达夫（1896-1945）之于南洋华人文化界同样是如雷贯耳，他是亲莅南洋的中国作家中影响力最大、最持久、成就最高的一位，如林万菁所言，“郁达夫在南来的众作家之中，影响最大，成就也格外彰著。自他罹难逝世后，新、马各地以至中国、香港、日本、欧美各国，都纷纷注意搜罗他晚年的作品（包括散文、杂文及旧诗词），研究他晚年的活动与贡献。” [1]毋庸讳言，直至今天，郁达夫在南洋依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文化象征，也自有其文学传统，比如马华作家冼文光在2013年2月的一篇小说《另一“半存在”》就写道，“他大舅是不是最后一批华校生，他不知道；他大舅有好几架子华文书，最喜欢讲郁达夫在新加坡以及逃至印尼苏门答腊时期的故事。” [2]可见郁达夫在华人读书人中的历史传统与显赫地位。
1929年初秋，马华作家温梓川（1911-1986）在上海汪静之家里遇见郁达夫，温氏把自己写的两首有关南洋风光的竹枝词默写给郁达夫看，“南岛娘惹貌似花，洋文熟读向人夸。开声便说红毛话，却认伦敦是祖家！”（之一）“榴梿摆摊路街边，熠熠煤灯照果鲜。妇稚一般同嗜好，买来不惜当幔钱。”（之二）郁达夫看完后说，“啊，你的诗写得很新鲜，富有热带气息。”又言，“不过，榴梿和娘惹这两个名词是说什么的?”听完解释后，郁达夫感慨说，“啊，南洋这地方，有意思极了，真是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 [3]
十年之后，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终于有机会吃到榴梿，长子郁飞回忆道，“号称水果之王的榴梿，闻之奇臭，别人告诉我们只要捏住鼻子，吃上一回就会爱上的，父亲当即吃上瘾”。 [4]而1943年9月15日，郁达夫在印尼巴东和娘惹 [5]何丽有结婚，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郁达夫其人生的命定性和悖论性。当然郁达夫还有更丰富的悖论性：比如他既放浪形骸，又认真工作；可以写旧体诗词，同时又为《星洲日报》写过革命乃至激进的社论；甚至连他和日本人的关系都是，如铃木正夫所言，“郁达夫爱日本和日本人，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独到精深的了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日本人的手中惨遭横死，连遗骸也不知下落。” [6]
南洋郁达夫的文学传统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学统。不必多说，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传统，尤其是涉及到郁达夫在南洋的资料搜集与研究，这是一个相对细水长流的传统；2文学创作传统。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赓续方式之一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从文学性角度思考，本文更侧重作家们重写和致敬郁达夫的类型和质量。不必多说，黄锦树（1967- ）用力最勤且是集大成者，本文将以其书写为中心，同时结合林幸谦（1963- ）的诗作加以分析，力图呈现南洋郁达夫文学传统的基本类型。
一、南洋郁达夫及其文化遗产
毋庸讳言，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文化生活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而其文学传统，一方面是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切实存在6年8个月的真实再现或还原。从这个层面看，他既是一种精神存在，又是一种历史存在。此节更是立足于有关学统，对其遗产做勾勒式梳理。
（一）生活轶事。之所以把郁达夫的生活轶事放在前面并非呈现出论者的窥阴口味，而是另有原因：一方面，作为一个自我暴露型（表述型）的作家，郁达夫的生活本身就丰富多彩、吊诡重重，另一方面，他甚至在他生前就已经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毁家诗纪》组诗的发表反响甚巨，以及王映霞的及时反驳。 [7]同时，其死亡之谜也扣人心弦，引发诸多回忆、讨论与探勘。
1婚恋。南洋郁达夫虽然时间只有短短六年，但感情生活却是五彩缤纷，期间经历过王映霞、李小瑛（或晓音、筱英等）、何丽有三个女人。
（1）与王映霞离婚。作为据说是郁达夫南来马来亚动因之一 [8]的修复夫妻感情裂痕的良好愿望并没有在郁达夫夫妇到马来亚时空后变成现实，而实际上到了最后变成了互相指责乃至揭短。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第30期发表《毁家诗纪》旧体组诗，核心内容是家庭纠纷，而且还以加注的方式加以明晰，透露了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情况。王不甘示弱加以反击，先给主编陆丹林写了私信，而后在同一份刊物发表了《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等文章，指责郁达夫“只求肉欲，不解情意”，“神经错乱者”。直到最后，1940年3月无法收拾的二人离婚。南洋学界对此研究较认真的文章，如《王映霞在新加坡》 [9]，既立足坚实史料论从史出，又加以纠正各种错误（包括王映霞别人及其他论者）。
（2）与李小瑛热恋。泰国名报人吴继岳（笔名珊珊）是较早乃至最早披露郁达夫与李小瑛情人关系的人，他在《郁达夫与李小瑛》一文中指出，最初他们俩是同事关系，“李小姐那时年约廿六七岁，风姿绰约，具有一种成熟美。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声音像银铃一般，她任职新加坡政府情报部。郁先生那时也被聘认英情报部的华文周刊编辑，两人由同事关系而发生友谊，李筱英也刚和她的丈夫离婚，一个是怨妇，一个是鳏夫，双方都受过婚姻的痛苦，正所谓‘同病相怜’！李筱英一方面爱慕郁先生的才华，一方面同情郁先生的遭遇，竟先爱上郁先生。” [10]甚至还举出郁达夫逃亡途中的某些旧体诗是示爱和关心李筱英的篇什，如“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等。难能可贵的是，郁达夫长子郁飞后来在《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亦坦率提及父亲和李小瑛的亲近，“在他是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又遇上一个多少唤得起他少壮年代奋发精神的青年女性；在她虽然年岁悬殊，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声和才情吧。两人之间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意，也并非全无进一步打算。他借用古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称Livy（李维）作为对她的爱称，有一次还当我面用德语对她说，Ich Iiebe dich（我爱你），以为我不懂，其实我当时虽未读过德语，不知怎么这话的意思却是猜着了。” [11]这是对二人关系的具化和确认，但南洋学界的最初挖掘功不可没。
（3）与何丽有结婚。这是郁达夫继与孙荃、王映霞之后的第三次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