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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研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

2012-12-12 16:39阅读:
外国文学研究文摘65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
       ──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俄国文学的三种模式

  影响“五四”新文学的俄国作家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三个最具代表性。他们三个正好满足了中国新文学和中国作家最基本、最合乎逻辑的心理需要。托尔斯泰的思想、为人和艺术世界很适合中国知识分子最一般的良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托尔斯泰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勇敢又严肃的文学态度的建立。屠格涅夫小说对时代问题的敏锐注视正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文学意识高涨和小说功利观所最需要的。他小说中知识分子出路问题和乡村世界的蛮荒与贫瘠正是中国新文学的基本主题。而他小说中优美的抒情世界对中国文人固有的欣赏习惯来说,如同中国古代的山水诗画,意味着一种个体愉悦心境的需求。契诃夫小说世界的广阔性和以短篇为主的形式最符合中国小说家初期对现实的认识和对创作的热情,他提供的
是一种最易把握和借鉴的小说文体,这本质上又极符合中国作家对小说作用的功利性认识。
  托尔斯泰对中国的影响层面,最初是在道德伦理和宗教领域。托尔斯泰主要以一个道德批判型作家存在于中国作家的接受视野中,至于托尔斯泰的艺术,几乎每个作家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但到底学来多少,恐怕不容乐观。以巴金为例,若要论巴金和托尔斯泰的关系,巴金的小说更接近《红楼梦》的某些传统,只是添加了俄罗斯文学的勇气而已。在一定意义上,托尔斯泰是被介绍得最多,但在文本世界学习得最少的作家,也许他的小说艺术本质上是学不来的。这位伟大作家被我们束缚在有限的认识空间里,从而变成一尊伟大的蜡像。 
  屠格涅夫使得中国作家能够将文学的现实功用和个人的审美情趣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文学中既表达社会愿望又满足个体的审美需求。屠格涅夫成为中国新文学所效仿的一种最好模式,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家笔下得到了成功的实践。中国现代小说家对屠格涅夫的接受基本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阅读中的欣赏形态和创作中的无暇顾及形态。这种分裂情形在现代文学中,表现为中国作家想用屠格涅夫式的小说反映托尔斯泰式的良心与愿望,而把屠格涅夫式的浪漫情怀留给只属于自己园地的散文。屠格涅夫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和模式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学或多或少误读了屠格涅夫,它本质上消解屠格涅夫作品的多层面性而只使之被纳入到一种既定的认识模式中。
  契诃夫对中国新文学的初期影响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在“文学为人生”口号下对契诃夫小说中现实批判性的认同;二是契诃夫小说对以短篇小说为发端和主要形成的中国新文学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既具艺术感召力和思想批判性,又最易把握的文学范本。中国新文学头十年较有成就的作家中,无不从契诃夫那里学到有用的东西,如鲁迅的客观与冷静,叶绍钧的讽刺。但是,在一个被托尔斯泰主宰了良知、又醉心于屠格涅夫艺术世界的时代,契诃夫作为小说家最杰出的方面不被理解和不被接受是正常的。契诃夫对生活和现实的艺术把握较少情绪化的主观渗入,而是用一种超越生活表层化现象的哲人的慧眼来描述人世间的一切。它不属于青春与热情,却有着过来人的冷静和深邃的智慧。在经历了热情高涨的时代和被逼纳入某种社会愿望的规范之后,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小说家才体会到契诃夫小说智慧的真正意义。

  彭绮文摘自《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1期赵明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俄国文学的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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