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孟子》版本流变考
2015-08-25 11:38阅读：
秦汉《孟子》版本流变考
蘭臺遺韻
（本文旨在叙述《孟子》版本的流传与变迁，所以对相关年份叙说，只要不影响本文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均采用大约模数规則。）
《墨子·明鬼下》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
《孟子》成书于公元前31O年～前29O年间，随后儒者大量传抄研读，迅速流传于天下，孟子学派成为战国后期六国的一个主要学术流派。入秦前后，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历史节点——
1. 嬴政焚书，《孟子》脱险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前222年，暴君嬴政焚书坑儒，孟子学派儒者大量被坑杀（东汉赵歧《孟子题辞》云：“孟子党徒尽矣”）。时有“挟书者族”之酷律，但道不墜于地，有无名儒生冒灭族之险，赶牛车拉着《孟子》简椟返回家乡隐藏，《孟子》从此数十年消声匿迹，无人习读。
2. 惠帝解禁，老儒颂记
汉惠帝刘盈（高祖刘邦后，西汉第二位皇帝，前195年～前188在位），于前191年废除“挾书令”。大量学童急需经典读本，于
是，由老儒背诵、朝廷派员以隶书记彔整理的《孟子》重新流传
(未见文献记載，但可从赵歧作《孟子章句》事推知该书西汉初至东汉中期，数百年间一直有传世本，详见下文分析
)。汉家朝庭为发掘先秦典籍做了大量工作，山东留传下來的事迹之一，是曾派晁错向济南老儒伏生学习并记录《尚书》。本书后面称西汉隶书《孟子》为老儒背颂版（简称老儒版、背诵版），属今文经类别。
3. 孔壁书、河间书、河北女子书
景帝时刘餘在鲁恭王位上（前154年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持权強拆事件），在老墙夹壁层中发现古文经。古文经，即春秋战国遗留下的以东方六国文字（与秦文字有别）写、刻而成的先秦简椟，因久已不传播，汉初时人们不认识了，被依形称之为“科斗文”。
据《汉书》所载，这些书的篇目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对于这些书名，汉代学者说法也略有不同。这批简椟由孔子后人孔安国收藏、整理并晋献于武帝。东汉学者王允《论衡·正说》中记有：“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
刘德(前155～前130在位，薨後谥“献”，
后人称献王)于河间王任上，发现民间存有秦燔后余下的秘藏《孟子》简册，便以重金收集。与他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所著《淮南子》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帮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关于刘德、孔安德等人所晋献书是古文旧籍，二百五十余年后东汉中期参加过皇家校书的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五下：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又特别记录了这事。永宁二年（121年），许慎著成《说文解字》，叙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馔其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献王收古文书晋献给武帝并秘藏于长安帝宮兰台阁（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移于洛阳皇苑藏书楼，后统称东观藏书），此类书籍，世称“内书”、“中书”、“秘书”或“中秘书”。唐人颜师古曰：“中者，天子之书也；言中，以别于外者。”相对而言，包括朝廷在内的各级官衙、学府以及各级命官、民间百姓的书应统称为“外书”。
一代贤王刘德，重金收书于民众，幸得《孟子》于河间，宏扬了儒学，光大了儒家思想，可谓功德无量矣。后世尊称其为中国自秦到清两贤王之一。
同时期，河北有一女子，“发老屋（拆旧房）”，得古文《尚书》，也晋献了天子，可惜史书上沒留下她的姓名。
4. 太史公记 “孟子七篇”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成书于前100～前91）中道：“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太史公又说：“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司马迁首言《孟子》七篇，他是两汉四百年间有幸读到皇家所珍藏战国版竹简《孟子》的少数学者之一，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如所周知，战汉时书籍以册为单位，几十根竹片以线穿之成册（精致的简册头尾各一简无字或镌刻纹饰；卷起时尾简在里，首简在外；展开时册首在右，册尾在左（此处采用今人之称谓，因为汉代人说左右与今人正相反，见山东博物馆汉代画像石上刻字“左青龙”）。一册中简数太多了就拿不动，不方便阅读。若一篇文章穿一册还不完，那就分为上、下两册，依此类推。一册也可称一卷，一部书由多篇文章组成，每篇若干册（卷）。从出土的先秦及两汉简册看，在很多简册上，文章都是没有标题的，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看到的《孟子》只是七篇文章，而且还是分成若干册的，好几百斤，从书庫里搬出來并非易亊。《孟子》一部书三万多字，过于庞大，所以太史公以“七篇”述之，记住每篇开头的字段，说那一篇可以用起首几字命名（如离娄篇，起首是“离娄之明”，釆用前两字作篇名；公孙丑篇，抬头是“公孙丑问曰”，用前三字），信手拈來，在库中也就比较好翻腾，学者阅读也方便多了。
5. 刘向、刘歆
编校《孟子》
刘向父子奉命校书之事，发生在前26年～前7年。据《汉书》记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笔者注：狼來了！“外书”进宫了）。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与孙卿书彔》云：“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这句话说明刘向细读过《孟子》。历史上刘向是倡导古文经的，他所过目并精研的，一定是历代天子秘藏的版本，不可能是世间流传的今文经《孟子》。再者，刘向等学者校的是“中、秘书”（《汉书•成帝本记》云：“河平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校中秘书。”《汉书•楚元王传》亦云“上方进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但是，某先贤所著的“内书”，若宫廷之外尚遗有“外书”（特别是先朝遗书）的，也在刘向校书的范围內。傅荣贤先生在《刘向“校中秘书”相关问题考论》中说：“尽管史书将刘向的文献整理工作概括为‘校中秘书’，但亊实上刘向校书是兼及‘外’书的”。刘向提及《孟子》十一篇，是因为同亊陈农收进了四篇來自官员或民间的外书，加上内书七篇，凑成十一之数。这十一篇，刘向都进行了校讎，但不知何因，刘向这样的大学者也没能看出四篇外书是伪书，也可能是有碍于同事陈农的面子，不好说破，所以害得今人只能猜想了，这个謎两千余年无人解得。刘向时期，有些学者就编造古文。王允《论衡·正说》讲了这样一件事：汉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把它献给汉成帝。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书》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网絡）
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孟子》外书四篇进宮的缘由了。帝王宅心仁厚，造假者就各显神通了。
刘向校《孟子》除了广为学者知道的一些对孟子的论述，还留下了不为人所注目的蛛丝马迹：他自己编著的《战国策·齐策》称即墨是“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显系由战国版《孟子·公孙丑》引來（下篇《孟子作者究为何人》：兰台遗韵博客小文《二里之差，误读二千二百年》）。
6. 班固亦称
“有十一篇”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32年～92年)于章帝四年(79年)
参加了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古今文经差别)，在其著作《汉书•艺文志》中记下刘氏父子《七略》中说到“《孟子》有十一篇”。
大概正因为刘向校过《孟子》内书七篇、外书四篇，对此书班固也是认可的，他才提及《孟子》有十一篇。
７.四朝再校
诸子百家
76年～125年间，章帝、和帝、安帝在位时，朝廷数次于东观组织校书（网络：汉代诸帝十分重视东观所藏典籍、档案的校阅和整理。永元十三年（101年）春，和帝刘肇往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并“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此后，邓康、马融、李胜等人，先后以校书郎、校书郎中、东观郎等职多次值东观
“典校秘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安帝永初四年
(110年)，诏令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其中110年邓太后（历史上少有的贤后邓綏，六岁学孔孟。生卒81年——121年）主持的那次，主要是校雠五经、诸子百家（《后汉书·皇后纪》述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顺帝朝，济南伏生后裔伏无忌博学多识，继承家学，传习儒业。公元136年(永和元年)，受诏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元嘉年间(151—152年)，又受诏与黄景、崔实等人一起撰《汉记》。连续几十年的校书活动，都含有诸子百家文章，自然也应该包括《孟子》在内了。
８.
赵歧力作 《孟子章句》
158年～166年间，赵歧精研《孟子》十一篇，剔除“外(伪)书”四，留“内篇”七，赵歧《孟子题辞》曰：“又有‘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记也。”赵贤不为外（伪）四篇作注，这东西就慢慢散失了。另外七篇赵贤称之为“内篇”（不称“内书”），可能是说它在皇家有“内书”七篇为底本，但它们并不等同。古代学者用字很玄妙，至今日只好猜度了。自赵歧始有规范的七篇（各篇分上、下）十四卷本《孟子章句》流传。我们今天从刘向《战国策·齐策》中引用《孟子·公孙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与赵歧版本《孟子·公孙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比对來看，是有一些差异的，这大约是战国版古文经“内书”与西汉初老儒背诵版“内篇”的差别。赵歧所依据的版本，应该是西汉早期老儒的本子（隶书），他也不可能读到天子秘藏的古文篆书《孟子》简册，而刘向父子校“内书”20年，是笃定不会引错的。
证据一，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称“（内书）汉世秘藏，稀有见者”；
证据二，汉时民间古文经就极为珍罕，几不可见。一学者说：“刘向歆父子校书后，中秘书仍库存皇室，没能在社会上流传。因而在整个汉代四百多年里，古文典籍是极其珍贵的。东汉初一个叫杜林的学者是扶风人，於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河西在今天新疆境內。杜林的这卷书，他视若球壁，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中，始终带在身旁，他是怕古文《尚书》绝传，方才这般珍爱。后來，古文经学者贾逵、马融、郑玄都为这卷《尚书》作注。其实孔安国晋献的孔壁书中更全的本子《尚书》就存于皇家图书馆，但除秘书郎、校书郎等相关官员，一般人是读不到的，所以学者们对古文典籍这般珍重”（附注）；
证据三，赵歧没有做过管理皇家图书的官吏，也没参与历次校书活动，因此他绝沒机会见到“內书”《孟子》。即墨外城的“二里之差”，不正是说明了这件事情吗？在以后本人博客的讨论中会再涉及到这个问题。
证据四，学者夏增民在《东汉诸帝与儒学传播》一文中说：“汉代，儒学师门多出，文无定本。光武时，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章帝建初四年，‘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章帝还曾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诂’。安帝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
“文无定本”、“多不正定”，是说有汉四百余年，一部经、传往往有多种本子，文字互有参差。相对准确的东周原版古文经都在皇苑，社会上那些隶书本子均无正传，问题是很多的（汉武帝后有很多今文经逐次进入了皇家图书馆）。所以赵贤对所依的《孟子》版本不精，也是无可奈何的。
为何赵贤将社会上流传的版本称为“内篇”，
是否还有什么更深含义，就不得而知了，切盼有方家学者醍醐灌顶、指点迷津。
9. 汉末战乱
《孟子》罹祸
汉家天子东观藏古文经《孟子》内书七篇，以及成帝时期朝庭收集的《孟子》外书四篇，都毁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192年）和随后的连年军阀混战（《后汉书·儒林传序》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同辆），自此以后，参（叁）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同册）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两汉时期其他的版本及各家注本《孟子》，或不精，或不幸，均沒传下來。但是，唯有经赵歧作注的《孟子》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才使得这部儒家经典保存至今。
10.朱熹大作
《孟子集注》
1130年～1200年，南宋理学家朱熹夫子，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编成《四书》，为之作注，称《四书集注》，内中《孟子》又称《孟子集注》。从朱熹始，历代社会上层，将孟轲抬到了亚圣的地位，进而使《孟子》七篇由“子部”跃升至“经部”，成为儒家经典。经元、明、清、民国而传至今。
综合以上对各历史节点的叙述，不难理出这样一个比较清晰的头绪：
历史上的原汁原味的由孟轲亲自著述、弟子万章和公孙丑参与整理的《孟子》，于二千二百三十余年前不幸遭遇秦火。但是，有史籍证明，确有燔余幸存简册被民间冒死藏匿，后经刘德以重金收集晋献给武帝，由皇家秘藏于帝宮兰台阁成为“内书”。
世人今天所看到的《孟子》，是在二千二百年前经饱学老儒背诵（有讹误）、朝廷派员记彔整理后重新传世的，一千八百五十年前经赵歧作注为定本、八百余年前朱熹夫子再注、文章内容与古文经一脉相承的《孟子》。遗憾的是：赵歧、朱熹和他们身后的亿万念书人，都没有机会见到帝宮兰台、东观的“内书”《孟子》，也就是孟轲自著（高徒万章、公孙丑参与）的《孟子》七篇了。
注：《后汉书·杜林列传》曰：“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2012年9月1日第四稿、9月27日第五稿；
2013年1月6日第六稿。2013年8月酷署，蒙威海
起宏兄反复指正、修改；
又一年，泉城7月，8月4日、8日、12日
又数酷署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