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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隐逸作何解呢？笔者查阅《说文解字》，其中解释到：“隐，蔽也。从阜。” [3]
再看徐灏注：“隐之本义盖谓隔阜不相见，引申为凡隐蔽之称。”原来“隐”的本义与山有关，后来引申为隐蔽、隐藏，再引申为归隐、隐居。笔者在读《史记·伯夷叔齐列传》的过程中，对“夷齐采薇”所代表的隐逸文化深感兴趣，并认为司马迁在写作《伯夷叔齐列传》中也灌输了他对隐逸的鲜明立场和推崇伯夷叔齐精神境界所传达的著史理念。
一、上古的隐逸人士与“夷齐采薇”的典故
隐逸之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从先秦一些典籍中依然可以管窥到上古时期的隐逸人士。中国最早的隐士，大概要算三代之际的巢父、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了。《后汉书·隐逸传》：“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颖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 [4] 《梁书·处士传》：“虽唐尧不屈集、许，周武不降夷、齐。” [5] 《北史·隐逸传》：“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 [6] 《隋书·隐逸传》也说：“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址时一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 [7] 不难发现，历代正史的编撰者都认为，隐逸之风早已有之，且把洪崖先生、许由、善卷等列为最早的隐士，然后就是伯夷、叔齐了。传说在尧时,就有“巢父隐居”，“许由洗耳”。这二位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隐逸人士了。到了商末周初有“夷齐采薇”，这个典故中的夷齐指的就是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二人。伯夷叔齐最初零星见之于《论语》等典籍。《论语》中就多次提及，如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8]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9] 《孟子·万章下》：“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 [10] 《庄子·大宗师》：“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11] 梳理这些文献，我们会发现，文献记载的伯夷叔齐故事都是只言片语，大多语焉不详，而且评价居多，细节描述极少；另外，文献多是把伯夷叔齐当作隐者来看待的，如孔子称之为“逸民”。《论语·微子》就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12] 伯夷叔齐可以说是中国隐逸传统的嚆矢。
二、司马迁笔下的隐士——伯夷叔齐
先秦文献对伯夷叔齐记载语焉不详，到了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完整、系统的将伯夷叔齐有头有尾的构造成鲜活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从文献的语焉不详到司马迁的完整故事情节，说明司马迁除了参考上古的典籍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上了自己的发挥。我们不妨先来看下司马迁笔下的伯夷叔齐事迹，该列传叙述的是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二人，最终饿死首阳山。据《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13]
我们从《伯夷叔齐列传》中可以问几个问题。第一，伯夷叔齐为什么要避居首阳山也就是说因何而“隐逸”？第二，伯夷叔齐如何做到“隐逸”？第三，司马迁通过叙述和评论伯夷叔齐故事要传达何种理念？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武王伐封、周朝取代商朝历来被看作是以仁伐暴、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壮举，周文王、周武王也被后世视为圣明君主的楷模。然而，在伯夷、叔齐眼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伯夷、叔齐之所以隐于首阳山，是因为他们认为西周取代殷商是“以暴易暴”，再就是武王“父死不葬”、“以臣拭君”是不孝不仁的行为。关于伯夷的叙事中有，“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而伯夷因此在《采薇歌》中唱道：“我安适归矣?”说到底，伯夷叔齐要“隐”的理由就是反抗不仁义的行为。正如孔子把古代隐者作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区分，认为最高是贤者的避世之隐，《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14] 孔子把伯夷叔齐看作是为坚持伦理纲常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代表。
再看伯夷叔齐如何做到“隐逸”？儒、道二家对待隐逸存在“道隐”与“身隐”的差别。很明显，伯夷叔齐是“身隐”，而孔子所推崇的“道隐”的核心是“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认为不论身在何处，只要人格圆融，就不会拘泥于一时、一世、一人、一地，依旧可以“独善其身”，求得超越。关于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蜀汉史学家谯周还有详细的解释，他在《古史考》中，记有如下的传说：“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15] 因为妇人的提醒，改朝换代中“身隐”似乎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代已是周德时代，伯夷叔齐的“身隐”也成为了一种讽刺，结果只能以饿死表示最后的尊严和节义，纯属无奈之举，所以司马迁认为伯夷叔齐有“怨”，比之于“道隐”境界似乎差了许多，但终究也是“求仁得仁”。
第三个问题，司马迁如何看待伯夷叔齐之隐呢？司马迁是从伯夷的个体经历出发拆解天道，所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
一、上古的隐逸人士与“夷齐采薇”的典故
隐逸之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从先秦一些典籍中依然可以管窥到上古时期的隐逸人士。中国最早的隐士，大概要算三代之际的巢父、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了。《后汉书·隐逸传》：“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颖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 [4] 《梁书·处士传》：“虽唐尧不屈集、许，周武不降夷、齐。” [5] 《北史·隐逸传》：“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 [6] 《隋书·隐逸传》也说：“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址时一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 [7] 不难发现，历代正史的编撰者都认为，隐逸之风早已有之，且把洪崖先生、许由、善卷等列为最早的隐士，然后就是伯夷、叔齐了。传说在尧时,就有“巢父隐居”，“许由洗耳”。这二位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隐逸人士了。到了商末周初有“夷齐采薇”，这个典故中的夷齐指的就是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二人。伯夷叔齐最初零星见之于《论语》等典籍。《论语》中就多次提及，如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8]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9] 《孟子·万章下》：“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 [10] 《庄子·大宗师》：“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11] 梳理这些文献，我们会发现，文献记载的伯夷叔齐故事都是只言片语，大多语焉不详，而且评价居多，细节描述极少；另外，文献多是把伯夷叔齐当作隐者来看待的，如孔子称之为“逸民”。《论语·微子》就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12] 伯夷叔齐可以说是中国隐逸传统的嚆矢。
二、司马迁笔下的隐士——伯夷叔齐
先秦文献对伯夷叔齐记载语焉不详，到了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完整、系统的将伯夷叔齐有头有尾的构造成鲜活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从文献的语焉不详到司马迁的完整故事情节，说明司马迁除了参考上古的典籍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上了自己的发挥。我们不妨先来看下司马迁笔下的伯夷叔齐事迹，该列传叙述的是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二人，最终饿死首阳山。据《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13]
我们从《伯夷叔齐列传》中可以问几个问题。第一，伯夷叔齐为什么要避居首阳山也就是说因何而“隐逸”？第二，伯夷叔齐如何做到“隐逸”？第三，司马迁通过叙述和评论伯夷叔齐故事要传达何种理念？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武王伐封、周朝取代商朝历来被看作是以仁伐暴、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壮举，周文王、周武王也被后世视为圣明君主的楷模。然而，在伯夷、叔齐眼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伯夷、叔齐之所以隐于首阳山，是因为他们认为西周取代殷商是“以暴易暴”，再就是武王“父死不葬”、“以臣拭君”是不孝不仁的行为。关于伯夷的叙事中有，“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而伯夷因此在《采薇歌》中唱道：“我安适归矣?”说到底，伯夷叔齐要“隐”的理由就是反抗不仁义的行为。正如孔子把古代隐者作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区分，认为最高是贤者的避世之隐，《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14] 孔子把伯夷叔齐看作是为坚持伦理纲常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代表。
再看伯夷叔齐如何做到“隐逸”？儒、道二家对待隐逸存在“道隐”与“身隐”的差别。很明显，伯夷叔齐是“身隐”，而孔子所推崇的“道隐”的核心是“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认为不论身在何处，只要人格圆融，就不会拘泥于一时、一世、一人、一地，依旧可以“独善其身”，求得超越。关于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蜀汉史学家谯周还有详细的解释，他在《古史考》中，记有如下的传说：“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15] 因为妇人的提醒，改朝换代中“身隐”似乎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代已是周德时代，伯夷叔齐的“身隐”也成为了一种讽刺，结果只能以饿死表示最后的尊严和节义，纯属无奈之举，所以司马迁认为伯夷叔齐有“怨”，比之于“道隐”境界似乎差了许多，但终究也是“求仁得仁”。
第三个问题，司马迁如何看待伯夷叔齐之隐呢？司马迁是从伯夷的个体经历出发拆解天道，所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