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女子是齐家之本，清国之源。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一个家庭，都需要有优良传统的“忍辱负重”和奉献精神的妇女道德的影响。近百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欲培植家国，挽留世道人心，当以教女为急务。
历史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衷于办女子教育，他们慷慨解囊，倾其全力，兴办女校，让女性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新浪博客
编者按:
女子是齐家之本，清国之源。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一个家庭，都需要有优良传统的“忍辱负重”和奉献精神的妇女道德的影响。近百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欲培植家国，挽留世道人心，当以教女为急务。
历史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衷于办女子教育，他们慷慨解囊，倾其全力，兴办女校，让女性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走出家庭接受学校的教育，为时代、为社会，发挥女子的作用。为了办女校他们前仆后继，投入了生命中最宝贵时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本期为您介绍女校在民国时期的兴衰史。
清末民初，中国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李鸿章语）。历史证明，与变革同生的，往往是文化兴盛，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民国前后，政局动荡，新思想新做法层出不穷。延续千年的中国女教，也在此时有了新变化。
萌芽：“无心插柳”的教会女学
迈出建女校第一步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发现，因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主内”的角色定位，几乎将二万万女性隔绝在基督教文明之外。
为扩大传教范围，“作为诱导学生前来的一种手段（容闳《西学东渐记》）”，传教士们开始办学。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拜堂、医人院、用急院、学房……”为传教士获得合法办学的权利，也开启了向中国女性传教的一扇大门。同年，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夫人，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宁波女学。
当然，在这个长达千年都只赞成对女性进行“家庭教育”和“闺塾教育”的国度，办公共女校，阻力不小。爱尔德赛夫人在筹备时，就在宁波引发大恐慌，市民纷纷奔走相告：爱尔德赛夫人是恶魔的化身，她杀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她并不是想办学，只是想把孩子骗去，挖眼珠炼药水。谣言四起，女学报名之时，竟无人问津。爱尔德赛夫人不甘心，挨家挨户登门劝说，甚至答应给家长补贴，一年之后，才有了15名学生。
由于教会的积极支持，从1844年到1859年的15年间，香港、广州、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共建女校15所。但与宁波女学类似，几乎都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生源，只能靠收养弃婴来维持办学。“最初之时所能招到的学生，不过是使婢弃女及最穷苦的女孩，因校中有衣食之供给，所以敢冒与洋人接近的危险。”（闫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福州毓英女塾虽有28人，但有19人是弃婴。
艰难的“开头”度过后，随着1856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增多，教会女学逐渐深入内地，办学顺利起来。许多教会女校，开始拒收贫困女孩，只招收富人家庭的孩子，并收取高昂的学费。中西书院的创办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说：“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到1877年，教会女学生增至2064人，而至1902年，学生人数在这个基础上翻了一番，达4373人。
基督教公理会创建北京最早女校
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亦逐渐全面，从最初围绕《圣经》展开，到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经典相结合，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优秀的师资与先进的课程培养了许多知名女性，如张爱玲、俞庆堂、李德全、谢冰心等。而教会女学，也实现了从贫民专属到贵族学校的转变。
开端：经正女塾撒下女学的种子
提到“传教”二字，总有争议。极左之人恨其只为侵袭中国固有文化，极右之人赞其开启民智。不管如何，教会女学确实让维新人士开始思考“二万万女性的教育问题”。
1892年，郑观应在《女教》中说：“泰西女学与男子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梁启超认为女性教育极为重要：“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掌握报刊舆论走向的维新派，在《时务报》、《大公报》、《万国公报》等知名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创办女学造势。
1897年，南洋大臣刘坤一，接到上海电报总局总办经元善的呈文，要求在两江地区兴办女子学堂。刘坤一批准了这个请求，但并不同意拨款。幸有开明士绅相助，谭嗣同、麦孟华、文廷式、张謇等人出资，梁启超亲自制定《女子学堂试办章程》。但依然不得人心，有人反对：“让女子走出家庭，她们以后不再遵守‘相夫教子’等传统人伦怎么办？”为了消除疑虑，经元善决定学堂的所有教员和职员均由女性担任，包括梁启超的妻子李慧仙，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等。且学堂门禁森严，两层大门隔绝了女学生与外界的交流，门上贴着：“男子永不得入内。”1898年6月1日，经正女学终于开学，然而，尽管学堂不收学费和饭费，加上经元善的女儿，学生一共也不过15人。
经正女学这“中国第一间自办女学堂”并没有维持很久。戊戌变法失败后，经元善逃往澳门，几个月后，经正女学被迫关闭。它的寿命，仅仅两年。但它撒下的种子，却在中国各地开花发芽。此时的清政府，并不支持女学，甚至在1905年颁布的《蒙养家教合一章》中规定：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反对多设女学。但兴女学已在民间形成潮流，才女吕碧城专门赋诗《书怀》一首，一时传为佳话：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
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忧愿做新民。
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
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顺应热潮，全国涌现出大批女子学堂，据1909年学部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女学堂306所，女学生14054人。
晚清时期的女子学堂掠影
大势所趋，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规定了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的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折中写明：“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受礼法……而欲家庭教育良善，端赖贤母，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
据《章程》要求，以修身为主的家事、裁缝、手艺等课程应占总课程的50%，与女性特性相符。所有女校中，严氏女学被视为楷模。严修所作校歌《教女歌》广为流传：“女儿家，要温顺；跟着娘，听教训；姐妹们，气和美，莫怄气，莫拌嘴……”
过渡：初步平权中的“男女有别”
民国政府建立后，中国自办女子学堂发展极为迅速，女学生人数呈数十倍增长，至1915年，全国有女子学校3766所，女学生180949人。
究其原因，孙中山和蔡元培对女学的态度起主导作用。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成立庆典上发表演讲：“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想来多不注意，固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蔡元培对女校的支持来得更早，1902年，他在上海发表演讲：“欲造此完全之中国，非独当责之凡为男人之人，尤当责之女子。”
在此背景下，1913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令规程，总称为《壬子葵丑学制》。
该学制的年限为四三四六，即四年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和六年或七年大学预科，大学院不设年限。对男女各自的受教育权，葵丑学制也作了具体规定：初等小学男女可同校，初等以上，男女需分校，女校的年限与男校一致。从年限上看，葵丑学制打破了清末的双轨制，废除了男女的差别，从权利上实现了平等。但一些细节上，男女间仍保留了差异，如女性有专门的“女子适用”教材。
在保证女子受教育权之余，葵丑学制并不放弃对贤母、良妻的培养，这和“五四”运动后追求的“男女平等”形成鲜明对比。如在《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规定：“女生尤须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教授修身，宜以嘉言懿行及谚辞等指导儿童，使知戒勉，兼演习礼仪；又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女生需修家事、园艺和缝纫课，免修三角法、课兵式体操等。
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这样的区别，尤其在1919年“女权主义”传入中国后。女权主义者们，不仅在政治上争取和男子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在教育上，也要求完全平等。她们认为葵丑学制中的男女差异是对女性的“歧视”。革命理论家李达呼吁：“教育应该是把女子当成一个‘人’看的人生观宇宙观”，要求女子做的事情不应该止于为人妻母。”具体到行动上，女权主义者们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开女禁”。
高潮：开女禁与男女平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关键原因在于女子教育不兴，若要改变现状，中国妇女定要“规复天赋值权利，以扫除历来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与学问以成就国之女豪杰，夫而后国或有可望也。”（竹庄，《女子世界》）
知识分子展开了对“贤妻良母”教育理念的批判，叶绍钧在《女子人格》中说：良母贤妻这四个字做施教的主旨，这岂不是说，女子只应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这种人生不是同‘阿黑’、‘阿黄’一样没有价值么？”
第一个发出“开女禁”声音的人，是兰州小学老师邓春兰。她曾就读于兰州省立师范学校，但却为不能进入大学深造而遗憾。因为据葵丑学制，女子可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学习，但没有专门的女子大学供她们就读（华南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教会大学除外）。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观点的兴盛让邓春兰看到希望。1919年5月19日，一封《春兰上蔡校长书》寄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邓春兰在信中慷慨陈词：“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主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唯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
邓春兰的振臂一呼，得到全国范围的广泛回应。很快，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女学生，纷纷上书大学校长，要求“开女禁”。蔡元培对此表示支持，他复信：“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几个，亦可录取也。”1920年2月，邓春兰、王兰、韩恂华等九名女生被北京大学录取，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
1936年，杭州一所女学堂的学生，在练习丹麦健身操
尽管有许多人反对“开女禁”，认为“男女有别”、“礼教大防”的诘难声不绝。甚至有人污蔑“既可同板凳而座，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
但长达千年的“女禁”，还是无可挽回地崩溃了。
至1922年，全国各地高校（除教会大学）共招收女学生665人。虽然只占大学总人数的2.1%，但“开女禁”运动冲击了平民女子的思想。在此之前，女子教育一直被认为是贵族特权，“开女禁”后，大批平民女子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平民女子教育扩大了女教范围，至1922年，女学生数量为417820人，比民国初年增加了2倍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女校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仅北京就有女子中学15所。然而，“文革”期间，由于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女子学校全部改为男女合校。至此，中国大地上，从萌芽起，发展100余年的中国女校销声匿迹。
（文章来源：教育家杂志2013年8月刊）
往期回顾
历史上的女校（第一期）｜漫话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本期为您介绍女校在民国时期的兴衰史。
清末民初，中国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李鸿章语）。历史证明，与变革同生的，往往是文化兴盛，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民国前后，政局动荡，新思想新做法层出不穷。延续千年的中国女教，也在此时有了新变化。
萌芽：“无心插柳”的教会女学
迈出建女校第一步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发现，因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主内”的角色定位，几乎将二万万女性隔绝在基督教文明之外。
为扩大传教范围，“作为诱导学生前来的一种手段（容闳《西学东渐记》）”，传教士们开始办学。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拜堂、医人院、用急院、学房……”为传教士获得合法办学的权利，也开启了向中国女性传教的一扇大门。同年，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夫人，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宁波女学。
当然，在这个长达千年都只赞成对女性进行“家庭教育”和“闺塾教育”的国度，办公共女校，阻力不小。爱尔德赛夫人在筹备时，就在宁波引发大恐慌，市民纷纷奔走相告：爱尔德赛夫人是恶魔的化身，她杀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她并不是想办学，只是想把孩子骗去，挖眼珠炼药水。谣言四起，女学报名之时，竟无人问津。爱尔德赛夫人不甘心，挨家挨户登门劝说，甚至答应给家长补贴，一年之后，才有了15名学生。
由于教会的积极支持，从1844年到1859年的15年间，香港、广州、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共建女校15所。但与宁波女学类似，几乎都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生源，只能靠收养弃婴来维持办学。“最初之时所能招到的学生，不过是使婢弃女及最穷苦的女孩，因校中有衣食之供给，所以敢冒与洋人接近的危险。”（闫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福州毓英女塾虽有28人，但有19人是弃婴。
艰难的“开头”度过后，随着1856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增多，教会女学逐渐深入内地，办学顺利起来。许多教会女校，开始拒收贫困女孩，只招收富人家庭的孩子，并收取高昂的学费。中西书院的创办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说：“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到1877年，教会女学生增至2064人，而至1902年，学生人数在这个基础上翻了一番，达4373人。
基督教公理会创建北京最早女校
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亦逐渐全面，从最初围绕《圣经》展开，到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经典相结合，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优秀的师资与先进的课程培养了许多知名女性，如张爱玲、俞庆堂、李德全、谢冰心等。而教会女学，也实现了从贫民专属到贵族学校的转变。
开端：经正女塾撒下女学的种子
提到“传教”二字，总有争议。极左之人恨其只为侵袭中国固有文化，极右之人赞其开启民智。不管如何，教会女学确实让维新人士开始思考“二万万女性的教育问题”。
1892年，郑观应在《女教》中说：“泰西女学与男子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梁启超认为女性教育极为重要：“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掌握报刊舆论走向的维新派，在《时务报》、《大公报》、《万国公报》等知名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创办女学造势。
1897年，南洋大臣刘坤一，接到上海电报总局总办经元善的呈文，要求在两江地区兴办女子学堂。刘坤一批准了这个请求，但并不同意拨款。幸有开明士绅相助，谭嗣同、麦孟华、文廷式、张謇等人出资，梁启超亲自制定《女子学堂试办章程》。但依然不得人心，有人反对：“让女子走出家庭，她们以后不再遵守‘相夫教子’等传统人伦怎么办？”为了消除疑虑，经元善决定学堂的所有教员和职员均由女性担任，包括梁启超的妻子李慧仙，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等。且学堂门禁森严，两层大门隔绝了女学生与外界的交流，门上贴着：“男子永不得入内。”1898年6月1日，经正女学终于开学，然而，尽管学堂不收学费和饭费，加上经元善的女儿，学生一共也不过15人。
经正女学这“中国第一间自办女学堂”并没有维持很久。戊戌变法失败后，经元善逃往澳门，几个月后，经正女学被迫关闭。它的寿命，仅仅两年。但它撒下的种子，却在中国各地开花发芽。此时的清政府，并不支持女学，甚至在1905年颁布的《蒙养家教合一章》中规定：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反对多设女学。但兴女学已在民间形成潮流，才女吕碧城专门赋诗《书怀》一首，一时传为佳话：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
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忧愿做新民。
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
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顺应热潮，全国涌现出大批女子学堂，据1909年学部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女学堂306所，女学生14054人。
大势所趋，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规定了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的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折中写明：“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受礼法……而欲家庭教育良善，端赖贤母，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
据《章程》要求，以修身为主的家事、裁缝、手艺等课程应占总课程的50%，与女性特性相符。所有女校中，严氏女学被视为楷模。严修所作校歌《教女歌》广为流传：“女儿家，要温顺；跟着娘，听教训；姐妹们，气和美，莫怄气，莫拌嘴……”
过渡：初步平权中的“男女有别”
民国政府建立后，中国自办女子学堂发展极为迅速，女学生人数呈数十倍增长，至1915年，全国有女子学校3766所，女学生180949人。
究其原因，孙中山和蔡元培对女学的态度起主导作用。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成立庆典上发表演讲：“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想来多不注意，固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蔡元培对女校的支持来得更早，1902年，他在上海发表演讲：“欲造此完全之中国，非独当责之凡为男人之人，尤当责之女子。”
在此背景下，1913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令规程，总称为《壬子葵丑学制》。
该学制的年限为四三四六，即四年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和六年或七年大学预科，大学院不设年限。对男女各自的受教育权，葵丑学制也作了具体规定：初等小学男女可同校，初等以上，男女需分校，女校的年限与男校一致。从年限上看，葵丑学制打破了清末的双轨制，废除了男女的差别，从权利上实现了平等。但一些细节上，男女间仍保留了差异，如女性有专门的“女子适用”教材。
在保证女子受教育权之余，葵丑学制并不放弃对贤母、良妻的培养，这和“五四”运动后追求的“男女平等”形成鲜明对比。如在《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规定：“女生尤须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教授修身，宜以嘉言懿行及谚辞等指导儿童，使知戒勉，兼演习礼仪；又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女生需修家事、园艺和缝纫课，免修三角法、课兵式体操等。
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这样的区别，尤其在1919年“女权主义”传入中国后。女权主义者们，不仅在政治上争取和男子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在教育上，也要求完全平等。她们认为葵丑学制中的男女差异是对女性的“歧视”。革命理论家李达呼吁：“教育应该是把女子当成一个‘人’看的人生观宇宙观”，要求女子做的事情不应该止于为人妻母。”具体到行动上，女权主义者们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开女禁”。
高潮：开女禁与男女平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关键原因在于女子教育不兴，若要改变现状，中国妇女定要“规复天赋值权利，以扫除历来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与学问以成就国之女豪杰，夫而后国或有可望也。”（竹庄，《女子世界》）
知识分子展开了对“贤妻良母”教育理念的批判，叶绍钧在《女子人格》中说：良母贤妻这四个字做施教的主旨，这岂不是说，女子只应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这种人生不是同‘阿黑’、‘阿黄’一样没有价值么？”
第一个发出“开女禁”声音的人，是兰州小学老师邓春兰。她曾就读于兰州省立师范学校，但却为不能进入大学深造而遗憾。因为据葵丑学制，女子可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学习，但没有专门的女子大学供她们就读（华南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教会大学除外）。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观点的兴盛让邓春兰看到希望。1919年5月19日，一封《春兰上蔡校长书》寄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邓春兰在信中慷慨陈词：“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主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唯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
邓春兰的振臂一呼，得到全国范围的广泛回应。很快，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女学生，纷纷上书大学校长，要求“开女禁”。蔡元培对此表示支持，他复信：“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几个，亦可录取也。”1920年2月，邓春兰、王兰、韩恂华等九名女生被北京大学录取，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
1936年，杭州一所女学堂的学生，在练习丹麦健身操
尽管有许多人反对“开女禁”，认为“男女有别”、“礼教大防”的诘难声不绝。甚至有人污蔑“既可同板凳而座，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
但长达千年的“女禁”，还是无可挽回地崩溃了。
至1922年，全国各地高校（除教会大学）共招收女学生665人。虽然只占大学总人数的2.1%，但“开女禁”运动冲击了平民女子的思想。在此之前，女子教育一直被认为是贵族特权，“开女禁”后，大批平民女子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平民女子教育扩大了女教范围，至1922年，女学生数量为417820人，比民国初年增加了2倍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女校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仅北京就有女子中学15所。然而，“文革”期间，由于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女子学校全部改为男女合校。至此，中国大地上，从萌芽起，发展100余年的中国女校销声匿迹。
（文章来源：教育家杂志2013年8月刊）
往期回顾
历史上的女校（第一期）｜漫话中国古代女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