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秋日的时光
2022-08-15 16:44阅读：
很多年以后，落日的余辉已开始飘洒在身上，往事如同一缕轻烟渐渐地逝去。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年那月，那个秋日的时光。
回忆，从1975年7月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每个应届毕业生。我也来到了吉林省九台县某公社，成为了某小队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成员。这个公社有许多下乡知青，我所在的大队有7个小队，其中5个小队有集体户。
从此与社员一样，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遇见过天亮之前东方出现的那一抹鱼肚白；经历过黎明前的至暗时刻；欣赏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的景色。每年忙着春种、夏锄和秋收，冬季则忙着出民工：修过梯田，挖过大河。也曾扛过麻袋、装过大车。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吃水都是从井里打上来，然
后用水桶挑回家。为方便打水，水井口设有辘轳架子和胶皮水桶。刚下乡时，我们女知青需要两个人才能把水桶从井里摇上来，再非常吃力地将一担水挑回集体户。但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用一只手把水桶摇上来。甚至到了后来，可以将装满东西的土篮子在不落地的情况下，把扁担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上。自始相信，干活是能锻炼出来的，农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说到干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整整一个月没下一场雨，我们就连续出工了一个月。因为在农村，下雨天才能不出工。本来就够累了，而苞米枯的又要干死了，我们只好挑着水桶上山抗旱，水桶很沉，还要爬山，那种累的滋味至今难忘。
尽管如此辛苦的劳动，第一年每天挣的工分却只值5角6分钱，除去买口粮的钱，就所剩无几了。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每天的工分能勾到7、8角钱，到了年底，还能拿到手里一百多元，心里竟也很高兴了。
最初，我们集体户有16个人，都是部队子女。艰苦环境的侵蚀，没有让我们失去那个年代许多人都具备的崇高理想和见义勇为的精神。有一天，我们正在户里的自留菜地里干活，远远地看到有座山燃起了大火，当时，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不约而同地拿起劳动工具，跑去救火。只是没等我们赶到现场，大火就被扑灭了。
当时下乡是响应国家号召，而通过农村锻炼，得以上大学才是我心底的秘密。由于是部队子女，小学刚刚毕业，我们班就有几个女同学当上了令人羡慕的女兵，但我一点也不为其所动，只想将来成为大学生。
初到农村，天真地认为只要好好干活，就能够实现美好的愿望，被推荐上大学。但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确实表现的还不错，但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看到了这里很少有知青被招工回城或被推荐上大学，越发感觉到，不论以哪种方式尽快离开农村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后者更是难于上青天。
我曾和一名女知青到我们大队各小队了解已婚知青的生活状况。发现这里都是女知青嫁给男社员，她们多半是因为回城无望，才做出了这种选择，我们小队也有一位结婚多年的女知青。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印象深的是有一户人家，在外面看房子非常小，进屋后，我和女知青想在炕上歇会儿，立刻感觉到这个炕也太小了，两个人待着都觉得不宽敞。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有多困窘。
还有个已婚女知青，一开始说过得挺好。但当我们把资料交到公社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大老远地跑过来找我，完全是一副农家妇女的模样，恳切地对我说，她生活困难，希望我能向公社领导反映。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以为能给些补助。只是汇报工作已经结束，我当时还为她觉得有些遗憾。
有一次，我到公社“知青办”帮忙整理《知识青年登记表》档案。在那里，遇到了好几个27、8岁的女知青，她们都是下乡近十年的老知青，看起来真的有些显老了。她们向知青办的负责人诉说自己心中的愁绪与烦恼，请求帮助她们抽调回城去。我看到她们的目光里满是急切与无奈，也似乎看到了一批又一批下乡知青的未来。
当时我们大队有书记、副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妇女主任等班子成员。由于集体户距离大队部很近，所以，可以经常看见他们。大队的治保主任和民兵营长，都是下乡好几年的知青，还在一个集体户。有一天，突然听说，因为工作中的矛盾和争强好胜的心理作祟，治保主任用镐头将正在熟睡中的民兵营长打死了。很快，治保主任被警察带走了，从此了无音讯。我们在震惊之余，无不为这两个风华正茂且大有作为的年轻人叹息，想不到他们竟然以这种形式离开了农村。
下过乡的人都知道，知青们最关心的事情是能否尽快抽调回城。当时政策规定下乡3年才有资格被招工回城。那几年流行“厂社挂钩”集体户，我们集体户与部队挂钩，而另一个与我们户同时建立的4队集体户，是与长春一轻局挂钩。两年后，我们集体户有4名男知青被征兵入伍。而4队集体户有位男知青因为表现突出，也抽调回了城。除此之外，5个集体户没有被招工回城的。
当时政策还规定下乡3年就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大学是从1966年停止高考，直到1970年才恢复招生。但是不再进行高考，而是实行“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1973年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了考试，又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取消了考试成绩，重新按推荐制招生，一直到1976年。其中1971年没有招生。据统计，这七年只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由此可见，那时的青年人能上大学的几率低之又低。
我们公社有许多知识青年，不知道有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只知道我们大队5队集体户有位女知青，很有才华，一直想上大学，经过不懈的努力，也只是被推荐上了中专，至于被推荐上大学的？根本没有。
然而，世间的事总是变幻莫测，甚至难以预料。就在我对上大学已经绝望之际，迎来了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那个秋日的时光。那是1977年10月21日，正值秋收刚过，天高云淡，秋风送爽，从公社有线广播里传来了一则新闻：今年的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论做什么工作，只要附合年龄要求，都可以参加，并择优录取。
当时，我们正在出民工，参加公社组织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热火朝天地战斗在修梯田的工地上。这个消息刚一播出，反响最大的是下乡知青，我们先是凝神倾听，然后欣喜若狂。而我马上想到的是，再也用不着懊恼等不来别人的推荐与批准，而在疑惑中失去理想与追求了。看得出来，每个人的心情就像平静的湖水划开了阵阵涟漪，激荡难平，顿时拥有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信心。我们马上放下手中的活，也不用和队长请假，就准备参加高考了。
还记得，那天我们扛着行李回到集体户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第二天，户里的二十个人，只有两个特别冷静的男知青决定不参加高考，其他人都赶回家复习功课了。其实，户里的知青很多都是同学，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在学校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但是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这可是离开农村的大好时机。
从得到高考的消息到参加高考，也就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
复习时间短是个不利的条件，下乡这段繁忙的日子，早把在校时学到的那点知识消耗殆尽。而没有应付高考的复习资料，才是最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更别提也不会有什么补课辅导班了。
有人会说，不是有上学时的教材吗？是有，但是上学的时候，劳动、社会、革命构成了主要的学习课程，而所学的教材却特别简单。就算把课本内容全部复习明白了，也难以应付高考的试题。举个例子，当时户里有位1977年7月份下乡的男知青，临近高考时，我们提到三角函数，我说，不就是正弦公式、余弦公式吗，很简单。他说，那个不能考，和差倍半角公式才能考。我翻了翻我的教材书，根本没有这些公式。大概是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教材才增加了这些教学内容。
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很快过去了。1977年11月28、29日，吉林省自行命题的高考开始进行了。这两天，来到公社中学参加考试的人特别多，就像赶大集一样。按规定大学与中专不能兼报，但是考的是一张卷。现在看来这是很奇特的一次考试，却也照顾到了因为11年没有进行高考和中考而出现的众多适龄考生，为这些人提供了选择机会。而当时的我，自认为在校时的学习成绩还不错，理所当然地报考了大学。
1978年1月中旬，大学与中专考生参加体检和政审的名单一起出来了，但是没有公布考生成绩，也没有公布进入这个名单的最低分数线，不论是大学，还是中专。我记得去公社看名单时，有好几页纸订在了一起，也是不分大学与中专。当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非常高兴，根本顾不上看看整个公社考上了多少人。只是后来才知道，那年全国参加体检的人挺多，体检后没考上的人也挺多。
我们小队只有我和那个1977年下乡的男知青榜上有名，后来他考上了郑州粮食学院。我们大队还有两位女知青分别考上了吉林师大和一所石油化工学院。那个与长春一轻局“厂社挂钩”的集体户，有一位当时表现挺优秀的男知青也参加了体检，可惜最后也没有被录取。但他很快被抽调回城了。
而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考了多少分，能不能考上，只能在听天由命中默默等待。然而，直到春天到了，大学都开学了，我还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惆怅，希望破灭了。后来得知，我的高考成绩是222分。政审肯定是不会有问题，那就是成绩没达到录取要求了。我的第一志愿报考了大连工学院，肯定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普通院校报考了鞍山钢铁学院，后期学校扩招了走读生，如果是鞍山户口的下乡知青，成绩在200分以上，就可以成为走读生，但我不具备条件。只能与大学彻底的失之交臂了。
这一年，是1966年之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全国有570万考生，而被大学录取的只有27.3万人，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1977年高考失利，让我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一直以来，由于自己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总能名列前茅，颇有些自视甚高。但结果却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思考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才能走的更稳。如果说考上大学的是凤毛麟角，可我们大队不是也有好几个知青考上了吗？这对我既是打击，也是鼓舞，但决不能气馁，挫折更加坚定了努力复习功课的决心，去参加1978年高考。命运之门已经敞开，此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选择放弃。
由于部队大裁军，父亲调到了辽宁省鞍山军分区工作。1978年4月初，我也转户到了辽宁省海城县八里公社。辽宁省的知青由大队管理，知青们居住的地方称为青年点。
我落户的青年点有一栋砖瓦平房，长长的走廊，有好多个房间，大门两侧，一边住着女知青，一边住着男知青，中间是个大饭厅。大约有知青七、八十人。一点也不像吉林省的集体户，每个户的知青基本上不会超过20人，只有男女两个房间，都是对面炕，一个外屋地。
相比之前下乡的地方，这里显得富裕一些，不仅是平原，还有很多苹果树。在我看来，这里还有个奇特的现象：社员的房子一律是红砖瓦房，且整齐划一。原来这都是1975年地震后统一建成的。虽然马上就要高考了，可我还是有较高的思想觉悟，竟然还抽出时间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
7月20、21、22日这三天，我怀揣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走进了八里公社中学的考场，参加了人生的第二次高考。如果再考不上，明年肯定是拼不过早已经开始正规系统学习、甚至还包括我们从来不曾学过的英语课程在内的应届毕业生了。而经历了1977年严酷的高考，有些没考上的考生今年都不再参加了。但一点也不影响还是有很多人来到了考场，因为又有许多应届毕业生加入了其中。
1977年辽宁省的高考同吉林省一样，也是大学与中专一张卷。但又不同于吉林省。吉林省是大学与中专不能兼报。辽宁省是既可以报大学，也可以兼报中专，如果考不上大学，分数够了就可以上中专。1978年高考，这两个省的政策又不相同。吉林省大学与中专还是不能兼报，但考的是两张卷。辽宁省是大学与中专可以兼报，考的也是两张卷。但同时规定报考中专的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
看得出，辽宁省的高考政策似乎更人性化一些。对于知青来说，考上大学最好，考不上的话还有中专托底，就能离开农村，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同时报考了大学与中专。按照中专规定的年龄界限，这一年，是允许我参加中考的最后一年。
在参加考试的这两天，我认识了其他青年点的两个鞍山籍知青，一个女考生，一个男考生。他俩参加了1977年高考，都考上了中专，但没去学校报到，决定第二年再考一次大学。我听说后，特别佩服他们俩。
8月末，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负责高考的公社文教组。昨天就听说发榜了，但没有一点自己的消息，或许是凶多吉少。到了文教组，老师告诉我，参加体检的7个人中有我。这年高考成绩全部公开，我考了330分，参加体检的分数线是302分。当时心情很激动，但很快就平静了，因为参加体检也不一定被录取，我已经有过一次这种不太美妙的经历了。
1978年高考参加体检的人数与实际录取的人数应该相差不会太多，要不怎么一个八里公社参加体检的只有7个人，有3名女考生，4名男考生，没有应届毕业生，看上去都像是在农村锻炼了好几年的人。其中有一位女考生报考的是东北林学院。另外一名女考生就是考试时认识的那位女知青，可惜的是和她在一起的男考生，没能参加体检。不过，我相信他肯定能考上中专。因为那年的中考题不算太难，我们青年点有一名男知青考上了中专。我的中考成绩是296分，远超过了中专录取分数线。
后来我也想过，八里公社1978年高考参加体检的7个人是不是都考上了大学，真希望大家都能如愿以偿。
听说海城县城里贴出了参加体检人员的名单，想起了古代科举制度，放榜日是个重要的节日，许多人都会去观看。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个名单不是最后中榜名单，但我还是想去体验一把看“榜单”的仪式感。那时青年点到县城没有公交车，如果走路，略显远一点。好在这段路上有许多社员赶着的马车，那是当时重要的运输工具。我们只要和车老板打个招呼，没有不让坐的，民风尚是淳朴，让我们省却了步行的劳顿。
我还是不出意外地搭上了马车，来到了教育局的大门口，发现很多人都在看这个名单，并且议论纷纷。虽然这还真不算是金榜题名，因为毕竟不是最终录取通知单。但墙上却也贴的是大红色的纸，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序号、姓名及考号，一共六张。参加体检的理科生241名，文科生58名
，一共是299名。我的名字在第二张红纸上。
金秋10月13日，我终于重返校园，走进了鞍山钢铁学院。这一年，全国有610万人报考大学，录取了40.2万人。这是年龄相差最大的一届大学生。我们班46个人，最大的31周岁，是66届高中毕业生，最小的16周岁，是应届毕业生。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让我们聚集到了一起，结成了既是同窗之情又是兄弟姐妹般的情谊。
我也没有忘记曾经生活过的集体户和青年点，那里的知青们也随着1979年全国返城政策，全部回到了城市。
不论后人如何评价知青的过往。我都认为，他们都是具有
“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精神、执著进取的时代精神”的一代人。对我来说，吃过的苦，挨过的累，失去的一些宝贵光阴，换来了却是更多的收获。毕竟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不屈不挠的意志，繁重的劳动，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有了这段生活的磨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可以承受了。
都说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因为它恢复的是“公平与公正”。时至今日，不可否认的最为公平的事情仍然是高考。只是没有经历过十年动荡的人，并不把人人面前平等的高考看得那么份量重。特别是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已达到了80%以上，容易得到的往往不加珍惜。孰不知在历史长河的不远之处，有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高考的年代，也有过高考录取率只有4.8%、6.59%的岁月。
对于个人来说，高考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不论后人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都要感谢历史转折的那一刻，给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命运重生的机会，也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那个历史时刻，我与其一俟相遇，终究未曾错过。才有了之后，在鞍钢集团这个共和国长子的怀抱里，在三十四年选矿职业生涯中，获得了许多优秀设计奖和荣誉证书的时刻。
我常常想起曾经的高考时光。那年刻苦拼搏的白天，那年焦虑彷徨的夜晚，都成为了多年后，不可否认的最美好的岁月，因为那是我人生转折的关口。
当然，最难忘的是那个秋日的时光，因为那是我人生转折的伊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