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秦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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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秦腔》自
2005年出版后，就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部作品，非常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这样一个后改革时代的终结”。他说贾平凹不仅是中国纯文学“最后的大师”，而且也是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中年批评家李敬泽说：“这部小说极端地瓦解了我们目前为止的关于乡土写作的所有成规、想象方向，它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是一部使我们非常吃惊的作品。”女作家范小青说：“也许《废都》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更特殊些，甚至更重要些，但《秦腔》是经典。”本文将以《秦腔》评价为主，结合贾平凹此前的《废都》《怀念狼》等作品，从时代、语言、文本与精神四个方面，讨论贾平凹的成就，和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和意义。
独特的时代精神
以往中国文学对时代精神的强调，往往与典型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人物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表现现实的模式，至今这个模式仍然成为主流社会评价文学时代内涵的主要标准。贾平凹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并非没有受这种模式影响，如《浮躁》《腊月·正月》等。但是更多的、更得心应手的却是《天狗》《太白山记》《废都》《怀念狼》《高老庄》《秦腔》这样或者远离时代中心，或者非常个人心灵化、情绪化，或者要么怪异独特，要么放弃评价的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凡庸。然而吊诡的是，它们总是能够呈现出现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丑陋而又美丽、欣慰而又痛苦的民族精神文化心理裂变的巨大风景。即如《怀念狼》，它的独异奇诡的文本价值与深刻的思想精神价值，至今仍被老旧的文学观念所遮蔽。保护狼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态题材，在贾平凹神秘飞扬的叙述中，却成为了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大关怀与大悲悯，对人性的愚昧与偏执的大批判、大警醒。小说中的猎人傅山既是人类的辉煌与勇敢的象征，也是人类的怯懦与专制、麻木与偏执的象征。《怀念狼》表现的正是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高科技、生态危机所导致的人类安全感的丧失，征服欲的膨胀，灵魂被物质欲淤塞的精神生态危机。
简古倒装的语言系统
贾平凹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早从《山地笔记》《月迹》中就表现出来，当时人们说他的语言特点一是空灵，二是动词名用，虚词实用，受古代散文影响较明显，有说是仿古，也有说是简古。得到肯定，也引起一片讨伐声，直到《怀念狼》出现，仍有人指责其“不今不古”、“不文不白”。但是，贾平凹无疑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对汉语言文学最具贡献的一个，就连对他的创作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语言天才”。从《废都》以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他把从庄子散文到中国古代文人才子的笔记小说、白话小说的白描、对话，甚至肖像描写融汇于当代生活的口语之中，洒脱、简练，而又古朴、传神，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感。
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民族生活和文化的活化石，就在于它丰厚的文化传承，贾平凹、余光中们对古代语言传统的重视，以及更多作家向民间的学习，不仅是文学之需要，而且是正本清源，尽自己改造并规范民族语言传统之责任。当年，贾平凹语言中的那些脱胎于古汉语，又源于自己心灵感受的倒装句，曾经招来许多批评，并被讥为不通，然而，曾几何时，平凹式的简古倒装句，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语言的一大范式。
文本的成就和高度
贾平凹在短、中、长篇小说文本创造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更是不言而喻。但是更能代表其文本创造高度的却是《废都》以来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等长篇小说。建国以来的中国主流文论，一直把实际上从十九世纪法、俄舶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当作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小说创作的不二法则。与此同时，大家也常提起小说民族化的问题，但“民族化”往往却成为一种从语言到地域生活图景的风俗点缀。也有一些作家为此作出了卓有成就的努力和贡献，如过去的老舍、赵树理，当代的莫言、余华，但真正作出全面的根本性突破的却是贾平凹。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旗帜鲜明地宣布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并且将此主张、追求贯穿于此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过程。费秉勋教授在《贾平凹论》一书中说，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即渗透着婉约派词人的才情和性灵派作家的自由心性，后来他的创作较多地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精神，改造了自“五四”以来新小说注重写实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古典诗词、戏曲、造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雕塑等）的表现性传统得以大面积地继续和现代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针对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只能学习艺术形式”，即“不能学其内容和哲学”的流行观点，平凹又提出，所谓“形式”恰恰是属于民族思维方式和审美精神的范畴，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弃中而学外，重西而弃东，应该学的反倒是西方现代主义中人类性、世界性、普世性的人文哲学内涵。为此，平凹在《怀念狼》和《秦腔》中充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极具民族思维和民族审美精神的艺术创造，也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家和读者的承认。其实早在上世纪末，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就有了《高老庄》是从“小说历史的源头，致力于传统化、民族化与现代性结合的一种艺术探索”的论断。
文学的灵魂与精神
关于贾平凹《秦腔》及其他小说的“精神性”也是一个有所争议的问题。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对“精神性”的理解，如果将精神性理解为一种貌似正确观念和精神的图解与演绎，理解为一种“崇高”形象的导引的话，贾平凹确实很少，但是，如果将精神性理解为广义的人文关怀，对于人的生命及其幸福追求的理解和尊重（如对于人的生存境遇，包括物质生活、心灵状况、文化处境等的关怀），那么，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不仅不缺少，反倒十分突出。平凹的小说中确实有一些病态的人物、畸变的心灵，如《秦腔》中的引生，《废都》中的庄之蝶，甚至《土门》中的成义等等，但他们折射的却是现实和时代的病症。《秦腔》中的引生最为病态的行为是阉割了自己，并且经常想入非非，好做白日梦，但如果想到他是一个得不到社会关怀和家庭温暖的孤儿，是乡村的弱势个体，那么，他的自我惩罚和保护式的自残，就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的病态心理与行为并没有掩盖他内心的善良。其实，庄之蝶也是个病态的文化名人，在他病态的灵魂中，折射着一个欲望疯长的年代，一个智者多么巨大的心灵痛苦，在不甘沉沦中却更深地沉沦并颓废着，这就是庄之蝶，也是今日中国现实中许多知识分子的真实状况。
在笔者看来，构成贾平凹创作的巨大内在精神张力，是他对这个急遽转变的历史时代极其敏锐的心灵感应，以及内心的痛苦和焦灼。父亲备受打击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份，大家族特有的人际关系，山区农村的穷困背景，决定了贾平凹文化心理构成中仁爱、中庸、礼让的儒家伦理本色，而体弱性格内向，又决定了贾平凹对外在生存环境的超常敏感，也注定了他无安全感的痛苦人生。文学成为他证明自己，实现最大程度安全感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他释放内心痛苦，对抗喧闹的外部世界而保持内心平静的重要生存方式。贾平凹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和平的，然而也是千年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欲望的疯长，文化规范的缺失所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功利化，人心灵的失所。他不可能选择与明显的社会变革相对抗的方式写作，也不可能继续如早期的散文、小说那样单纯面向自己心灵的写作，而是将自己的写作转向了现代化巨轮碾压下的乡村或城市芸芸众生的生存及其心理情绪，转向了描绘传统文化的尴尬和人的心灵的困境。
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版图中，贾平凹扮演的既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者、面向当代世界的开拓者的角色，又是与现代化的资本原则清醒地抵抗、批判的角色。他的文学形象是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他的思想精神形象却是传统的、甚至保守的。但是他维护并坚守的并不是良莠并存的甚或腐朽的封建伦理，而是健全的文化秩序，人的心灵的完整，人际关系的安全与温暖。这正是时无分古今，地无分中外，信仰无分派别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精神，也是任何一个优秀作家都应该具有的良知和责任。所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坚守不仅更为彻底，更出自其痛苦的心灵自然，并且因其创作中美学精神的民族性还原，其文学的实现更为丰富、更深厚广阔。面对滔滔的人欲商潮，这种无边的爱与悲悯，这种对世风日变的焦灼与忧虑，这种巨大的沉沦与自恕，不正是贾平凹文学的灵魂和精神吗？
贾平凹说，《废都》是在他的生命苦难中，“安妥了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实际上，《废都》以后他的所有作品，都有着安妥灵魂的意义，它们安妥的是贾平凹的灵魂，也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灵魂，因为肉体和精神的苦难感与不安全感，正是经历着深刻巨变的历史的和
时代的典型心理。贾平凹的文学和心灵正是由此与广阔世界相通。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贾平凹已经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山，他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意义也因《秦腔》等作品而为许多研究者认知。贾平凹才五十多岁，《秦腔》也不可能是他文学事业的终结。但一个高度、一块碑子在这里，他今后的文学之路将更为艰苦。这里谨祝他放松心态，将后面的路走好。
独特的时代精神
以往中国文学对时代精神的强调，往往与典型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人物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表现现实的模式，至今这个模式仍然成为主流社会评价文学时代内涵的主要标准。贾平凹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并非没有受这种模式影响，如《浮躁》《腊月·正月》等。但是更多的、更得心应手的却是《天狗》《太白山记》《废都》《怀念狼》《高老庄》《秦腔》这样或者远离时代中心，或者非常个人心灵化、情绪化，或者要么怪异独特，要么放弃评价的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凡庸。然而吊诡的是，它们总是能够呈现出现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丑陋而又美丽、欣慰而又痛苦的民族精神文化心理裂变的巨大风景。即如《怀念狼》，它的独异奇诡的文本价值与深刻的思想精神价值，至今仍被老旧的文学观念所遮蔽。保护狼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态题材，在贾平凹神秘飞扬的叙述中，却成为了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大关怀与大悲悯，对人性的愚昧与偏执的大批判、大警醒。小说中的猎人傅山既是人类的辉煌与勇敢的象征，也是人类的怯懦与专制、麻木与偏执的象征。《怀念狼》表现的正是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高科技、生态危机所导致的人类安全感的丧失，征服欲的膨胀，灵魂被物质欲淤塞的精神生态危机。
简古倒装的语言系统
贾平凹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早从《山地笔记》《月迹》中就表现出来，当时人们说他的语言特点一是空灵，二是动词名用，虚词实用，受古代散文影响较明显，有说是仿古，也有说是简古。得到肯定，也引起一片讨伐声，直到《怀念狼》出现，仍有人指责其“不今不古”、“不文不白”。但是，贾平凹无疑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对汉语言文学最具贡献的一个，就连对他的创作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语言天才”。从《废都》以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他把从庄子散文到中国古代文人才子的笔记小说、白话小说的白描、对话，甚至肖像描写融汇于当代生活的口语之中，洒脱、简练，而又古朴、传神，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感。
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民族生活和文化的活化石，就在于它丰厚的文化传承，贾平凹、余光中们对古代语言传统的重视，以及更多作家向民间的学习，不仅是文学之需要，而且是正本清源，尽自己改造并规范民族语言传统之责任。当年，贾平凹语言中的那些脱胎于古汉语，又源于自己心灵感受的倒装句，曾经招来许多批评，并被讥为不通，然而，曾几何时，平凹式的简古倒装句，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语言的一大范式。
文本的成就和高度
贾平凹在短、中、长篇小说文本创造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更是不言而喻。但是更能代表其文本创造高度的却是《废都》以来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等长篇小说。建国以来的中国主流文论，一直把实际上从十九世纪法、俄舶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当作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小说创作的不二法则。与此同时，大家也常提起小说民族化的问题，但“民族化”往往却成为一种从语言到地域生活图景的风俗点缀。也有一些作家为此作出了卓有成就的努力和贡献，如过去的老舍、赵树理，当代的莫言、余华，但真正作出全面的根本性突破的却是贾平凹。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旗帜鲜明地宣布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并且将此主张、追求贯穿于此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过程。费秉勋教授在《贾平凹论》一书中说，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即渗透着婉约派词人的才情和性灵派作家的自由心性，后来他的创作较多地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精神，改造了自“五四”以来新小说注重写实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古典诗词、戏曲、造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雕塑等）的表现性传统得以大面积地继续和现代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针对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只能学习艺术形式”，即“不能学其内容和哲学”的流行观点，平凹又提出，所谓“形式”恰恰是属于民族思维方式和审美精神的范畴，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弃中而学外，重西而弃东，应该学的反倒是西方现代主义中人类性、世界性、普世性的人文哲学内涵。为此，平凹在《怀念狼》和《秦腔》中充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极具民族思维和民族审美精神的艺术创造，也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家和读者的承认。其实早在上世纪末，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就有了《高老庄》是从“小说历史的源头，致力于传统化、民族化与现代性结合的一种艺术探索”的论断。
文学的灵魂与精神
关于贾平凹《秦腔》及其他小说的“精神性”也是一个有所争议的问题。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对“精神性”的理解，如果将精神性理解为一种貌似正确观念和精神的图解与演绎，理解为一种“崇高”形象的导引的话，贾平凹确实很少，但是，如果将精神性理解为广义的人文关怀，对于人的生命及其幸福追求的理解和尊重（如对于人的生存境遇，包括物质生活、心灵状况、文化处境等的关怀），那么，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不仅不缺少，反倒十分突出。平凹的小说中确实有一些病态的人物、畸变的心灵，如《秦腔》中的引生，《废都》中的庄之蝶，甚至《土门》中的成义等等，但他们折射的却是现实和时代的病症。《秦腔》中的引生最为病态的行为是阉割了自己，并且经常想入非非，好做白日梦，但如果想到他是一个得不到社会关怀和家庭温暖的孤儿，是乡村的弱势个体，那么，他的自我惩罚和保护式的自残，就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的病态心理与行为并没有掩盖他内心的善良。其实，庄之蝶也是个病态的文化名人，在他病态的灵魂中，折射着一个欲望疯长的年代，一个智者多么巨大的心灵痛苦，在不甘沉沦中却更深地沉沦并颓废着，这就是庄之蝶，也是今日中国现实中许多知识分子的真实状况。
在笔者看来，构成贾平凹创作的巨大内在精神张力，是他对这个急遽转变的历史时代极其敏锐的心灵感应，以及内心的痛苦和焦灼。父亲备受打击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份，大家族特有的人际关系，山区农村的穷困背景，决定了贾平凹文化心理构成中仁爱、中庸、礼让的儒家伦理本色，而体弱性格内向，又决定了贾平凹对外在生存环境的超常敏感，也注定了他无安全感的痛苦人生。文学成为他证明自己，实现最大程度安全感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他释放内心痛苦，对抗喧闹的外部世界而保持内心平静的重要生存方式。贾平凹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和平的，然而也是千年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欲望的疯长，文化规范的缺失所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功利化，人心灵的失所。他不可能选择与明显的社会变革相对抗的方式写作，也不可能继续如早期的散文、小说那样单纯面向自己心灵的写作，而是将自己的写作转向了现代化巨轮碾压下的乡村或城市芸芸众生的生存及其心理情绪，转向了描绘传统文化的尴尬和人的心灵的困境。
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版图中，贾平凹扮演的既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者、面向当代世界的开拓者的角色，又是与现代化的资本原则清醒地抵抗、批判的角色。他的文学形象是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他的思想精神形象却是传统的、甚至保守的。但是他维护并坚守的并不是良莠并存的甚或腐朽的封建伦理，而是健全的文化秩序，人的心灵的完整，人际关系的安全与温暖。这正是时无分古今，地无分中外，信仰无分派别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精神，也是任何一个优秀作家都应该具有的良知和责任。所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坚守不仅更为彻底，更出自其痛苦的心灵自然，并且因其创作中美学精神的民族性还原，其文学的实现更为丰富、更深厚广阔。面对滔滔的人欲商潮，这种无边的爱与悲悯，这种对世风日变的焦灼与忧虑，这种巨大的沉沦与自恕，不正是贾平凹文学的灵魂和精神吗？
贾平凹说，《废都》是在他的生命苦难中，“安妥了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实际上，《废都》以后他的所有作品，都有着安妥灵魂的意义，它们安妥的是贾平凹的灵魂，也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灵魂，因为肉体和精神的苦难感与不安全感，正是经历着深刻巨变的历史的和
时代的典型心理。贾平凹的文学和心灵正是由此与广阔世界相通。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贾平凹已经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山，他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意义也因《秦腔》等作品而为许多研究者认知。贾平凹才五十多岁，《秦腔》也不可能是他文学事业的终结。但一个高度、一块碑子在这里，他今后的文学之路将更为艰苦。这里谨祝他放松心态，将后面的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