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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朗的天》的评价说开去

2013-07-29 20:58阅读:
一个下午,读完了曹禺先生的《明朗的天》,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曹禺剧作速度最快的一部。剧作本身的篇幅较短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它的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对话设计也十分引人入胜,这是作品本身的优点和魅力所在。
然而,后者却被好多研究者忽略了,从不少的论著中,我们不难感觉到,研究者认为这部戏是曹禺写得较差的一部,至少比解放之前写的要差很多。而我不这样认为,因此感觉要为这部戏说几句话了。
先从我对作品本身的感觉谈起吧,我这个人的所谓“研究”是有强烈的主观性的,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会对研究有所遮蔽。但是我想,在“客观”的研究已经泛滥无比的今天,当一篇《阿Q正传》的研究论文可以排满一个大书架的今天,“主观性”反而更加值得凸显了, 如果一味坚持客观,是几乎无法再出新见的。
《明朗的天》是一部写医院知识分子(如专家、主任医师等)思想改造的三幕话剧。环境自然是以医院为主,主要人物也大都是医生护士,这对于我,一个刚出院不久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在读作品的过程中哭笑不得地发现,这一回在医院的折腾,我竟学会了好多医学术语和好多的程式与手续,也明白了住院病人为什么要坐轮椅等细节问题,这对阅读是极有帮助的,不过代价也是蛮大的。戏剧引起我强烈共鸣的,正是解放前这家美帝办的医院对于病人的态度,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的医院竟是如此相似!这从剧本中未经思想改造的医师口中可见一斑:
尤晓峰:……江教务长说得好:我们要治的是病,不是病人!为治病就得学技术,就得在病人身上实验,技术不是靠成天对病人的同情学来的!(着重地)心要硬一点,头脑要冷静一点!病人眼睛一发炎就难过了,那还成!要满不在乎才学得好……
尤晓峰:董院长,医学嘛 ,它是一门科学,有一定的医疗程序和惯例……
……
凌士湘: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不要等着看青霉素的效果,现在就加用链霉素。
尤晓峰:(不高兴地)可是凌大夫,你不是做临床的,将来我们这个病历怎么写?谁负责任?
董观山:(忍不住)尤大夫,是病历要紧,还是病人要紧?
(引按:这两种药一起用是没有禁忌的,有利无害)
虽然在剧本中,尤晓峰的言论被院长压下去了,但是这一番话其实可以代表一类医师对病人的态度,和当代大医院的大多数医师对病人的态度。然而现在,再找不到院长能压住这种话了,因为院长的
思维和他们都是一样的,院长能不能耐下心来关心某一个病人还两说呢!
把病人当实验品,程度还算轻的,起码还算在“钻研学术”,而现在呢?恐怕连对学术的热情都丧失了,眼里只剩下了别的东西……
美国的贾克逊大夫往病人身上绑一盒虱子的做法令人发指,在当下也显得比较夸张了,然而,对那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药品的实验是未曾中断的,看似比放虱子“人性”多了,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医院的事,我就不多吐槽了,想必每个住过院的都有自己的一本血泪史。我只是奇怪,在建国初期,经过思想改造,重新认识到救死扶伤是从医之本的医师们,怎么又给“改回去”了呢?
剧本的经典台词也有不少,曹禺是语言大师,即使在这种“政治话语优先”的戏剧中仍然展示出了他的才华,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例,当特务要带走凌大夫的一个助手(是地下党员,当时还有病在身)时,凌大夫向特务求情,希望准许他的助手再在外科病房住几天,并应允可以留下一个人监视时,特务甲这样回答:
“从我们那儿出来,总是要进外科的。我看反正是一样,你就别操心吧!”
这语言的妙处,是不必我多言的。
既然说到了本剧的“政治话语优先”,就不妨谈谈我的研究观念了。诚然,“主题先行”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不少文艺作品的通病,“政治观念先入为主”“图解政策”的痕迹在《讲话》以后,尤其是建国后十七年的作品中都很容易找到,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文艺作品的“共性”。目前,对于这种共性的研究也已经为数不少,采取批评态度的也占了大多数。我并不否认对这种“文艺从属于政治”思路的批判,但是,如果所有的研究者都一个劲地“批判、批判”,我们的研究能否有新的进展呢?所以我认为,在共性研究方面已几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重新关注每一部作品的个性,从而为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关注个性,自然要返回原本,细读文本,从作品本身进行开掘。在读作品之前,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批判作家们“先入为主”“主题先行”,而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同样“先入为主”了呢?即,我们在得知作者是按照“政治标准”写作这一背景材料之后,我们的阅读是否会不知不觉地戴上了“有色眼镜”,也就是说,有意无意地去寻找作品中的“政治”,而忽略了作品的整体,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呢?在我看来,研究者的“主题先行”同样值得警惕,在阅读之前就下了“这作品不过是政治说教罢了”的结论,还怎么感受作品的个性呢?然而这种研究方式,在不同时代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程度最高的,就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了。
关注个性,我们会发现许多不曾被提起的细节,这也正为陷于研究困境的人们寻找到了“夹缝”。说实话,关于一篇作品,一位作家的研究资料同样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旧的材料也基本被前人引用过多次了,对于我们这些资料占有率极低的年轻一辈而言,最大的突破口就是作品本身,最好的研究报告也就是“读后感”了。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在阅读一部作品之前,尽量不要看研究文章,甚至连故事梗概和作者的序言后记都不要看(作者本人有时候也不一定说真话,需要警惕),直接从第一章,第一幕入手,自己去读去想,或许会有新的更大的发现。
以这样的方法去读,我真的还没有发现《明朗的天》比《雷雨》《日出》差在哪里。我的感觉是,这里面写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是比较自然的,并不“生硬”和“教条”,至少在时间跨度的设计上是合理的,第一幕是1948年底,第二幕就到了1952年7月。曹禺的语言艺术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束缚,尤其是舞台说明方面,延续了他《雷雨》《日出》那样的优点,语言的细腻优美,仍然是其他作家难以比拟的。
我想,对待十七年的文学,可以拿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体”杂文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鲁迅的杂文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与各种蛮横的检查机关之下,运用更换笔名、“漫无边际”、“欲言又止”等巧妙的方法周旋以求“自由”,而得以发表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建国以后的作家,同样也是在高强度的政治标准之下,在夹缝中游刃的,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在那个取消个人话语的时代,作家在作品中微微显露的个性话语,那么无论对于作家本人,还是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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