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陶子麟刻书
2013-01-24 18:27阅读：
黄冈陶氏刻书考略
王海刚
近代湖北黄冈陶氏刻书甚多，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黄冈陶氏主要有陶子麟、陶舫溪、陶尧钦三人。陶子麟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十七年（1928），终年七十一岁，清末民初四大著名刻工之一。他身兼出版家与刻工双重身份，设书肆于武昌，以其姓名为店号，出版图书并经营发行。同时，他也为当时许多藏书家刊刻图书，以善刻仿宋及软体字特长闻名于世，有“陶家宋椠传天下”之美誉，其所刻《史记》曾参加国际图书馆会议展览[1]。陶舫溪刻书活动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据此推测，陶舫溪大约生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陶子麟之晚辈。而陶尧钦的刻书活动，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只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为甘鹏云刻《逸楼论史》一处记载。于其生平，因文献无徵，暂付阙如。本文拟就黄冈陶
氏刻书情况略陈一孔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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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陶氏刻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内容上，陶氏所刻之书多为孤本或珍本。如陶子麟为缪荃孙刻的《云自在龛丛书》多为孤本，叶德辉评价说：“惟江阴缪氏《云自在龛丛书》，多补刻故书阙文，亦单刻宋元旧本，虽平津馆、士礼居不能过之，孙、黄复生，当把臂入林矣。”[7]《藕香零拾》所收三十九种书，悉为珍本，王国维说：“《藕香零拾》系有用秘笈，实为近刻丛书之冠。”[8]《斋丛书》所收二十一种书，其内容大半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鸿生巨儒所著而未尽刊布者。《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则使深藏内阁大库及私家之孤本善本，化身千百。诸家藏印，朱墨灿然，既饱眼福，又可寻绎源流。《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西蜀梦》《拜月亭》《调风月》《三夺槊》《紫云亭》《贬夜郎》《介子推》《东窗事犯》《霍光鬼谏》《七里滩》《周公摄政》《追韩信》《张千替杀妻》《焚儿救母》等十四种为仅见于此书的孤本，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比勘资料，而且对研究剧本的演化及思想艺术特点也有很大帮助。陶氏刻印孤本、珍本，“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萌”，厥功甚巨。
其二，在形式上，陶氏所刻之书在行款、牌记、纸张、字体等方面各具特色。在行款上，陶氏所刻之书，行款不一。如《补汉兵志》为每半页七行，行十七字；《玉海堂影宋丛书》为每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南陵徐氏随庵丛书》为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东坡七集》为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云自在龛丛书》为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斋丛书》《崇雅堂丛书》为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藕香零拾》为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一字；《常州先哲遗书》为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在牌记上，陶氏所刻之书多有牌记，以此声明版权。如《离骚》牌记云：“鄂省阑陵街陶子麟鋟刊”；《毘陵集》和《荆川集》牌记云： “楚黄陶子麟承刻”；《北梦琐言》牌记云：“武昌省三佛阁陶子麟刊”；《东坡七集》牌记云：“黄冈陶子麟刊”；《新编五代史平话》牌记云：“湖北黄冈陶子麟刻”；《随庵徐氏丛书二编》牌记云：“黄冈陶子麟镌”；《大隐楼集》牌记云：“潜江甘氏校正，辛酉五月付黄冈陶子麟刻梓，壬戌（1922）二月竣工 ”；《鲁文恪公存集》牌记云：“壬戌仲秋潜江甘氏用明隆庆丁卯方梁刻本重校，付陶子麟椠”；《皇朝类苑》牌记云：“陶子麟刊”；《逸楼论史》牌记云： “潜江甘氏崇雅堂校本，壬申二月付黄冈陶尧钦开雕”；《潜庐随笔》牌记云：
“黄冈陶舫溪承刻”；《晋陵先贤传》牌记云：“共和纪元二十一年壬申秋潜江甘鹏云手校，付陶舫溪刻”等。在纸张上，陶氏刻书多用太史连纸。有清一代，刻书最为常见的即为竹纸，太史连纸为竹纸的一种。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丙申年（1896）五月三日记载：“陶先生（陶子麟）印丛书用连史纸（也称太史连纸）。”[9]
其特征是洁白匀净，正面光滑，背面麻涩。在字体上，陶氏所刻之书多为“仿宋及软体字”[10]，且“精妙不弱于东邻”[11]，刻工精秀古雅。如陶子麟所刊《玉台新咏》本可与日本文化十年（1813）昌平学舍本相颉颃，刊刻精能，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另外，陶氏所刻之书多为单鱼尾，黑口，左右双边。书末标有所刻字数，如《澹生堂藏书约》卷末标有“共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字 ”，《藏书纪要》卷末标有“共七千六百三十一字”等，以此作为计算刻资之依据。
3 刻书原因
黄冈陶氏刻书既多且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黄冈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黄冈壤滨长江，气暖土沃，物产丰富。黄冈多竹，可谓“有人家便有竹，有竹便有人家”，诗人多有赞美之辞。如苏轼就曾写下脍炙人口的“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佳句形容之。黄冈也多木，《黄冈县治》卷二《物产》云：“丝棉、棠梨供刻板。”以丝棉木、梨木、梓木刻板，可使版片字画清晰，久刷不肥，历久不走形。大量的竹木资源为陶氏刻书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二，黄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黄冈自宋元以来，学术名家、能工巧匠，才彦云起，层出不穷。且陶氏素为黄冈望族，《陶氏家谱》云:“陶氏世居于此，撷山水之秀，得钟毓之奇，宜其代有伟人，辉煌史乘，不独科第职绵，争耀一时已也。
”与此同时，陶氏家族还有一套有效的管理规章：“从子弟长成，必择师而教之，取友以辅之，期成举业。有不尽然者，或归田里，或居市廛，或贸易江湖，亦可为终身计。”这为陶氏从事刻书活动提供了现实可能与制度保障。
其三，众多友朋给予陶氏刻书很大帮助。陶子麟与缪荃孙交情甚笃，两人鱼雁往来，在《艺风老人日记》一书中记载多达五百余处，被传为书林佳话。如张元济云：“闻陶子麟已来沪，可否仍乞介绍，欲与商刻字事，想蒙赞成。”柯逢时云：“鄂匠惟陶子麟一人可恃。”缪祐孙云：“如刻仿宋，该匠（陶子麟）亦能之。此匠人颇好。”而黄冈书法名家饶星舫，尤擅长临摹各类字体。陶子麟捉刀刻印的宋刊《四史》《东坡七集》《涧于集》，即是先由饶星舫洒脱自如般地挥动大毫，写样上版，尔后由陶子麟刻梓印行。饶、陶合作刻印的图书堪称经典之作，是故当时清末民初寓居上海的藏书家影刻宋元本，均由陶子麟奏刀。
“陶椠常与天地在，高技共浴日月光”。斯人虽已去，业绩犹长存。黄冈陶氏刻工对中国出版史的贡献仍需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