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曾巩》（11）

2017-08-17 06:0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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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曾巩》（11）

位卑未敢忘忧国 　　曾巩字子固，公元1019年生于江西南丰，公元1083年卒于江苏南京，终年65岁。曾巩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散文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这位文学大家，却经历了长达21年的科考历程，年届不惑方才考中进士，可以说在仕途上屡受挫折。那么，曾巩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人无法想像的苦难面前，曾巩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榜样力量呢？宋代的科举考试按照制度的规定是每3年开考一次，然而曾巩在21年间只参加了3次科考，第二次和第三次科考中间相隔了15年。个中原因：
　　
第一，曾巩是维持全家生计的顶梁柱，家庭生活的贫寒分散了他备考的精力。曾巩的父亲叫曾易占，一生娶了3房夫人，生了15个子女，曾巩在家排行第二。曾易占仕

途不顺，只做到了县令，而且在晚年又遭到别人的诬陷，闲居在家12年。曾巩同父异母的哥哥曾晔饱读诗书、博古通今，文笔非常好，却不善挣钱养家。曾巩为人忠厚老实，他的父亲很看重他，所以曾巩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
　　
公元1037年，18岁的曾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了，他回家之后，为了全家的温饱奔波。公元1042年，曾巩第二次进京参加科考，这次曾晔也一起跟他去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兄弟俩双双落榜。曾巩一方面要承受着家庭物质生活的匮乏，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第二次科考失败以后，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曾巩一直在家乡，基本上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在了操持家务上，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几乎丢了性命。公元1047年，曾易占给宋仁宗上疏谈治国的方略，接到了重新被起用的旨意，曾易占决定带曾巩进朝廷去面见皇帝。来到南京（今河南商丘）的时候，曾易占突然病逝了，在这危难的时候，之前和曾巩有过书信往来、刚刚从宰相位置上卸任的杜衍正在南京，杜衍出资给曾易占做好了棺椁，然后曾巩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南丰。经过这场劫难之后，曾家的生活更加破败。
　　
第二个原因，科举制度限制了曾巩才能的发挥。曾巩是以擅长撰写汉唐古文而闻名的散文家，这也是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但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大部分是沿用了唐代的制度，主持考试的人专门用声律来衡量考生水平的高低。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学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去学辞赋、钻研骈文。曾巩用写汉唐古文的基础和才能答卷，只能是名落孙山了。
　　

唐宋八大家之——《曾巩》（11）

从18岁到39岁，曾巩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辛勤劳作，四处奔波，他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有了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当科举中第、走上仕途之后，曾巩坚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一心为百姓办实事。尽管曾巩一生在仕途上并没有位高权重的经历，先后只是在7个地方担任地方官，但是他的治理卓有建树，百姓有口皆碑。

公元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齐州就是今天的济南。当时的齐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但是社会风气令人担忧。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盗贼很多；第二，有钱有势的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曾巩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周氏家族的周高欺压百姓、奸淫妇女之后，便依法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公子哥流放到一个荒僻的海岛上。

曾巩还实行了保甲法，保甲法规定，所有老百姓都要登记造册，在居民聚居区比较明显的位置都要放上一面大鼓，如果谁家有盗贼出没，就可以击鼓报警，那么周围的群众都要联动起来一起去抓盗贼。同时，曾巩规定凡是有自首或检举揭发同伙的盗贼，都给予宽大处理。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以后，齐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从个性上讲，曾巩是一个沉静内敛的人，他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一直待在家乡南丰，很少与外界交往。参加科举考试之后，曾巩逐渐结交了一些知己朋友，与他关系最为密切、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巩18岁时第一次到京都去参加科举考试，在客栈里与16岁的王安石邂逅，二人一见如故，从此以后经常书信往来，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曾巩第一次科举考试落榜之后，认识了文学大师欧阳修，并拜在其门下。第二年，王安石进京赶考，一举考中，前往江苏扬州做判官。曾巩立即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来推荐王安石。
　　
王安石开展变法之后，尽管对于变法内容有不同看法，曾巩没有迎合王安石，同时也不反对王安石，他为了避免和王安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上疏皇帝请求外任，离开了京城这个斗争的漩涡。此外，曾巩在宋神宗面前评价王安石勇于作为，但是他吝于改过。宋神宗对曾巩心胸坦荡、敢于直言的品格非常敬佩。高长山如此评价曾巩：对家庭充满了爱心，对事业充满了热心，对朋友充满了真心。

唐宋八大家之——《曾巩》（11）

卓然自成一家
　　
在后人眼中，曾巩恐怕是“唐宋八大家”之中最为默默无闻的一位。实际上，与曾巩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无不对曾巩的文学才华与成就赞不绝口，身为北宋一代文坛宗师的欧阳修，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最喜爱曾巩这个弟子。
　　
作为一个散文大家，曾巩别具一格、独树一帜，这就是一个散文家最大的成就。高长山为曾巩的散文总结了几个特征：
　　
第一，剪裁得体、条理分明。曾巩有一篇祠堂记题材的散文，就是他给唐代大书法家、曾经做过抚州刺史的颜真卿写的《抚州颜鲁公祠堂记》。颜真卿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还是一代重臣。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身为平原郡郡守的颜真卿高举抵抗叛军的大旗，以区区平原郡牵制了安禄山的叛军，使叛军不敢窥视潼关，此外，颜真卿一生刚直不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

曾巩在写文章时，按照两条线来写，分别是“忤奸”与“捍贼”，他这样评价颜真卿：“能居其间，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盖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则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曾巩还写道：“夫公之赫赫不可尽者，固不系于祠之有无，盖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则无以致其至也。闻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亲炙之者欤！”也就是说，颜真卿显赫的功绩不可磨灭，本来有没有祠堂都无所谓，但是人们怀念他，祭祀他就可以表达自己极度的怀念。这种写法使文章的中心特别突出，没有浮枝蔓节，气质内敛而遒劲有力，所以曾巩的这篇祠堂记得到了后代古文家的高度赞扬。
　　
第二，舒缓回旋，气质内敛。苏东坡的家乡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姓黎，一个姓安，他们都特别善于写古文，苏东坡给曾巩写了一封信，希望曾巩能够对这两个年轻人给予指导。曾巩对这两个人进行了耐心的指点，不久，朝廷授予了黎生官职。两个人在离开之前，来向曾巩道别，希望老师能给写一篇赠言。他们想借曾巩之口，消解家乡人对他们两个人“迂阔”的耻笑。“迂阔”的意思是不切合实际，因循守旧，不合时宜。曾巩听了这两个人的理由以后，“自顾而笑”，然后用缓缓的笔调写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乎今而不自知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世上的迂阔还有谁能比得过我呢？我只知道笃信古代，而不知道合乎当今；我只知道立志于学习儒道，而不知道随同世俗，这就是我目前所以困顿而还不自知的地方。

接着曾巩又写了下一段：“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上不切合实际的人，还有比我严重的吗？你们的迂阔在于你们写的文章不近世俗。他接着写：“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曾巩这是在告诉两个年轻人：你们的迂阔小，我的迂阔大。我为什么不改？因为我认为如果改就背离了古人、背离了儒道，我是绝不能这样做的。最后曾巩写道：“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也就是告诉这两个年轻人，不要着急来解家乡人的疑惑，当你放下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的。这篇文章既是一个文学宗师对后生的谆谆教诲，又是曾巩内心的自我宣泄；既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提携和爱护，也是曾巩自身赤诚的表达，所以意义是深长的。
　　
第三，平易晓畅、精确生动。公元1047年，曾巩陪父亲进京，路上经过滁州时去看望欧阳修，欧阳修带他们前往一个醒心亭。欧阳修请曾巩为醒心亭作一个记，曾巩欣然应允。曾巩先写了这个亭子的位置和为什么要写这篇记，描述了醒心亭周围的景色，但是曾巩笔锋一转，写道：“虽然，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这段话是这篇记真正的主旨，他点明在上可以优游而乐，无为而治；在下的百姓丰衣足食，无所缺憾；天下的读书人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边疆的人民以至于那些鸟兽草木，凡是生命都各得其所，这才是欧阳修真正的快乐所在。欧阳修读到这一段，拍着曾巩的背说：“子固知我也。”
　　
曾巩散文的渊源来自于3个源头：先秦儒家、两汉散文家、唐宋散文家。宋代有两个人对曾巩影响最大——王安石和欧阳修。曾巩最开始向王安石学习写文章，欧阳修向曾巩谈起王安石的散文时说，王安石的散文思想不够开阔，学习古人过于拘泥。之后，曾巩重在学习王安石的“峻洁古奥”。欧阳修最终促成了曾巩散文风格的定型，也就是“纡徐婉曲”。

曾巩有一篇墓志铭，叫《殿中丞监扬州税徐君墓志铭》，写的是唐代末年的徐温的家族兴衰史。唐代末年天下大乱，分成了十几个小国，杨行密占据了淮南。徐温辅佐杨行密，所以徐家的后代都受到了荫封，在淮南这个地方，徐家很快就成了名门望族。但是唐代灭亡以后，徐家立即就随之败落了。曾巩叙述了这段历史过程之后，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富贵之不可久恃，亦何必异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义挈挈以觊幸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处也哉！”这段话从一个家族的兴衰上升到历史的兴废，以特别简练的语言写尽了人世间的沧桑。见识高远、感慨深沉、笔力雄健，往上推，它毫不逊色于唐代的杜牧、李商隐的伤情怀古；往下看，它也完全可以和欧阳修相媲美。（信息源自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高长山）

唐宋八大家之——《曾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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