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玄教授自1946年起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是研究明清小说史料的知名专家。从我记事起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他家一直住在南开大学西村24号，我家住19号，我们两家是斜对门的邻居；他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中华人民”。其中老三叫朱予人，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初中的同年级同学。由于这两层关系，我称呼朱一玄教授为朱伯伯。
听父亲告诉我，朱伯伯年轻时曾经被错划为右派，不能上台讲课，只能在资料室打杂，干重活，工资收入也相应减少。由于工作劳累，再加之心情不好，感染了肺结核。当时他家四个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最大的刚过10岁，生活本来就不富裕，朱伯伯又罹患重病，更加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到我上小学时，他的病情才逐渐缓解，生活窘态也略有改善。
在我们初中二年级时，十年浩劫开始。由于朱伯伯是摘帽右派，自然在劫难逃；无休止的抄家、劳改、批斗折磨得他心力交瘁，可谓历尽磨难。
1969年，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下乡插队，我和朱伯伯的三儿子朱予人都被分配在河北省阜城县，但是不在一个公社，相距约有二十公里，交通不便，因此来往很少。只是听别的知青说，朱予人插队的那个村子很穷，劳动一年不但不能分红，甚至还需要向生产队里交钱，也就还需要家里父母给予补助接济。当时我想，朱伯伯什么时候能松口气呢？
1978年前后，大
听父亲告诉我，朱伯伯年轻时曾经被错划为右派，不能上台讲课，只能在资料室打杂，干重活，工资收入也相应减少。由于工作劳累，再加之心情不好，感染了肺结核。当时他家四个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最大的刚过10岁，生活本来就不富裕，朱伯伯又罹患重病，更加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到我上小学时，他的病情才逐渐缓解，生活窘态也略有改善。
在我们初中二年级时，十年浩劫开始。由于朱伯伯是摘帽右派，自然在劫难逃；无休止的抄家、劳改、批斗折磨得他心力交瘁，可谓历尽磨难。
1969年，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下乡插队，我和朱伯伯的三儿子朱予人都被分配在河北省阜城县，但是不在一个公社，相距约有二十公里，交通不便，因此来往很少。只是听别的知青说，朱予人插队的那个村子很穷，劳动一年不但不能分红，甚至还需要向生产队里交钱，也就还需要家里父母给予补助接济。当时我想，朱伯伯什么时候能松口气呢？
1978年前后，大